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面升級了對華戰略競爭，其底層邏輯和手段是，為了擠壓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空間，需要全方位解構中國深度嵌入的國際貿易體系

➤“友岸外包”的實質是，重新布局東西半球的經貿網絡，邊緣化中國深度參與的地區貿易體系，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供應鏈同盟體系

➤美國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和歧視性貿易行為，本質上是謀求重構“去中國化”的國際貿易格局，把中國長期壓制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

➤在美國增加自“近岸”“友岸”國家進口的同時，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份額也在持續增長，這意味着中美貿易的間接&&並未減弱，反而在增強

➤從長期來看，不排除美國採取極端手段，對中美借道第三方市場的間接貿易加以限制，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文 | 李玉梅 陳筱瑜

近年來，大國博弈加劇、地緣衝突頻發等重大趨勢和事件，打破了基於比較優勢形成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貿易秩序，全球供應鏈加速調整。其主要原因是，美國掀起全球化逆流，尋找各種冠冕堂皇的藉口遏制中國經濟貿易科技發展，企圖通過技術封鎖、政策立法、構造“小院高墻”等一系列手段孤立中國，重構由美國主導的排斥中國的全球貿易格局。

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港的裝滿了集裝箱的貨船（資料照片）   攝影 / 本刊

美國重構“去中國化”的

國際貿易格局

從2017年特朗普政府判斷中國將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到2022年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唯一的、有能力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全面升級了對華戰略競爭，其底層邏輯和手段是，為了擠壓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空間，需要全方位解構中國深度嵌入的國際貿易體系。

近年來，美國採取了五大招數來重構國際貿易格局：

一是以“中國對美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為藉口，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鉅額關稅。

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多輪關稅，極大地增加了兩國的貿易成本，給兩國經濟造成了不利影響。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研究報告顯示，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不僅導致了美國消費價格的上漲，也給中國造成了損失。美國主動挑起爭端實屬損人不利己，嚴重違背了世貿組織自由公平的貿易原則。

二是以“提升美國競爭力”為託辭，推行差異化産業扶持政策，對新能源汽車、芯片、清潔能源等行業提供高額補貼和稅收優惠，擾亂國際貿易秩序。

全球貿易預警機構（GTA）的報告顯示，近年來美國政府新增産業補貼政策規模呈反彈上升態勢，僅2020年美國就新增了1093項産業補貼政策，這些補貼政策對中國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學法案》向芯片行業提供527億美元補貼，為芯片企業投資提供240億美元的稅收優惠。《通脹削減法案》向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車企業提供10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用於支持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製造。鉅額補貼和稅收優惠中暗含針對中國的不公平規則，如《芯片和科學法案》中有明確的“中國護欄”條款，要求對獲得資金支持的公司投資流向和合作夥伴進行限制，不允許投資“受關注國家”（中國、俄羅斯等）的半導體製造業，不能與“受關注國家”進行聯合研究或對其技術許可。《通脹削減法案》則規定使用“外國敏感實體”（包括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電池的新能源汽車將無法獲得補貼，要求享受優惠政策的新能源製造企業40%的原料和組裝環節僅限於來自美國及與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這些差異化的産業扶持政策帶有明顯的歧視性，不僅違背了資源合理配置的市場規律，還加劇了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擾亂了原有的國際貿易秩序。

三是以“化解供應鏈的脆弱性”為由頭，鼓勵“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取代“離岸外包”，干預國際貿易流向。

近年來，由於製造業回流美國難以在短時間內取得明顯成效，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其價值鏈由全球布局向區域布局調整。先是依託“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以嚴苛的原産地規則疊加原産地程序規定為工具，通過稅收減免的利誘，逐步將布局在海外尤其是中國的中低端製造業轉移至臨近美國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實現製造業的“近岸生産”。隨後，拜登政府又進一步將“近岸外包”升級為“友岸外包”，即戰略産業供應鏈的轉移不再局限於鄰近國家，而是進一步擴展至“值得信賴”且“價值觀一致”的盟友國家，這一舉措的實質是，重新布局東西半球的經貿網絡，邊緣化中國深度參與的地區貿易體系，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供應鏈同盟體系。

四是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幌子，在尖端科技領域實施“小院高墻”，對某些特定前沿領域劃定“戰略邊界”，對中國進行更加嚴密的技術規鎖。

一方面，美國通過不斷增加“實體清單”和“未經核實清單”的長度，在“關鍵技術和新型技術”領域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截至目前，共有132家中國高校及科研院所、547家中國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另有87家中國企業被列入“未經核實清單”。另一方面，美國通過《瓦森納協定》聯合盟國對中國進行多邊出口管制，來維護其在技術上的比較優勢。

五是以“構建高標準的貿易規則”為旗號，引入排他性條款，聯合盟友重構“排除中國”的多邊貿易體系。

首先，美國將中國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中設置限制性條款，阻撓締約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其次，美國又聯合盟友組建所謂“芯片四方聯盟”，拒絕向中國提供高端芯片、半導體材料和製造設備等，以增強其對供應鏈的控制力；借助“印太經濟框架”這一地緣經濟概念，慫恿印太市場與中國“脫鉤”；通過與歐盟設立“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機制”，在數字經濟領域制定排除中國的經貿合作規則。

美國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和歧視性貿易行為，本質上是謀求重構“去中國化”的國際貿易格局，把中國長期壓制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

中美經貿直接&&減弱但間接&&增強

近年來美國攪動原有的國際貿易格局，使全球供應鏈呈現出大規模的“再分配”現象，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往來受到抑制。與此同時，經過調整但卻不可能切斷的國際貿易&&又使中國、美國與其“近岸”“友岸”國家形成了三角關係，在此情形下，中美之間的間接貿易&&增強了。

在美國的推動下，其進口來源地正在由中國轉向東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歐盟等貿易夥伴。

從貿易額來看，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的數據顯示，美國自中國的貨物進口先是從2018年的5632.0億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4571.6億美元，後又反彈至2022年的5756.9億美元，五年間增長率為2.2%。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5002.91億美元，下降13.1%。作為對比，2018年至2022年，美國自東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歐盟等貿易夥伴的進口額均實現超30%的正增長，其中東盟、印度的增長率高達86.9%和61.2%。

從各經濟體所佔份額來看，美國進口貿易“再分配”的趨勢也比較明顯。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前，中國、墨西哥、東盟、印度等佔美國的進口份額均呈上升態勢。2017年，中國佔美國進口份額躍升至峰值21.8%，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而2018年貿易摩擦發生後，儘管美國自中國的進口總額仍然巨大，但中國佔美國進口份額的上升態勢戛然而止，開始轉向下滑，2018年至2022年五年間減少了4.5個百分點，2022年中國佔美國進口份額為17.1%，2023年下降到14%左右。而亞洲其他地區、美洲地區和歐洲地區佔美國進口份額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在美國增加自“近岸”“友岸”國家進口的同時，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份額也在持續增長，這意味着中美貿易的間接&&並未減弱，反而在增強。2018年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份額為12.8%，2022年上升為15.8%，增長3個百分點，東盟正在成為中國的主要出口地區之一。2022年，中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份額分別達到15.7%、0.5%，均較2018年有所上升。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放緩，但出口份額由2018年的12.8%增長到2022年的15.7%，仍佔據較大比重。

從貿易産品層面看，美國三大類主要進口産品（機電産品、運輸設備、化學産品）的“再分配”趨勢也比較明顯。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之前，機電産品是我國對美出口的主要優勢産品，貿易摩擦升級後，中國仍是美國進口機電産品的主要來源國，但美國機電産品對華進口份額在五年內從36.6%下滑至27.1%，降幅達9.5個百分點，而其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産品明顯增多，五年內增長了6.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對東盟的機電産品出口也呈現增長態勢，2022年較2018年增長了74.9%。産品層面的貿易數據同樣表明，雖然美國對中國的直接依賴有所減少，但中國在其“近岸”“友岸”國家的進口份額有所增加。中國在産品層面的比較優勢，決定了美國短時間內無法減少對中國相關供應鏈的依賴。

儘管美國通過一系列貿易保護政策，聯合其盟友通過非常規手段對中國進行持續打壓，導致美國進口流向發生改變，美加墨、美國與東盟和歐盟之間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美國進口來源地“再分配”趨勢加速，短期內“去中國化”似乎初見成效，但是，美國對華進出口總額仍保持着較大規模，在中美直接貿易&&減弱的同時，間接貿易&&明顯增強，美國重構貿易格局並沒有切斷兩國互惠互利的經貿&&，只是在徒增貿易成本。此外，由於中國具備完備的産業體系和強大的供給能力，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正日益緊密，從這點來看，美國不可能撼動中國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地位。

從短期來看，如果美國繼續推行“去中國化”、重構國際經貿格局的戰略和政策，中美貿易總額將難以保持增長，但中國對其“近岸”“友岸”的出口將持續增加，這些國家作為中美貿易“中介”的角色將進一步吃重。從長期來看，不排除美國採取極端手段，對中美借道第三方市場的間接貿易加以限制，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國作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在全球貿易網絡中具有中堅地位，是包括美國重要貿易夥伴在內的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如果美國進一步強行重構國際貿易格局，進一步“去中國化”，必然導致全球貿易成本上升，國際貿易萎縮，無端增加消費者負擔，降低全球福利水平。

（李玉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陳筱瑜：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