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裏蘭卡科倫坡港口城全景（2021 年 12 月 2 日攝）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公司供圖

　　港口，是經濟社會的關鍵基礎設施，是全球資源配置的關鍵樞紐。全球化時代，港口在世界經濟運行中發揮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人們也比以往更加重視港口的經濟價值。

　　21世紀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貿易繼續快速增長，帶動着港口基建需求的擴大；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也在着力提升港口運營效率和港航發展動能。

　　發展港口和臨港經濟，進而帶動更多相連城市及腹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解決發展赤字最迫切的需求之一；與此相關的國際港口合作，回應了國際社會的利益關切，正成為歷史潮流和時代熱點。

　　國際港口合作如火如荼之時，一些項目也遭遇了惡性競爭和質疑非難。

　　面對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經貿快速發展、港口航運業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一些西方國家重拾零和思維，企圖通過各種政策工具阻撓競爭對手海外港口項目合作的推進與落地，以維護西方的“國際權力”。

　　不同於歷史上的殖民式掠奪或霸權式控制，當下港口博弈的核心內容，已演變為一些西方國家遏制競爭對手發展空間、打壓其對外戰略。

　　圍繞美西方的戰略關切與圖謀、戰術框架與招法，《瞭望》新聞周刊約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王旭撰文進行了深入剖析。

　　她指出，從戰略上看，日漸衰落的美西方，最不願看到的局面就是競爭對手依託海外港口支點形成新的國際發展能力，進而改進國際經濟、政治、安全格局。

　　從戰術動作來看，經濟上，美西方不僅在傳統基建領域頻頻發力，聲稱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替代性”方案，同時也在不斷加碼新賽道，企圖以非對位競爭發起新攻勢；政治上，美西方設置了各種話語陷阱，抹黑競爭對手，干擾破壞其與相關國家的港口合作；地緣上，美西方重點關注“印太”地區，並慫恿個別國家充當“地區總代理”，妄圖將競爭對手擠出相關市場……

　　美西方的所謂“港口對衝”，必然破壞全球經濟合作的良好基礎，這種損害全球安全與發展利益的行徑，必然不得人心。

　　

➤美國一邊反思、哀嘆自身港口航運業的衰落，一邊重拾“海外港口是構建國際權力網絡的支點”“港口就是戰略網絡中的作戰基地”等地緣競爭思維，並不斷豐富着政策工具箱

➤對美西方來説，圍繞靠近資源能源産地的幹散貨港口碼頭展開競爭，就是要拿捏競爭對手的初級産品外循環

➤在數據成為優質生産要素、港口成為信息&&的當下，美西方更加重視對海運數字化主導權的爭奪，以掌握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相關信息，尤其是監控全球高技術産品的流向，同時要阻止競爭對手獲取相關數據

➤美西方愈發忌憚新興製造業強國通過海外港口拓展製成品貿易和中間品貿易以獲得更大的海外市場份額，實質是忌憚對手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正是因為熟知這種歷史演進，美西方越來越擔憂競爭對手通過港産城的聯動效應來塑造國際産業布局，對國際産業布局擁有更大影響力

➤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模式不訴諸武力和佔領，而是謀求通過長期的、系統性的投入來拓展大國的經濟影響力、制度塑造力和認知感召力

　　文 | 王旭

　　

　　早在20餘年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就認為，21世紀港口將成為國際性增長活動和經濟活動的節點，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樞紐。根據這種判斷，長期以來有不少專家學者就港口對國際物流、産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合資、並購、長期租賃和特許經營等商業模式，以及綠色、智慧、集群化等港口未來發展方向進行分析探討。鮮少有人關注的是，港口在全球經濟運行中發揮獨特作用的背後，常常是國家行為體的意志和戰略訴求。

　　一國國內港口與海外港口連點結網，支撐起了其海外利益和對外影響力網絡，涵蓋海上通道和資源能源安全保障、國際産業布局、海外市場開拓和地緣影響拓展等內容，因此，關乎國家發展與安全的海外港口支點一直是大國的戰略博弈重點。

　　近代以來，歐美的對外戰略實踐催生了海外港口支點戰略研究。如近代西方資産階級思想先驅格勞秀斯勾勒出了全球以港口為節點連接起貿易網絡的圖景，認為人類追求“海洋自由”的初心是貿易權、國際戰略支點利用權和航海權。這成為西方以武力敲開別國大門迫其開放港口並建立殖民地的理論支撐之一。“海權論”鼻祖馬漢則認為，海上航線具有重要的價值，港口就是戰略網絡中的“作戰基地”。

　　如今，隨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港口在供應鏈、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對外戰略等多個方面的戰略作用日益凸顯，美西方亦開始重拾海外港口競爭戰略。

肯尼亞蒙巴薩油碼頭（2023 年9 月 20 日攝） 攝影 / 本刊

　　港口競爭又成戰略關切

　　回顧歷史可見，港口航運業的發展壯大曾經伴隨着美國的崛起。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就先後頒佈多個法案支持港航業發展，1830～1860年的三十年被稱為美國航運業的“黃金時代”。

　　一戰到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又通過&&新的航運法案來推動美國海上霸權崛起。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頭號海上強國。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格局、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得到重塑，美國成為獲益方。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是確立了“一超”地位。

　　此時，美國以軍事、美元、科技、國際話語權為主要工具支撐起霸權體系，擁有美元霸權、科技霸權的美國無須刻意以海外港口支點向他國施以經濟影響，其海外軍事基地也已完成強化政治、安全影響的使命，因此美國曾長期不太關心海外港口項目合作。

　　其間，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一度盛行，美國製造業大量對外轉移。産業空心化、人工成本高企等，又導致美國的造船、航運和港口基建等産業至20世紀中後期就已告別國際競爭第一梯隊。曾經高效服務於對外貿易的美國港口，如今已淪為其供應鏈最脆弱的環節之一。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經貿快速發展，帶動了港口航運業國際競爭力的快速提升。

　　美國眼中的對手國家全球港航業影響力、話語權的提升，以及對海外港口投資的不斷增長，令美國坐立不安。2021年以來，美國戰略界和學術界對於港航議題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多次炒作相關議題，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數度發布相關報告……美國一邊反思、哀嘆自身港口航運業的衰落，一邊重拾“海外港口是構建國際權力網絡的支點”“港口就是戰略網絡中的作戰基地”等地緣競爭思維，並不斷豐富着政策工具箱。

　　對內，是強化對國內港口的戰略投入。美國港口基礎設施發展計劃（PIDP）擬在2024財年提供5億美元用於提升美國港口和相關貨運基礎設施的效率和可靠性。根據拜登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該計劃將連續5年獲得預算支持。近日，拜登政府更宣布，“投資美國議程”將對美國港口基礎設施投資超過200億美元，旨在強化國家港口戰略安全。

　　對外，是主動挑起大國港口競爭。早在2020年初，美國便&&了戰略港口倡議（SPI），重點覆蓋地域是“印太”，內容是通過介入當地港口的建設來保護美國在東道國的利益，具體措施包括支持美國港口專家前往對象國港口、為海外港口和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援助等。與之相伴，特朗普的“藍點網絡”計劃、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均包含海外港口競爭內容。近日美國更宣布，對競爭對手在海運物流和造船領域涉嫌所謂“不公平的行為、政策和做法”展開新的301調查。

　　不僅美國，整個西方世界對於港口競爭的戰略關注都在回歸。七國集團拋出“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聯手推進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是其中的重要議題。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炮製出所謂“四邊機制”，同樣列出要在“印太”地區開展港口項目合作。2023年，美國投資斯裏蘭卡科倫坡港碼頭並交由印度公司運營，成為“四邊機制”中港口項目合作的“示範工程”。

德國漢堡港的集裝箱船（資料照片） 新華社 / 歐新

　　美西方的忌憚與圖謀

　　對於海外港口的戰略價值，西方一直有着較為充分的認知。歷史上也不斷上演着大國對海外港口支點控制權的爭奪：在圍繞地中海進行的地緣搏殺中，港口是各方必爭之地；大航海時代開啟後，西方殖民者以堅船利炮開路，迫使對象國開港開埠，將其佔據的海外港口支點打造為軍事支點、貿易節點……

　　大國圍繞海外港口支點之爭的實質是國際經濟、政治、安全權力之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美西方重拾海外港口競爭，既是懼怕競爭對手依託港航業崛起大幅提升國際影響力，也有遏制競爭對手發展空間、打壓其對外戰略推進的意圖。

　　其一，港口是國際貿易網絡與海上通道的支點。目前，海運承載着全球90%的貨運量，其作為全球物流主幹線發揮着公路、鐵路、管道運輸無法替代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不開展對外貿易，不倚重海上航線和海外港口來支撐對外貿易的運行。相較於流動的、漫長的海上航線，大國對更具穩定性的海外港口的掌控更容易實現。這也是美西方對海外港口格外敏感的原因——如果競爭對手掌控了海外港口，就可以據此來打通海上通道和貿易通道。

　　其二，港口是確保戰略性資源能源供應安全的關鍵環節。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需要從海外大量進口糧食、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生活資料和生産資料。相較於其他貨物，這些大宗商品更加依賴海運，主要經濟體因此高度重視靠近資源能源産地的幹散貨港口碼頭，視之為國際資源能源供應鏈上的咽喉環節。對美西方來説，圍繞這類港口碼頭展開競爭，就是要拿捏競爭對手的初級産品外循環。

　　其三，港口是信息流和技術流的樞紐。以往，港口是商品流、資金流的集散地，如今，隨着科技革命蓬勃興起，數字化、智能化港口建設正如火如荼，港口因此匯聚了海量港航數據，這些數據反映着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發展動態。在數據成為優質生産要素、港口成為信息&&的當下，美西方更加重視對海運數字化主導權的爭奪，以掌握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相關信息，尤其是監控全球高技術産品的流向，同時要阻止競爭對手獲取相關數據。

　　其四，港口是串起國際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關鍵節點。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海運集裝箱運輸逐漸普及，大幅降低了工業製成品和中間品貿易的運輸成本，助推了全球化發展，深化了國際産業分工。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過去30年間，中間品貿易在貨物貿易中的佔比已由30%上漲至70%以上。在此背景下，美西方愈發忌憚新興製造業強國通過海外港口拓展製成品貿易和中間品貿易以獲得更大的海外市場份額，實質是忌憚對手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其五，港口是國際産業布局的重要組成。狹義的港口是一個個物流碼頭。廣義的港口則是複雜的體系，包括碼頭、堆場、服務業等，它們向腹地延伸，深度嵌入港口産業園區的經濟運行之中。國際産業轉移的歷史經驗表明，港口産業園區的規劃，深度影響着相關國家的經濟和産業發展方向。目前，全球經濟總量的50%以上聚集在距海岸線寬度100千米以內的沿海地帶，60%的産值集中在入海口區域。全球500多個著名城市中，八成以上是港口城市。這些城市大多是一國一域的經濟重心，是産業集群所在，大多依託國際性港口産業集群的開發而崛起。正是因為熟知這種歷史演進，美西方越來越擔憂競爭對手通過港産城的聯動效應來塑造國際産業布局，對國際産業布局擁有更大影響力。

　　其六，港口是塑造國際權力格局的支點。海洋是大國博弈的重要區域，港口常常成為國際權力互動的焦點。港口天然具有國際屬性和連港成網的屬性，對一國港口城市經濟影響力的提升，亦將帶動地緣政治等綜合影響力的提升。日漸衰落的美西方，最不願看到的就是競爭對手依託海外港口支點形成國際權力網絡，進而影響國際經濟、政治、安全格局。

位於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安特衛普—布魯日港（2022 年 4 月 28 日攝）鄭煥松攝 / 本刊

　　大國港口競爭新模式

　　在新自由主義退潮、地緣博弈加劇的當下，海外港口支點爭奪已重回大國競爭前沿。如今，因現實條件的變化，大國港口競爭的主流模式已經不再是過去以歐洲國家為代表的殖民式佔領或美國的霸權式控制，而是轉為海外港口項目合作。

　　自大航海開啟全球海上“大交換”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對於海外港口支點的戰略訴求基本沒有發生變化，但大國港口競爭的戰略實踐形成了三種主要模式。

　　首先出現的是殖民式海外港口支點戰略模式，從權力與權益的範圍、邊界來看，這種模式的戰略作用最為綜合。其典型代表是歐洲殖民者經遠洋航行後在他國港口登陸，以港口為支點、以貿易為名擴張自身權力，將港口城市作為貿易樞紐、戰爭基地，隨後向內陸延伸其影響力。殖民式海外港口支點控制，通過破壞對象國主權完整來實現地緣政治影響、介入安全事務、攫取經濟利益。

　　後來出現的以美國海外駐軍為代表的美國霸權式海外港口支點戰略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産物。一方面，二戰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運動風起雲涌，使殖民式海外港口支點戰略模式難以為繼。即使是全球頭號強國美國，也不能再像崛起後的大英帝國一樣在全世界圈劃殖民地。另一方面，作為霸權國家，美國更具擴張性和隱蔽性的新殖民主義形態不尋求領土兼併，但會通過形式平等而實質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經濟上建立支配-依附關係，並以政治-軍事手段來保障這種關係。

　　與殖民式海外港口支點戰略模式相比，霸權式有“退”有“進”——不大追求發揮經濟影響，更多地聚焦於地緣、安全、政治作用。今天，美國仍在海外設有諸多海軍基地，這種霸權式海外港口支點戰略模式貌似尊重他國主權，經協商達成駐軍協定，實則是美國強大綜合實力威懾下的産物。

　　當前，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正取代殖民式、霸權式成為大國推進海外港口支點戰略、爭奪地緣影響力的主流模式選擇。這源於大國對港口戰略價值的既有認知，也源於項目合作模式最契合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和需求，可實現海外港口競爭利益最大化。

　　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模式不訴諸武力和佔領，而是謀求通過長期的、系統性的投入來拓展大國的經濟影響力、制度塑造力和認知感召力。

　　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模式從對象國獲取的權利讓渡有限，但對對象國的綜合影響更加深遠。這種影響可以擴散至對對象國的港城塑造、産業腹地塑造、經濟結構塑造、國家治理與經濟法制規則塑造、發展援助好感度塑造等，進而全方位提高大國在對象國的綜合影響力。

　　正因如此，美西方將大國港口競爭的重點置於爭搶海外港口項目合作機會。一方面，從國家層面&&相關戰略倡議，積極推動本國資本和企業主體參與海外港口投資、建設、運營，提升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港口項目合作的量與質，並特別關注在“印太”地區的合作。另一方面，千方百計阻撓競爭對手海外港口項目合作的推進與落地，惡意競爭、造謠抹黑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