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記述了朱表案發後一系列曲折的過程。其中包括朱表做假賬企圖掩蓋糧庫虧空，案發後對抗調查，堅稱自己是“自首”，還涉及朱表使用劣質米入庫企圖掩人耳目等“神操作”

➤考古學者研究出土簡牘發現，從秦代到三國時期，執政者對小吏貪腐行為“緊盯不放”

➤已經解讀出的長沙、湘西、益陽等地出土的簡牘，顯示從秦漢到三國魏晉時期，反腐制度建設已經趨於嚴謹、縝密

➤妥善保護和深入挖掘古代簡牘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有助於厚植廉潔文化土壤，鞏固廉潔文化陣地，教育引導人們把崇德尚廉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蘇曉洲 謝奔 明星

　　小小簡牘，承載千秋歲月。隨着更多深藏於簡牘中的文化密碼被破譯、解讀，歷經五千多年傳承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帶給今人更多啟示。

　　湖南省益陽市博物館，珍藏着益陽市兔子山遺址2013年出土的一枚簡牘，上面記錄了一起塵封兩千多年的西漢貪腐案。

　　考古專家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這枚大型木牘用隸書書寫100多個漢字，記載着一位名叫“勳”（姓氏不詳）的官員因貪污而被懲罰的經過。

　　當時，益陽縣每年向長沙郡上繳錢糧，“勳”在赴長沙上繳錢糧途中，監守自盜將錢糧貪污。中飽私囊的罪行被發現後，“勳”的貪污所得被追回，並被判處刑罰。此案於西漢漢平帝劉衎在位時期的元始二年（公元前72年）十二月審結，距今已有2096年。

　　湖南出土的大量從秦漢至三國的竹簡木牘，詳細記述了多起反腐案件。古老文字拂來清廉之風。這些穿越歷史長河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産，刻畫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藏的“廉政基因”。

　　貪官落馬

　　位於長沙市天心區白沙路的長沙簡牘博物館，是國內首座集簡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和陳列展示於一體的現代化專題博物館，藏品主要為長沙走馬樓出土的10萬餘枚三國孫吳時期簡牘和2000余枚西漢時期簡牘。

　　多年來，文物工作者將零散、發黑甚至變形、缺損的簡牘揭剝、辨識、編排、整理，積極開展研究。該館副研究員熊曲介紹，通過簡牘的史料發掘，一個三國時期東吳的反腐案件——吳昌縣縣令朱表盜米案浮出水面。

　　簡文記載，大約在公元234年至237年間，朱表在擔任長沙郡（治所臨湘，今為長沙境內）下轄的吳昌縣縣令時，違反糧倉管理有關規定，私自提取“中倉”米應急。其中，七十斛給鄱莽和仁（人名），又為路上口糧五十斛、給兩傍人“各廿五斛”，共計一百七十斛。

　　簡牘記述了朱表案發後一系列曲折的過程。其中包括朱表做假賬企圖掩蓋糧庫虧空，案發後對抗調查，堅稱自己是“自首”，還涉及朱表使用劣質米入庫企圖掩人耳目等“神操作”……

　　研究人員介紹，三國時期東吳一斛大約相當於現在20.4升，一百七十斛米大約相當於3468升，在生産力十分落後的三國時期可謂“涉案金額巨大”。此案或牽涉到三國著名人物諸葛恪，“驚動”吳國最高統治者孫權過問並下令徹查。由於案情複雜，案件查辦也一波三折。長沙郡辦案官員細緻調查，以證據説話，最終認定朱表盜米案罪名成立，判決朱表“不應為自首。乞傅前解，行表軍法”。

這是藏於長沙簡牘博物館的記錄許迪盜米案的木牘之一，

左側為上級批復文字“然考人當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資料圖片） 長沙簡牘博物館供圖

　　“耗子”被抓

　　考古學者研究出土簡牘發現，從秦代到三國時期，執政者對小吏貪腐行為“緊盯不放”。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裏耶古城出土的3.7萬餘枚秦簡中，一個“公船追索案”被官吏詳細記載。

　　距今2200多年前，遷陵縣司空守（一個縣負責工程營建的官員）“樛”報告縣府，稱竟陵蕩陰有一個叫“狼”的人，以“借”的名義拿走公家一條長三丈三尺的船，一直沒有歸還。

　　“狼”是司馬昌（司馬是重要的軍事官員，昌是人名）的屬下，縣府遂告知司馬昌，讓他催促“狼”還船。司馬昌回復：“狼”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複審中，人在卒史（郡級屬吏）“衰”“義”處。今將財物校驗清點文書抄錄一份上報，通過“衰”“義”向“狼”訊問船在什麼地方，如果丟失，就寫一份債券給遷陵縣府。寥寥數語充分展現了秦代律令之威嚴。

　　在長沙簡牘博物館，展陳文物和動漫短視頻講述了一則三國時期懲辦“小吏大貪”的案件。

　　熊曲等研究人員介紹，這起案件見諸長沙走馬樓出土的《錄事掾潘琬》木牘等400多枚簡牘。史料顯示，當時的小吏許迪被差遣到淕口典賣官鹽，利用職務便利盜用賣鹽所得的米112斛6斗8升（約等於1724公斤）。

　　擔任類似今天“巡視巡察”工作的尚書，在檢校長沙郡嘉禾二年官鹽簿時，發現許迪在賣鹽記錄中只記錄了賣鹽數、得米數，卻沒有記錄“鹽米量”即鹽米的兌換比價。嘉禾四年，官員廖咨按要求核查倉米賬目，並問許迪相關情況，由此“東窗事發”。

　　許迪在東漢建安廿一年（公元216年）擔任縣吏，東吳黃龍三年（公元231年）正月廿日為淕口賣官鹽，至嘉禾四年（公元235年）事發，已經為吏二十載。或許是自知罪孽深重，許迪為了逃避懲罰，使出渾身解數。

　　首輪審訊，許迪承認了犯罪事實。但進入“二審”環節（錄見督軍）時，他改辭翻供，否認盜用，堅稱“未入公倉的112斛6斗8升米為預留作為搬運、加工費的余米，自己並未據為私用”。同時，他還利用監管疏漏，指使其弟篡改相關賬目，企圖裏應外合，把水攪渾……

　　這些招數被案件調查方一一識破。最終，面對確鑿證據，許迪低頭認罪，承認盜米事實，接受法律嚴懲。

　　記述許迪案的簡牘中，還有很多其他廉政細節。比如，東吳政權嚴格監督承擔收購、儲存、經營糧食重要職責的官吏，對伺機漁利造成國家損失、影響糧食安全的“糧耗子”嚴懲不貸；查辦糧食貪污案不力的官吏，也承擔連帶責任被一併懲處；法律對“腐敗分子”自首寬大處理，但對拒不認罪、百般抵賴者則加重處罰……

　　“1700多年後重新審視這一小吏貪腐案，仍然能帶給我們震動。”長沙市紀委監委第九審查調查室主任鐘建平説，許迪案查案過程曲折複雜，最終辦成“鐵案”，生動展現了我國古代嚴肅反貪治腐的力度，對推進反腐敗鬥爭具有借鑒意義。

長沙簡牘博物館參觀者絡繹不絕（2024 年 5 月 1 日攝） 蘇曉洲攝 / 本刊

　　“籠子”紮緊

　　研究人員告訴記者，已經解讀出的長沙、湘西、益陽等地出土的簡牘，顯示從秦漢到三國魏晉時期，反腐制度建設已經趨於嚴謹、縝密。

　　比如，裏耶秦簡記述：一個名叫“銜”的倉管報告，上洞庭尉府公幹人員名單附在公文背面，由一個名叫“溫”的人帶隊，有兩名士兵陪同。遷陵縣提供的差旅伙食僅限三月。請經過的各縣、鄉按照相關規定提供保障。研究人員介紹，這份秦簡中的文件，相當於現在的“公務接待函”，意在規範公務接待，避免鋪張浪費和損公肥私。

　　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東吳簡牘，記載了嚴密的防範“糧耗子”措施。

　　比如，有簡牘分三欄書寫州中倉吏領受各類租、稅、限米等情況。內容為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三天的數據。三天中，倉吏領受的雜米有：稅米、餘力租米、吏帥客限米、司馬黃松限米、佃帥限米、佃吏限米、私學限米、新吏限米、八億錢米，等等。負責領受的倉吏包括郭勳、馬欽、張曼、周棟等四人，而上報者為已經離開倉吏崗位的潘慮。林林總總，無不顯示當時賦稅入賬的分工明確，賬目管理制度較為成熟。

　　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李鄂權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説，從司法史的角度考量，許迪盜米案研究意義豐富。記載此案的簡牘顯示，三國時期法紀嚴明，治貪力度大，注重查案過程要經過嚴謹的程序和步驟，強調材料要經過多方驗證核實。同時明確要求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權益，“考人尚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即結論要力求真實可靠，不能隨意刑訊逼供。

　　簡牘研究學者、深圳技術大學教授王樹金介紹，已發掘的秦簡顯示當時對官員事無巨細的嚴格要求。

　　比如，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簡《法律答問》中規定，對於盜竊錢財、挪用公款，均視同盜竊，以盜竊罪論處。又如在公車管理方面，一枚裏耶秦簡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遷陵縣一個叫“建”的邦侯守（駐軍負責人）通告當地主管：御史有指示，從現在開始，縣府公務借用驛站馬匹，搭乘與公務無關的人員，或用於其他用途，距離一里以上，視同貪贓，參照偷盜的相關律令處罰。

　　秦簡裏還記錄着當時制定的詳細的“公務接待每餐規定”“官府伙伕、車輛配置標準”和“官吏出勤考核制度”。比如，規定：接待御史卒人，主食粺米半斗，副食菜羹、韭蔥，醬四分之一升；接待三級爵位以下和無爵小吏們，糲米一斗，副食菜羹，鹽二十二分之二升；官府工作人員15人以上，每10人配1伙伕，每15人配1輛牛車和1個看牛人；官吏上班為早上7點，下班為下午5點；把不用拷打、恐嚇而辦好案件作為評判官吏好壞的標準之一，反對濫用刑罰、屈打成招……

　　“古代簡牘涉及廉政的內容豐富，積澱了深厚的廉政思想和寶貴經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紀委監委宣傳部部長楊挺認為，妥善保護和深入挖掘古代簡牘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有助於厚植廉潔文化土壤，鞏固廉潔文化陣地，教育引導人們把崇德尚廉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