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刻，編纂《儒藏》是盛世修典傳統在當代的體現，被饒宗頤先生譽為“三藏添新典，時中協太和”

➤目前，《儒藏》“精華編”數字化工作已經完成，“精華編數據庫”將於今年年底正式上線，為儒學經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文 | 北京大學副校長、《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 王博

　　新時代推進《儒藏》編纂和研究，是推進“兩個結合”的標誌性工作。

　　《儒藏》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地系統整理海內外儒學典籍的一項基礎性文化建設工程，分《儒藏》精華編編纂與《儒藏》全本編纂兩步。

　　《儒藏》精華編收錄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510種儒學文獻，包括傳世文獻458種、出土文獻52種，編為282冊，以及韓、日、越三國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160余種，編為57冊，合計為339冊。

　　2022年5月，《儒藏》精華編中國部分282冊全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總字數近2億。韓國之部89種37冊、日本之部51種18冊、越南之部20種2冊正在推進中。這標誌着《儒藏》“精華編”主體部分順利完成，全本《儒藏》編纂工作正式啟動。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儒藏》項目第一任首席專家湯一介先生的研究室裏，挂着時年九十歲的哲學系楊辛教授撰寫的書法作品“舊邦新命”。舊邦指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新命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命和舊邦不是割裂的兩截，當代中國既是歷史中國的飛躍，又是歷史中國的延續，由此造就了守正創新的文化氣質。

　　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中，孔子開創的儒家佔據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説：“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漢書·藝文志》），系統總結三代文化遺産，把仁義的價值注入禮樂，以倫理的精神改造社會，孔子之後，經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發揚光大，戰國時期即成為顯學。

　　秦漢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轉折，郡縣立而封建廢，政治上的統一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統一的文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自覺地承擔起這一文化使命，以經學為主，兼綜百家之長，建立起一個囊括宇宙、政治、社會和人生的綜合性思想體系。同時，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啟了中國歷史的經學時代。

　　漢代統治者推崇經術，以孝治天下，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詩三百》作諫書，以儒家思想選拔官員，教化百姓，移風易俗，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

　　魏晉以後，雖歷經玄學、佛教、道教的興替，儒家價值和秩序始終是維繫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中堅力量。

　　北宋儒學復興，孫復、石介、胡瑗並稱宋初三先生，其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繼之而起，南宋朱熹集宋學之大成，在批判吸收佛老的基礎上，自覺接續孔孟，系統發揮義理，令儒學別開生面。同時期還有陸九淵的心學，明代王陽明發揚光大，風靡一時。朱熹理學成為南宋以後元明清歷代的官方思想，並遠播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地。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塑造中國政治和社會至深，影響中國人的心靈和生活至巨。

在“《儒藏》‘精華編’成果發布暨全本啟動大會”現場拍攝的已出版的《儒藏》“精華編”書冊（2023 年4 月29 日攝） 魏夢佳攝/ 本刊

　　文獻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載體

　　儒學最重視的經典是六經，即《詩》《書》《禮》《樂》《周易》和《春秋》。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戰國時期，關於六經的註釋及闡發即已出現。

　　隨着經學在漢代成為官學，解釋經典的傳注大量涌現，並分家成派，如易學有施、孟、梁丘三家，詩學有齊、魯、韓和毛氏四家等，兩漢産生了京房、虞翻、劉向、許慎、馬融、鄭玄、費直等著名的經學家。

　　在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的基礎上，班固“刪其要”的《漢書·藝文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志目錄，也是最完整的文獻圖書目錄。其中“六藝略”收錄了六藝及《論語》《孝經》、小學類文獻，共一百零二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魏晉以降出現了甲乙丙丁四部圖書分類法，《隋書·經籍志》正式確立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著錄圖書，為後世所沿襲，其中經部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八類目，著錄經學文獻627部，5371卷。如果加上亡佚之書，共950部，7290卷。

　　“六藝略”或經部之外，歷代史志“子部儒家類”著錄闡述儒家思想的文獻，史部和集部內也有很多體現儒家思想的作品。

　　歷代官私藏書目錄、叢書目錄與史志目錄一起，成為了解儒家文獻的主要依據。

　　近幾十年來，全國各地陸續出土了很多先秦漢代文獻。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湖北郭店楚墓竹簡、河北定縣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清華簡等，包括了若干儒家作品。另外，日本、朝鮮、越南等地也有很多漢文著述的儒家典籍流傳，是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國際影響力的具體見證。

　　盛世修典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中華文明崇尚文教，劉向《説苑·指武》雲：“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一個新的朝代往往以武功得天下，而文治隨之。從廣求圖書開始，到對文獻進行整理，對經義進行統一，體現出對於文化在治國平天下中作用的重視。

　　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對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經學傳統，為適應大一統國家的需要，唐太宗下令撰修《五經正義》，孔穎達等儒生前後歷經三十餘年，以南學為主，兼綜北學，折中各家，成就此書，唐高宗時頒行天下。唐朝崇尚道家道教，玄宗時編纂道家典籍《三洞琼綱》，即《開元道藏》。

　　宋代立國之後，先後編修《太平禦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和《太平廣記》，《開寶藏》則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經。

　　明代修《永樂大典》，“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總22937卷。

　　清代有《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其中乾隆皇帝主持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余冊，約10億字，幾乎囊括了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為中華文明的延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時代推進《儒藏》編纂，是盛世修典傳統在當代的體現，被饒宗頤先生譽為“三藏添新典，時中協太和”。

　　編纂《儒藏》是時代使命的擔當

　　編纂《儒藏》的想法，明清兩代就有學者倡議並試圖實施。本世紀初，湯一介先生提出編纂《儒藏》，得到了季羨林、張岱年、饒宗頤、李學勤等先生和眾多學者的支持。湯先生深知，要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學術文化工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以及建設當代中國文化並貢獻於世界文化的責任感，讓已經七十多歲的湯先生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

　　2002年，北京大學廣泛邀請專家學者，舉辦了多次《儒藏》項目論證會。在徵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了《儒藏》編纂的基本方案，確定《儒藏》編纂分兩步走，先進行“精華編”，然後是“大全本”。“精華編”的工作，由季羨林先生擔任首席總編纂，湯一介先生為項目首席專家，湯一介、龐樸、孫欽善、安平秋四位先生為總編纂。國內外數百名學者共同參與到《儒藏》事業中來。

　　為給該項目實施提供有力保障，2004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實體機構《儒藏》編纂中心，後更名為《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由湯先生擔任中心主任，並配備專門編纂研究人員。2014年，湯先生去世後，由我擔任首席專家，李中華教授、魏常海教授實際擔負起執行總編纂的職責，繼續推進“精華編”的工作。

　　《儒藏》“精華編”的編纂工作，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文獻收錄範圍從先秦至清末，包括儒家經典及其注疏、儒家學者的著述、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的相關文獻，涵蓋現存文獻和出土文獻，本土文獻和域外文獻。

　　二是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堅持質量第一的原則。傳世文獻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錄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擇優擇善選擇底本、校本，所收書籍的篇目編次，一仍底本原貌。校勘以對校為主，堅持少而精的原則，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三是充分考慮當代讀者閱讀習慣，根據新式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四是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尤其是數字化技術。目前，《儒藏》“精華編”數字化工作已經完成，“精華編數據庫”將於今年年底正式上線，為儒學經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未來已來，過去未去，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在新時代推進全本《儒藏》編纂與研究，深度契合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精神，將助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