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斯·赫奇斯等反戰人士的批評聲音和巴以衝突持續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引起世人對西方文明本質的反思

➤“西方中心論”總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進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後的”，其他國家只有按照西方走過的路徑進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

➤所謂“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就是一種等級分明的“自由帝國體系”，其在西方國家之間講“自由”，但對其他國家則是帝國主義

➤種族主義是西方塑造等級性國際體系的思想基礎。白人殖民者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加上對殖民地當地居民反抗的擔憂和恐懼，日益催生並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

➤在殖民體系日趨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晉霸主——美國不得不“更新”其維繫等級性國際秩序的思想體系，由此文化種族主義日漸成為西方大國統治世界新的思想基礎

➤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的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對1000萬至1500萬人的死亡直接負責

　　文 | 田文林

　　當地時間2024年1月16日上午，加沙地帶衞生部門發表聲明稱,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軍方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24285人死亡、61154人受傷。

　　普利策獎獲得者、曾供職於《紐約時報》的克裏斯·赫奇斯2023年12月針對巴以衝突公開&&，西方文明是“最殘忍、最高效的殺手”。

　　克裏斯·赫奇斯等反戰人士的批評聲音和巴以衝突持續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引起世人對西方文明本質的反思。

　　西方文明本質上是等級性的。早在1803年，英國地理學家亞當斯在其用法文撰寫的《普通地理學的歷史政治導論》一文中，就將當時世界上所有為人所知的國家分別劃分為“野蠻民族”“蒙昧或半野蠻民族”和“文明民族”三個層級。西方國家熱衷於將西方文明“拔高”，將殖民掠奪和武力征服其他國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西式價值觀和治理模式視為理所應當，乃至視之為“文明的使命”，給不少國家和地方帶去深重災難。

　　等級性是西方文明本質

　　近現代以來，西方國家始終掌握着世界政治主導權，其在文明問題上提供的“西式方案”就是價值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優越論”，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普世價值論”和“文明衝突論”。

　　西方國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領先優勢，使西方文化日趨從地方性知識變成世界性思潮。近現代政治思想中，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思潮多數來自西方世界。西方國家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暫時領先，使歐洲産生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論”，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典範和世界文明的中心，將西方文明置於絕對的優越地位。

　　在這些“西方中心論”者眼裏，西方文化所有成分都源自歐洲，都是好的、進步的，且具有普遍適用性。西方哲學的核心概念就是區分“自我”與“他者”。“西方中心論”總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進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後的”，其他國家只有按照西方走過的路徑進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的西方文明和治理模式，被包裝成了“普世價值”，並要求其他國家照搬照抄。

　　事實上，近代西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很大的歷史偶然性，歐洲於近代率先興起，並不意味着歐洲文化基因具有特殊優越性，更不意味着歐洲文明本身就是“普世價值”。但現實中，許多西方學者將西歐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強大這一事實本身，想當然地歸功於歐洲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特殊優越性，進而形成了綿延至今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

　　這種“西方中心論”以及由此衍生的“普世價值論”和“文明衝突論”，成為西方對外擴張的重要思想武器。

　　近現代西方崛起主要依託的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産方式，其最終目標是資本積累最大化。要想確保這種生産方式擴大再生産，西方國家就不得不持續進行對外擴張（包括19世紀之前的殖民擴張和20世紀中後期的新殖民擴張），在更大範圍內獲得原料和市場。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建立在對他國剝削、壓迫和殖民的基礎上。

　　二戰結束後，隨着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殖民體系日漸土崩瓦解，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主的美國，已不可能重蹈殖民主義老路，而是更多地通過經濟控制和價值觀滲透等間接方式，來建立和維繫美式霸權體系。這一時期，美國更加注重將西方價值觀和制度包裝成“普世價值”在全球推銷。

　　在“普世價值”的幌子下，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敘利亞等多國發動戰爭，造成難以數計的平民死傷；在西亞北非等多個地區大搞“顏色革命”，輸出政治動蕩；他們以意識形態劃界，搞所謂“自由世界”的“小圈子”，破壞國際團結合作。

　　西方精英層喜歡將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冠以“自由主義國際體系”“自由國際秩序”等種種美名。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無論是“普世價值論”還是“文明衝突論”，本質上都是等級性的，它所構築的世界體系必然也是等級性的。

　　所謂“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就是一種等級分明的“自由帝國體系”，其在西方國家之間講“自由”，但對其他國家則是帝國主義，最終要構建的是一個以極少數西方大國為核心的等級性的國際體系。

　　美國學者大力倡導“西式現代化”，目的就是引導發展中國家“向西方看齊”，走以西方為模本的發展道路，最終將其嵌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這樣，發展中國家看似是走向“西式現代化”，實際上是在不知不覺中向西方世界靠攏，由此使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可以不動聲色地在這些剛剛擺脫殖民體系的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

　　20世紀90年代初，以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為代表的“西方中心論”學者又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結束後，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

　　在西方國家，“文明衝突論”在相當程度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造成了消極影響。對此，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副主席基思·貝內特接受媒體採訪時批評指出，從本質上講，“文明衝突”是一種種族主義觀念，構建了“文明的等級制度”，提升了作為近代以來主要文明的西方文明的等級，將文明置於相互敵對和對立的關係中。“文明衝突”為種族和宗教偏見、新冷戰以及針對全球南方國家的侵略戰爭提供了知識和意識形態的遮羞布。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人們參加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游行活動（2024 年 1 月 13 日攝） 亞倫攝 / 本刊

　　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源頭

　　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源頭是有宗教色彩的種族主義。

　　西方鼓吹基督教文明優越論，將其他非西方文明視為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威脅，歐洲白人殖民者一方面在殖民地傳播基督教，推行語言、文化以及生活習俗的歐洲化，另一方面警惕並反對其他文明，有時甚至發動宗教戰爭來消滅其他文明。

　　種族主義是西方塑造等級性國際體系的思想基礎。美國哲學家查爾斯·米爾斯指出，在以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契約論之外，西方還有一種由“白人至上主義”的話語體系所構築的“種族契約”。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憑藉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帶來的先發優勢，在全球範圍內構建起一個以西方工業國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等級性經濟體系。與此同時，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向世界各地移民和殖民，並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南非等地建立起白人精英統治的國家。白人殖民者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加上對殖民地當地居民反抗的擔憂和恐懼，日益催生並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

　　在白人殖民者看來，白人無論膚色與種族，還是物質與文化，都要比當地原住民更有優越性。白人種族主義者主張按照種族高低建立社會等級秩序，即膚色越淺的民族越應處於高位，膚色越深的民族越位於社會底部。西方國家還按照所謂“進步”的標準，區分出“文明人”“野蠻人”和“未開化的人”。在歐洲殖民者眼裏，只有“文明世界”範圍內的國家才應相互尊重主權，那些“野蠻人”只能享受部分政治認可，“未開化的人”則應該被驅逐、殖民乃至種族滅絕。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看來，逐漸滅絕“次等種族”會有益於人類。這種赤裸裸地強調等級統治的種族主義，成為歐洲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壓迫的法理基礎。

　　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就是首先被白人種族主義視為“野蠻人”，進而遭受種族滅絕的滅頂之災。1544年，傳教士色波佛達宣稱，印第安人是低於人類的生物。據此，屠殺印第安人就成了“合理合法”的舉措。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白人優越論”不攻自破，尤其是二戰後納粹德國的覆滅，使種族主義理論徹底臭名昭著。在殖民體系日趨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晉霸主——美國不得不“更新”其維繫等級性國際秩序的思想體系，由此文化種族主義日漸成為西方大國統治世界新的思想基礎。不同於強調生物性標記的種族主義，文化種族主義強調的是“文明標準”的重要性。

　　而時至今日，“文明”這一術語也用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則是看似更溫和的話術，如“人權”“人道主義”等。常常以“人權衛道士”自居的美國，將“人權”“人道主義”作為工具和遮羞布，往往打着“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預”等旗號干涉他國內政，悍然發動戰爭。

　　美國人權和勞工權利律師、匹茲堡大學法學客座教授丹尼爾·科瓦利克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指出，美國多年來打着“維護人道主義和人權”的旗號發動戰爭，卻造成巨大人道主義災難。其宣傳推廣的所謂“美式人權”本質虛偽，實際上是欺騙國內外民眾的藉口和軍工利益集團謀利的工具。科瓦利克指出，美國政府熱衷鼓吹人權保護，卻至今沒有批准核心國際人權公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抗議者手舉 標 語 參 加 集 會， 要求美國停止煽動俄烏衝突（2023 年 2 月 19 日攝） 劉傑攝 / 本刊

　　文明等級論催生等級性國際體系

　　西方文明等級論暗含了一種等級性國際秩序。西方國家通過製造“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敘事，人為將世界分為兩個相互對立的世界：西方國家屬於“文明世界”，其他國家則屬於“半開化”或“野蠻”世界。文化種族主義進一步賦予西方國家一種帶有進攻色彩的“文明使命”，即“高等文明”可以幫助“低等文明”實現“進步”。

　　“文明國家”享有種種特權，尤其對“野蠻國家”可以為所欲為，“野蠻國家”因此遭受深重災難。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殖民者在約400年的黑奴貿易中，將1200萬人從非洲運到美洲為奴，另有1000萬人在運輸中死亡。

　　1908年至1960年，比利時在殖民剛果期間，不僅大肆掠奪，更導致1000萬剛果人被殘忍殺害。

　　20世紀初，德國對納米比亞的赫雷羅人和納馬人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1904年至1908年，當地約8萬赫雷羅人中有多達6.5萬人喪生，約2萬納馬人中至少有1萬人喪生。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報告稱，這是“20世紀的第一場種族滅絕”。

　　美國的建國史更是一部種族屠殺的歷史。美國的種族滅絕政策使印第安人口從15世紀末的500萬驟減至20世紀初的23.7萬，許多部落完全滅絕。

　　文明標準的野蠻化和工具化，將導致人類文明日趨倒退。這種基於“力量”的“反文明的文明觀”，公開為霸權主義鳴鑼開道，將弱肉強食視為常態，使世界形成一種“強權即真理”的權力觀，以及“國強必霸”的邏輯。時至今日，西方國家信奉的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西方國家來説，只有打不敗的對手才配成為真朋友，才配得上平等相待。實力不夠強大的弱小國家，只能淪為西方大國進行武力干涉的犧牲品。西方國家在全球各地頻頻進行武力干涉，由此造成的災難更是罄竹難書。

　　二戰結束以來，隨着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其對外軍事干涉日益增多。美國發動戰爭的目的，就是為資本擴張服務，竭力維護“以美國為中心”的等級性國際體系。據不完全統計，美軍在越南本土使用約1500萬噸炸彈、地雷和炮彈，其中約80萬噸未爆炸，散落在越南近20%的國土範圍內。越方數據顯示，越戰結束後近50年間，遺留未爆炸彈已造成4萬多人死亡、6萬多人受傷。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的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對1000萬至1500萬人的死亡直接負責。

　　在《誤入歧途的烏克蘭戰爭》一文中，克裏斯·赫奇斯指出，“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各地搞的政變、政治暗殺、選舉舞弊、抹黑宣傳、勒索、綁架、殘暴的平叛攻勢、美國許可的大屠殺、黑牢的酷刑、代理人戰爭和軍事干預等等，從未導致民主政府的建立。相反，這些干預導致2000多萬人喪生，並在全球引發了對美帝國主義的反感。”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處在危險的十字路口，需要深刻反思西方式世界治理模式（包括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本質、根源和弊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