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5000年不中斷，除了自身有強大傳統外，還在於不斷與周邊地區進行交往融合。”

➤“5000多年前，源自西方的小麥和源自中國的粟、黍以阿勒泰為中轉站，一個東傳，一個西進，為生存和繁衍提供物種資源，造福東西方人民。”

➤“展覽中展出的文物正是文化交流中的‘翻譯’。”策展人勞拉·韋格説，“通過展出一系列不同歷史時間段、不同國家的文物，展現材料、圖案、造型等文化藝術元素是如何在東西方之間傳播的。”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楊一苗 張玉潔 張瑜 張馨文 王強 王峰

　　今年是“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十周年。絲綢之路是經濟交流之路，也是文明互鑒之路。它讓異域珍品紛至沓來，也使中國瑰寶走向世界。

　　歐亞大陸間延續千百年的交流往來，留下許許多多文明的印記。這些文明交流的印記該怎樣解讀？主要分佈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距今5000多年的馬家窯彩陶風格，竟與黑海地區、南亞次大陸上的彩陶“撞衫”。這是歷史選擇還是偶然巧合？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古之長安、今日西安出發，途經甘肅、新疆，一路向西，到達意大利首都羅馬，在行走中尋找答案，體驗多元文化的獨特魅力；走進博物館，與絲綢之路沿線的文化遺跡、文物古跡“相遇”，一覽文化與思想、科技與藝術交融交匯碰撞出的絢爛火花，憧憬這條千年友好合作之路續寫世界文明交流新圖景。

 

王建新（中）在新疆石人子溝遺址進行考古調查（資料照片）   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供圖

　　從長安出發：

　　尋找絲綢之路的“引子”

　　考古學家、西北大學教授王建新已經在古絲綢之路上尋跡文化遺存20餘年。

　　作為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從2000年開始，王建新帶領學術團隊，從西安出發，在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沿線經過大量的考古調查和文獻考證，逐漸發現了游牧民族文化遺存的特徵和分佈規律，並初步確認新疆東天山的美麗草原是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

　　“大月氏可以説是絲綢之路緣起的‘引子’，”王建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但是長期以來，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一直沒有得到確認。對古代月氏的研究，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重大學術課題。”

　　2200多年前，原本居住在中國新疆東部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受到匈奴人的打擊後，踏上漫漫遷徙之路。其中人數較多的一支——大月氏沿着天山一路向西，最終在中亞阿姆河北岸、西天山西段建立新的家園。公元前139年，張騫受命從長安出發，前往西域，尋找大月氏。

　　2100多年前“尋找大月氏”促成的鑿空之旅，開闢了一條始於長安、經河西走廊、穿越天山南北、橫跨中亞、直達波斯和羅馬的陸上絲綢之路，為歐亞大陸帶來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深度交流。

　　如今，為進一步印證新疆東天山沿線的文化遺存屬於歷史記載中的月氏人，必須找到西遷之後大月氏人的考古遺存。從2009年開始，中國考古學家陸續與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的考古學家合作，在西天山地區開展聯合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

　　聯合考古的成果讓人驚喜不斷：在西天山地區新發現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和農業文化的聚落遺址；確認了中亞地區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貴霜文化的特徵及分佈範圍；建立了《史記》《漢書》等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與考古遺存之間的&&，出土了大量鐵制兵器、陶器、珠寶等。

　　2023年，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實現了在中亞五國考古工作的全覆蓋，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例如，在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州拜松市拉巴特遺址開展了補充發掘，發掘出古代月氏人的墓葬42座，為進一步研究古代月氏文化提供了新資料。

　　近期，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正與撒馬爾罕考古研究所合作，對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州蘇爾漢河東岸新發現的契納爾特佩遺址進行發掘，有望為研究貴霜文化提供新的資料，進一步厘清古代月氏與貴霜的關係。

　　考古工作者在接連出土的文物遺存中看到了多處“相似”，成為文明之間交流對話的標記。在庫勒特佩一座墓葬中發現的馬蹄形帶扣，其外形與吉林榆樹老河深鮮卑墓出土的銅鎏金神馬紋帶扣酷似；在考克特佩出土的四乳四虺鏡與長安漢鏡形制紋飾雷同，近乎同范；在阿克塔姆發現的昭明連弧紋銘帶鏡也與長安漢鏡幾乎相同……

　　王建新説：“這些文物既有突出的草原特色，又有鮮明的中原風格。千百年來，絲綢之路上的人們互通有無、互學互鑒，共同創造了延續至今的輝煌歷史。”

 

伊朗花瓣邊緣青花瓷盤    張馨文攝 / 本刊

　　甘肅馬家窯：

　　5000多年前的“撞衫”

　　絲綢之路的故事，遠在“絲綢之路”之前。

　　張騫只是有史可據的“鑿空”西域第一人。在張騫之前，絲綢之路上就已經有了許多先行者。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證實，這一連接歐亞大陸的陸上通路，在漢代之前，就留下了諸多文明交流的印記。

　　將時間指針撥回到100年前。

　　1924年，剛剛完成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發掘的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來到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村。在這裡，他對史前人類遺址進行考察，並命名為“甘肅仰韶文化”。安特生在馬家窯發現了中國彩陶與中亞和黑海西岸彩陶的相似性。

　　彩陶，是馬家窯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在甘肅馬家窯彩陶文化博物館，記者看到，濃亮如漆的黑彩、紅彩、白彩，繪製在橙黃色的陶底上，形成靈動的水波紋、漩渦紋、網格紋。罐、壺、盆等豐富的器形和光滑細膩的外表，讓馬家窯彩陶更多了幾分優雅之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長期研究馬家窯文化，曾赴數千公里之外的羅馬尼亞、烏克蘭一帶開展工作。他發現，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為中心的庫庫特尼—特裏波利文化，幾乎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彩陶的大繁榮。這種相似，被近年來考古研究工作不斷印證。

　　李新偉説：“令人稱奇的是，兩地彩陶在紋飾和器型上都高度相似，風格相近，它們常運用弧線三角和平行斜線的組合，也都做陶塑人頭像。”

　　李新偉認為，“庫庫特尼—特裏波利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後來走上不同的發展歷程，但在5000多年前，它們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相距數千公里，卻幾乎同時興起、同時衰落，相似的彩陶文化背後，是相似的史前農耕文明特徵。”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認為，馬家窯文化在早期中國的對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馬家窯文化經新疆傳至中亞，源自中國的粟、黍也隨之向西傳播。中亞的鋸齒紋等紋飾出現在馬家窯彩陶上，來自西方的綿羊、黃牛最早也是在馬家窯文化的區域中發現的。他説：“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5000年不中斷，除了自身有強大傳統外，還在於不斷與周邊地區進行交往融合。”

 

中國南宋鳳首長頸瓶    張馨文攝 / 本刊

　　新疆阿勒泰：黍麥在這裡相逢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位於亞歐大陸腹地，周邊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八國接壤。“絲綢之路”使新疆成為多種文明交流融匯之地。新疆各地發現的彩陶、銅鏡、海貝、玻璃珠飾、鳳鳥紋刺繡等文物已清晰地昭示，在夏商周時期，就已存在經由新疆天山廊道和河西走廊，連接中原和亞歐草原的通道；殊方異域的各類奢華珍奇和冶金、農業、畜牧技術及物品，通過這條綿延不絕的通道交流傳播。

　　新疆阿勒泰地區位於阿爾泰山腳下，額爾齊斯河奔騰而過，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文明交匯、傳播的重要樞紐，也是東西方糧食作物傳播的通道。

　　在阿勒泰地區博物館，記者看到通天洞遺址中發掘出土的産自約5200年前的碳化麥粒。這是國內發現最早的麥粒遺存，在同一個遺址，還發現新疆境內最早的碳化黍粒遺存。

　　黍，又叫糜子，去皮叫黃米，是商代的重要農作物，最早在我國華北、西北、東北等地種植。

　　麥，是今天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但它不是本地植物，數千年前從中、西亞傳入我國，商代很少見。

　　這兩種地理位置相距甚遠，在古代看似難有交集的糧食作物，卻在5200年前相聚在新疆阿勒泰地區，通過對該地區阿依託汗一號墓人骨進行碳氮分析，推測麥、粟、黍可能已經是當時人們的食物來源。

　　“5000多年前，源自西方的小麥和源自中國的粟、黍以阿勒泰為中轉站，一個東傳，一個西進，為生存和繁衍提供物種資源，造福東西方人民。”阿勒泰地區博物館研究館員卓婭·巴合提説。

　　在經濟、政治的密切往來中，東西方文化在新疆交流薈萃，形成文化百花園。

　　在吐魯番博物館，一幅出土於吐魯番巴達木墓地的伏羲女媧像絹畫格外引人注目，絹畫上的女媧深目高鼻，伏羲絡腮卷須，他們身着對襟的胡人服裝，儼然是少數民族形象。

　　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陳愛峰説：“在吐魯番出土的眾多《伏羲女媧圖》中，除了有少數民族形象，也有傳統漢人形象的伏羲女媧，生動反映了當年吐魯番盆地各民族雜居、交融的情景。”

 

中亞蒙古金織錦風格的紡織品    意大利都靈東方藝術博物館供圖

　　聯合特展：歐亞大陸的“翻譯”

　　歐亞大陸間延續千百年的交流往來，留下許許多多文明的印記。這些印記該怎樣解讀，又應該由誰來“翻譯”？從意大利都靈今年新開設的聯合特展“歐亞大陸的‘翻譯’”中，可以找到答案。

　　展覽在意大利都靈東方藝術博物館舉辦，這座博物館也是意大利以及歐洲最重要的東方藝術博物館之一。其擁有的文物藏品時間範圍從新石器時代到20世紀初，平均每年接待訪客超過10萬人次。

　　“展覽中展出的文物正是文化交流中的‘翻譯’。”策展人勞拉·韋格説，“通過展出一系列不同歷史時間段、不同國家的文物，展現材料、圖案、造型等文化藝術元素是如何在東西方之間傳播的。”

　　勞拉·韋格最“偏愛”的展品是一組蒙古金織錦風格的織品碎片，它們來自13世紀中亞地區。令人稱奇的是，從這些曾經被用作地毯、窗簾等的織物上，可以識別出中國古代經典神獸麒麟和龍的造型。

　　勞拉·韋格評論稱：“織錦上的麒麟圖案説明，中國元朝流傳來的紡織品受到西方各階層珍視。雖然相距遙遠，但歐洲和亞洲都屬於歐亞大陸這一個整體，文明之間的聯結十分緊密，商貿、文化、藝術等領域交流密切。”

　　在這個展覽上，還有兩件展品相映成趣、互為“解讀”。一件是明代月型青花瓷瓶，産於中國的景德鎮，瓶上的幾何形裝飾布局和八角星形圖案，則與西亞和中亞地區使用的器物具有相似性。研究者認為，這是當時中國陶藝家順應西方買家的需求和口味，對中國青花瓷進行了融合創新。

　　另一件是意大利畫家喬凡娜·加佐尼的青花瓷靜物畫，畫作中精美的青花瓷瓶，不僅是中國瓷器和藝術在歐亞大陸流通的明證，也再現了15世紀以來歐洲宮廷對東方情調的熱愛。

　　勞拉·韋格説：“這些畫屬於荷蘭靜物畫流派，畫面上瓷器的藍色部分閃閃發光，這是畫家刻意塑造的顏色質感。當時歐洲還生産不出青花瓷，中國青花瓷在歐洲不是普通的餐具花瓶，帶有一定神奇的‘魔法’光環，畫家由此做了特殊處理。從加佐尼的畫可以看出，中國和歐洲的交流並不是單線程的，而是網狀的，在各個國家、各個領域、各個階層都有互相影響。”

　　中國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使者”。在意大利羅馬的文明博物館，珍藏着一款中國南宋鳳首長頸瓶，這件珍品肚圓長頸，瓶口外翻，飾以鳳頭。據博物館介紹，其“鳳頭”像是一種鳳凰與仙鶴的結合體，而仙鶴是波斯神話中的一種神鳥，這是東西之間商品和文化密切交流的證明。

　　土耳其古都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帕宮（又稱老皇宮），珍藏着許多沿古絲綢之路而來的中國瓷器。

　　老皇宮博物館館長伊爾汗·科賈曼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瓷器在奧斯曼帝國史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博物館藏有1.2萬件中國瓷器，屬於中國元、明兩代的青瓷就有1354件。目前展出的約400件藏品多是蘇丹及皇室成員的御用品，以及招待外國使節時使用的餐具。

　　科賈曼説，在館藏精品中，一些中國瓷器的表面，裝飾有伊斯蘭宗教祈禱和讚美銘文，這些瓷器顯然是奧斯曼帝國向中國專門訂制的産品，經由古絲綢之路的駝隊，運至歐亞交界處的土耳其。

　　近年來，中土兩國文化及文物交流日益頻繁。中國的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陜西各博物館的文物精品就曾組團到托普卡帕宮展出。科賈曼向記者透露，可以展示近3000件古代瓷器精品的新瓷器館正在建設中，有望在年內開放。

　　更多更廣泛的文化交流正不斷推進，王建新介紹，今年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將與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蒙古國、俄羅斯、尼泊爾等國開展聯合考古工作，發掘文明往來之史，見證文明融合之美，啟迪文明發展之路。□

中國明朝月型青花瓷瓶    意大利都靈東方藝術博物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