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於網絡的群體性、即時性，網絡暴力的危害通常遠遠大於傳統的侮辱誹謗；另一方面，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匿名性，被害人自行取證維權的難度較大，以致一些網絡暴力事件不了了之

➤有效治理網絡暴力，要求進一步壓實網絡&&的法律責任，依法嚴懲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

➤為切實防止對合法權利的不當干預，《意見》在明確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同時，要求準確把握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標準。特別是，要正確對待網民的評論、批評，不能簡單將網絡檢舉揭發認定為網絡暴力

　　文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周加海

　　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網絡強國的重要思想，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優越性，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政策把握、工作要求作出全面規定，為依法嚴懲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撐。

　　規制網暴急需專門司法文件

　　在互聯網科技和應用快速發展背景下，一些地方網絡暴力問題日益突出，污染社會風氣，擾亂網絡秩序，侵犯公民合法權益，迫切需要制定專門司法文件，進一步加大對網絡暴力的懲治力度，推動完善依法管網治網，共同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網絡暴力危害嚴重。目前的網絡環境中，存在針對個人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網絡暴力行為。這些行為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有的造成了他人“社會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後果；擾亂網絡秩序，破壞網絡生態，致使網絡空間戾氣橫行，嚴重影響社會公眾安全感。網絡雖是虛擬空間，但絕非法外之地。讓網暴者受到應有法律制裁，依法維護公民權益，凈化網絡生態，是回應社會關切、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取證維權困難。傳統的侮辱、誹謗犯罪多發生在熟人之間，而網絡侮辱、誹謗則有很大變化。一方面，由於網絡的群體性、即時性，網絡暴力的危害通常遠遠大於傳統的侮辱誹謗；另一方面，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匿名性，被害人自行取證維權的難度較大，以致一些網絡暴力事件不了了之。讓“按鍵傷人”的網暴者付出代價，為被網暴者伸張正義，是司法的應盡職責。

　　執法辦案存在瓶頸。近年來，侮辱、誹謗刑事案件增長明顯，其中不少是網絡暴力案件。同時，作出有罪判決的比例卻較低。以2022年誹謗刑事案件為例，當年共審結此類案件587件，但作出判決的只有79件，僅佔13.46%；其中，被判決有罪的僅有43人。這一方面與網絡暴力事件參與者多，責任認定和區分較為困難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缺乏細化指引、“門檻過高”有關。暢通刑事追訴程序，進一步明確網絡侮辱、誹謗的公訴標準，成為執法辦案的迫切需求。

　　深入推動網絡暴力綜合治理

　　《意見》根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切實加大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懲治力度，立足執法、司法職能，深入推動網絡暴力綜合治理。

　　一是突出保護重點，切實維護網絡時代人格權益。當前，網絡暴力滋生蔓延，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時有發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意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積極回應人民群眾關切，聚焦破解受害人維權困境，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不斷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在網絡空間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堅持嚴懲立場，切實矯正“法不責眾”錯誤傾向。網絡暴力事件往往參與者多、因果關係複雜，在責任認定上存在一定困難。《意見》要求堅持嚴格執法司法，依法嚴肅追究網暴者責任，讓人民群眾充分感受到公平正義。同時明確，要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對於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但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三是整治互聯網亂象，切實助力營造安全清朗網絡空間。有效治理網絡暴力，要求進一步壓實網絡&&的法律責任，依法嚴懲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意見》明確，基於蹭炒熱度、推廣引流等目的，利用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等推送、傳播有關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信息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定罪處罰；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四是準確把握行為界限，切實防止不當干預合法權利。廣大網民在互聯網空間享有言論自由，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為切實防止對合法權利的不當干預，《意見》在明確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同時，《意見》要求準確把握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標準。特別是，要正確對待網民的評論、批評，不能簡單將網絡檢舉揭發認定為網絡暴力。

　　厘定網絡暴力罪責

　　《意見》聚焦當前網絡暴力的危害和特點，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和政策把握作出全面規定。《意見》重點解決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明確各種網絡暴力行為的法律責任。《意見》根據法律規定，結合網絡暴力的不同表現，明確了網絡侮辱、誹謗等各種網絡暴力行為的性質認定和法律責任，既為執法辦案實踐提供具體指引，又為在網絡空間發布信息明確行為邊界；既震懾違法犯罪，又引導廣大網民自覺守法。

　　比如，針對在網絡上非法曝光他人隱私、發布公民個人信息的“人肉搜索”等行為，《意見》明確：“組織‘人肉搜索’，違法收集並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釋規定，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為進一步壓實網絡&&的主體責任，《意見》規定對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可以適用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對所發現的網絡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的行為，可以適用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

　　第二，明確懲治網絡暴力的政策原則。為體現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從嚴懲治精神，《意見》規定：“堅持嚴格執法司法，對於網絡暴力違法犯罪，依法嚴肅追究，切實矯正‘法不責眾’的錯誤傾向。”根據實踐情況，《意見》強調“要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

　　結合當前網絡暴力的特點，明確了五種從重處罰的具體情形。

　　一是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未成年人、殘疾人係依法實行特殊保護的群體，遭受網暴信息及其精神壓力的侵擾，更易釀成身心受損的嚴重後果，應當依法受到更為嚴格的法律保護。

　　二是組織“水軍”“打手”或者其他人員實施的。利用“水軍”“打手”等有組織地實施網絡暴力，是當前網絡空間治理的頑疾，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亦應從重懲治、重點打擊。

　　三是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炮製、炒作涉性話題在當前網絡暴力案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此類行為對公民人格尊嚴的侵犯也更加嚴重，納入從重處罰的範圍，有利於切實維護人格尊嚴，有效凈化網絡空間。

　　四是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布違法信息的。切實防範技術濫用風險，進一步強化涉人工智能網絡暴力的預防和治理。

　　五是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本身負有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發起、組織網絡暴力的，依法應予嚴懲。

　　為了厘清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與合法行為的界限，《意見》規定，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違法違紀行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實而故意散佈的，不應當認定為誹謗違法犯罪；針對他人言行發表評論、提出批評，即使觀點有所偏頗、言論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謾罵、惡意詆毀的，不應當認定為侮辱違法犯罪。

　　第三，明確網絡侮辱、誹謗的公訴標準。暢通刑事追訴程序，為被害人及時提供有傚法律救濟，是有效治理網絡暴力、回應群眾關切的關鍵舉措。

　　《意見》一方面對網絡侮辱、誹謗犯罪適用公訴程序的一般原則作出明確，規定“對於網絡侮辱、誹謗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當綜合侵害對象、動機目的、行為方式、信息傳播範圍、危害後果等因素作出判定”。

　　另一方面，為便於實踐操作把握，進一步細化適用標準，除兜底項外，列舉了網絡侮辱、誹謗犯罪適用公訴程序的四種具體情形。

　　一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後果，社會影響惡劣的。這是網絡暴力案件中危害最嚴重、最極端，對公眾安全感和社會秩序衝擊最為強烈的情形。

　　二是隨意以普通公眾為侵害對象，相關信息在網絡上大範圍傳播，引發大量低俗、惡意評論，嚴重破壞網絡秩序，社會影響惡劣的。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隨意實施網絡暴力，性質尤為惡劣。同時被害人取證維權也更加困難，受害程度往往也更加嚴重。

　　三是侮辱、誹謗多人或者多次散佈侮辱、誹謗信息，社會影響惡劣的。規定這一項，是為了有效震懾和懲治那些屢教不改，甚至專門充當“網絡打手”的不法分子。

　　四是組織、指使人員在多個網絡&&大量散佈侮辱、誹謗信息，社會影響惡劣的。“網絡黑灰産”為了吸睛引流、牟取不法利益，置道德、法律底線於不顧，肆意攪動輿論漩渦，是網絡暴力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確有必要納入公訴程序加以嚴查重罰。

　　第四，促進網絡暴力的訴源治理。網絡暴力成因複雜，需要“懲”“治”結合，強化源頭治理，促進多元共治。《意見》要求公檢法等執法司法機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充分發揮執法辦案的規則引領、價值導向和行為規範作用，教育引導廣大網民自覺守法，引領社會文明風尚；深入分析滋生助推網絡暴力發生的根源，促進對網絡暴力的多元共治，從根本上減少網絡暴力的發生，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嚴懲網暴 徐駿 圖/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