文 | 天津大學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熊文釗

　　1981年4月創刊的《瞭望》，是新中國第一本時政新聞周刊，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已走過40個春秋。為紀念創刊40周年，特別撰文，講述我與《瞭望》以文結緣的幾則難忘的故事。

　　忠實的讀者和撰稿人

　　《瞭望》1981年創刊，這一年我就讀於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時常在期刊閱覽室閱讀，最喜歡看的期刊就包括《瞭望》。印象比較深的，是1984年讀到過費孝通以《小城鎮 大問題》為題在《瞭望》上發表的系列文章，1985年在《法學雜誌》上發表學術文章中還將其作為了參考文獻。後來到中央民族大學任教，時常有機會見到費先生，聆聽費先生關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以及關心小城鎮發展的宏論。

　　2005年秋，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教授邀請參加一個關於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學術研討會，本人在會上做了《大國治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創新》的主題發言，《瞭望》周刊時任副總編輯湯華與會並對我的主題發言很關注，會議結束時與我交談並互換了名片。此後，不時接到《瞭望》周刊的電話採訪或是專題約稿，從最初的忠實讀者變成了既是讀者又是被採訪者和撰稿者，從電腦字庫中經常將《瞭望》的“瞭”字用“了”字替代到電腦字庫中有了“瞭”字，從此與《瞭望》結下不解之緣。

　　據不完全統計，自2005年10月以來，《瞭望》先後刊發了我撰寫的《法律保障央地關係》《處理央地關係的原則》《宏觀調控中的央地責任》《行政問責走向制度規範》《部委行政副職多少為宜》《〈反壟斷法〉規制外資並購》《政府改革新定位》《堅持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國家憲法日是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憲法司法化”的不妥》《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探悉》《“省直管縣”要克“短板”》《公務員央地分考待變》《公民文化權益將獲更有力保障》等30余篇署名文章。這些文章凝聚了編輯們不少心血，大部分文章的標題都是由編輯部根據周刊的特點重新擬定的，有的作為卷首語，有的作為專家視點，更多的是專題約稿，所涉及的主題大多集中於治國理政及政府體制改革方面，其中關於央地關係、大部門制改革、減少副職、防止國家政策部門化等幾組文章産生了較大影響。

　　幾組産生較大影響的文章

　　一組是關於大部門制改革的文章。

　　自2006年以來，《瞭望》刊發了我撰寫的多篇圍繞大部門制改革的文章，包括《探討政府職能整合原則》《政府機構改革基本思路》《“大部門”前瞻》《大部門循序漸進》《“大部門制”中考》等。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許多讀者猜測《瞭望》事先聽到了什麼“風聲”，才會有這方面的系列文章發表。其實，哪是聽到什麼“風聲”？確是《瞭望》把握時代脈搏、洞悉改革前沿的高端定位使然。正如《瞭望》人所説：當好時代的瞭望者，必須“察人之未察，見人之未見，言人之未言”。

　　一組是對副職過多的“叫板”引發社會關注。

　　機構臃腫問題常常表現為機構林立，相互扯皮；人浮於事，相互掣肘。通過大部門制改革，可以有效整合相近管理要素，減少機構設置；通過減少副職，依法確定人員編制。《部委行政副職多少為宜》一文對國務院各部委副職的超編情況予以揭示，根據國務院組織法副職2～4人的剛性規定對副職超編提出質疑。此篇文章的標題和結論性意見雖經編輯部做了溫和的調整，一經刊發，還是引發了各級各類媒體對於副職過多問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諸如某縣十七個副秘書長、某市十幾個副市長、某局八九個副局長等。後來又在《瞭望》上發表了《如何遏制副職超員》等文章，都有很高的關注度。

　　另外，為遏制“部門利益”和減少議事協調機構所寫的文章，受到高層重視。如2006年5月刊發在《瞭望》上的題為《防止國家政策部門化》一文，指出了國家政策部門化的嚴重弊端，提出了遏制“部門利益”的極端重要性和建言。該文引起時任國務院總理的重視並作出重要批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長向東一行受託專程到新華社第二工作區的瞭望周刊社，就“遏制部門利益”召開專題座談會聽取有關作者意見，關於“遏制部門利益”的建言被國務院有關政策文件所吸收採納。

　　對《瞭望》的幾點認識

　　與《瞭望》結識十餘年，給刊物寫了多篇稿件，也多次接受《瞭望》記者的採訪，有兩點印象極深。

　　一是為決策者提供及時有用的建議的署名文章比較難寫。

　　作為時政新聞周刊，《瞭望》每月要出四期，撰稿要求時效性強。要保證信息的時效性，就須提前籌劃。如每年年初，編輯部都會圍繞兩會主題進行選題策劃、組稿約稿。通常都是年前約稿，年後提交，編輯部和撰稿者春節假日無休是常態。

　　作為治國理政的決策參考，《瞭望》對撰稿質量要求極高。要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為各級決策者提供及時有用的建議與政策解讀，必須練就過硬本領，提升洞察力、識別力、判斷力。為《瞭望》撰寫稿件，篇幅不長，但信息量要大，要語言簡潔、觀點明確、立意高遠、言之鑿鑿，需用有限的文字闡明問題與觀點，以如炬的目光，清醒地發出時代之先聲。

　　二是《瞭望》的時政採訪選題新，記者采寫能力強。

　　《瞭望》每期刊發的文章中有相當比例是由周刊社記者采寫的，這些文章主題鮮明，專家解讀博採眾長，引領方向，凸顯了《瞭望》的高端和權威，詮釋了《瞭望》的品格和力量。一批又一批《瞭望》“本刊記者”以《瞭望》作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展現了一個又一個專家學者的智慧和觀點。

　　我本人接受《瞭望》記者的採訪有數十次，深切感受到《瞭望》記者的敬業和專業。還記得王健君等記者采寫《能源委考驗大部制改革》一文時的情形。作為被採訪專家，我表達了“設立議事協調機構能源委員會，意味着能源管理體制的協調性仍待改善；由兩位政治局常委分別出任主任和副主任,再次表明中央高層對能源工作的高度重視,意義深遠”等觀點。在談到由總理親自出任該委員會主任時，聯想到時任總理擔任議事協調機構主任達21個之多，便不經意地發出了“總理太累了”的感嘆。沒想到，記者寫進文章中的這一感嘆被各類媒體競相報道和轉載。一時間，總理進災區、下煤窯、入民居、聽民意、重民生……“給了我們無限的溫暖和信心，是13億人民鍥而不捨、奮鬥不息的好榜樣”的報道成為了一個新聞熱點。

　　值此《瞭望》創刊40周年之際，回顧這些與《瞭望》有關的片段記憶，權且作為紀念。《瞭望》是我的良師益友，伴隨我的學術成長和進步。作為時代潮頭的瞭望者，它見證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祝願《瞭望》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上永葆初心，持續努力瞭前沿、望遠方，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