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義事實上已經從歐洲中心主義變為美國中心主義

　　除了經濟考慮，實現對歐洲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也是促使美國政府在1948年啟動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因素

　　二戰後，在北約軍事支持（軍事帝國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經濟援助（經濟帝國主義）的支撐下，美國打響了針對西歐國家的文化冷戰

　　法國巴黎曾是西方文化藝術的中心，但在二戰後，法國對西方文化藝術的主導權被消解，巴黎西方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被紐約取代

　　實用主義的商業理念、過度氾濫的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價值訴求等，潛移默化地挑戰和改變了西歐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

　　意大利“慢食運動”抵制美國的快餐文化、超級市場對傳統生活方式的衝擊；一些法國人堅持其文化獨特性，排斥帶有“盎格魯-撒克遜”標記的價值觀、公司、電影等；二戰後美國在德國的軍事佔領和文化傳播刺激德國的反美主義，呼籲保持德國的社會秩序和團體責任感等

　　文 | 魏南枝

　　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現實主義學派奠基人漢斯·摩根索認為，帝國主義有三種手段：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往往配合軍事或經濟帝國主義實現目標，但卻是最巧妙的手段，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

　　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美國卻是宗教情緒強烈的西方國家。於美國而言，施行文化帝國主義，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文化殖民和文化滲透，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借此履行“美國例外論”賦予的政治神學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伴隨着自由市場、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等浪潮，美國大眾文化實現了全球性擴張，建立起美國文化帝國，美國的國家機器和跨國資本聯手對歐洲“舊大陸”進行了“美國化”的文化改造。

　　與美國文化征服歐洲相伴相生的，是一部分歐洲人對美國文化帝國的排斥與抵抗。歐洲主義和大西洋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天然存在矛盾，歐洲戰略自主受制於上述兩種意識形態及其背後歐洲本土派和跨大西洋派這兩股力量的博弈。

　　從歐洲中心主義到美國中心主義

　　美國長期把對外文化滲透作為其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文化帝國是美國霸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美國例外論”的具體實踐。“美國例外論”與美國霸權利益，則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動力之源。

　　美國文化相當程度上傳承自歐洲文明，之所以強調北美是“新大陸”而非“（歐洲）舊大陸”的簡單延伸，是因為美國霸權體系客觀上需要以某種文化來標識其“美國特性”。長期以來，對美國政府和美國民眾的自我認同和對外界的看法發揮着根本性影響力的，是“美國例外論”。

　　“美國例外論”將美國塑造為唯一正確的一方。如美國學者斯蒂芬·沃爾特所説，“‘美國例外論’的大部分説法都認為美國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歷史是獨一無二的，值得全世界欽佩”。“美國例外論”也給美國不容忍差異、毫不留情打擊消滅異己等做法提供宗教使命感和政治正當性。

　　“美國例外論”給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披上所謂“合法性”外衣。把美國的制度和文化變成一種普世價值和文化的共同衝動與願景，以所謂“拯救者”心態強迫其他國家接受美式價值和制度。

　　20世紀兩場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國，也讓歐洲逐步淪為美國的附庸，最直接表現就是“美主歐從”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曾經作為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歐洲淪為一堆“瓦礫”，被美國學者西裏爾·布萊克形容為“被戰火摧毀了的、幻滅了的歐洲匍匐在華盛頓和莫斯科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之下”。

　　冷戰格局客觀上有利於美國在保存實力的同時更好更快地實現對西歐等國的掌控與征服，因而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義事實上已經從歐洲中心主義變為美國中心主義。為此，法國人莫蘭哀嘆：“1945年，歐洲死了，死於戰敗國或被解放的國家的廢墟之下……完全依附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保護，從而使我們成為美國的衛星國。”

　　失衡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僅與美國的霸權利益相捆綁，而且與美國軍工複合體、跨國金融資本等的利益相捆綁。

　　在這樣的巨大利益刺激下，美國國家機器和資本力量聯手對歐洲進行“美國化”改造，其目標是保持一個政治上分裂脆弱的歐洲，推動歐洲經濟一體化以創造一個跨大西洋的跨國市場，但絕不期待出現一個團結自主的歐洲。

　　對歐洲的文化征服和“美國化”改造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在美國人眼中“文化可以改變”。除了經濟考慮，實現對歐洲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也是促使美國政府在1948年啟動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因素。

　　例如，美國國會通過的《1948年對外援助法》明確規定，“受援國應繼續致力於培育和支持自由民主制度。美國的總援助計劃必須是基於歐洲國家確保共産黨不進行暗中破壞或對援助使用不當。如果我們對此不滿意，必須保證我們有可能立即中止援助。”

　　但是，美國這種通過經濟援助進而控制歐洲國家政權的方式，遭到了西歐共産黨和工會等的強烈抵制。因此，在北約軍事支持（軍事帝國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經濟援助（經濟帝國主義）的支撐下，美國打響了針對西歐國家的文化冷戰。

　　美國官方、跨國企業、非營利組織、媒體、學者……都在想盡一切辦法建構“大西洋共同體”概念，以此對歐洲各國按照美國標準和美國利益進行改造。

　　以法國為例，二戰後法國經濟社會極為脆弱，“經濟援助可能會隨時中止”是美國干預法國內政的一個殺手锏；此外，美國中央情報局“心理戰委員會”在法國進行一系列秘密行動影響年輕一代，美國資助“自由巴黎”反共和平運動，“産聯”和“勞聯”等美國工會組織排擠法國共産黨在法國總工會的力量。法國的知識分子和精英群體成為美國重要的宣傳對象，被“美國化”改造。法國巴黎曾是西方文化藝術的中心，但在二戰以後，法國對西方文化藝術的主導權被消解，巴黎西方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被紐約取代。

　　“心理戰委員會”被稱為“哈裏·杜魯門最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活動機構”，也是杜魯門執政時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的唯一行政機構。該委員會認為，避免同蘇聯持續軍事僵局的努力將大部分依賴於是否能夠成功地發展新的非軍事手段。它持續通過傳單、海報、“美國之音”、電影播放、出版反共書籍等心理戰活動，增強美國的號召力和歐洲國家與民眾對美國的向心力。

　　又如西德。法國藝評家讓·克萊爾指出，西德在戰後變成美國藝術市場的一個殖民地。二戰後，西德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藝術上都喪失話語權。跟隨馬歇爾計劃的，是美國文化藝術對西德、對歐洲的大舉入侵。美國不僅要在經濟上“援助”西德，使之成為對抗蘇聯的前線同盟國，而且也要在文化藝術上在西德站穩腳，近距離與蘇聯意識形態對抗。

　　與馬歇爾計劃同時進駐歐洲的是跨國公司。美國國家機器和大跨國公司聯手否認西歐各國對其內部事務的絕對主權，用自由市場規則打破基於主權設置的貿易壁壘，用美式公民社會理念改造西歐各國社會。美國學者約翰·耶馬指出，關於文化擴張，美國真正的武器是好萊塢的電影業、麥迪遜大街的形象設計廠和馬特爾公司、可口可樂公司的生産線。

　　二戰後，以好萊塢電影和爵士搖滾音樂為代表的美國大眾文化、以可口可樂和麥當勞美式快餐為代表的美國生活方式等，伴隨着美國經濟援助迅速登陸歐洲大陸，直接影響了歐洲各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美國製造的海量消費品涌入歐洲，不僅給這些跨國大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而且用20世紀美國商業價值觀戰勝了歐洲“舊大陸”的文化保守主義。實用主義的商業理念、過度氾濫的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價值訴求等，潛移默化地挑戰和改變了西歐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

　　更重要的是，西歐多國經濟的恢復和其社會文化被美國改造幾乎同步進行，在西歐社會逐漸形成對美國文化的崇尚，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服從。今天，由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主導的歐盟等歐洲機構信奉美國規定的“全球市場自由化”也就不足為怪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成為後冷戰時期美國推行文化霸權的新前線。互聯網起源於美國，美國互聯網公司的發展具有先發優勢，而歐洲沒有自己培育的互聯網大公司，歐洲人使用的互聯網&&、社交&&等，幾乎都是美國公司的。一旦有優秀的歐洲互聯網初創公司出現，也很快被美國公司收購。

　　美國利用其互聯網技術霸權和話語霸權，把互聯網這一更具隱蔽性和廣泛性的工具作為在歐洲推行文化霸權的重要渠道，進一步擴大美國文化在歐洲的影響力，滲透美國的價值觀念。

　　歐洲因分裂和衝突而不斷搖擺

　　面對美國對歐洲的肢解和改造，面對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和民族認同趨於瓦解，老牌歐洲強國立即意識到了危險。因此，法國和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迅速和解，共同推動歐洲一體化建設。對歐洲來説，只有走向安全防務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才可能真正實現復興。但是，美國文化帝國陰影下的歐洲各國充滿了分裂和衝突，導致歐洲一體化事實上只是實現了符合美國利益的經濟一體化。

　　20世紀50年代，法國牽頭組織歐洲聯軍以實現國防自主的努力，因為荷蘭等低地國家的反對而失敗，英法也因蘇伊士運河危機等徹底失去了對中東的掌控。20世紀70年代，歐洲試圖借中東石油危機推動實現能源自主，其結果是美國增強對歐洲能源供應的掌控力。冷戰結束後，歐洲試圖推動政治自主，結果原本由歐洲主導的科索沃戰爭最終被美國主導，美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歐洲政治議程的深度介入。歐洲曾經試圖實現金融自主，結果歐元因“歐債危機”而困難重重，美國揮舞着“合規”“洗錢”的大棒制裁歐洲的主要大銀行。

　　更糟糕的是，歐洲各國之間的分裂和衝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在持續惡化：同為“老歐洲”的歐盟軸心兩國，法國和德國對歐洲戰略自主的立場和訴求存在多重分歧；加上波羅的海和東歐多國是跨大西洋派的堅定支持者，使得美國文化帝國的陰影在持續膨脹，歐洲處於脆弱和搖擺之中。

　　美國文化帝國陰影之下，歐洲的反美主義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意大利的“慢食運動”抵制美國的快餐文化、超級市場對歐洲傳統生活方式的衝擊；相當比重的法國人堅持其文化獨特性，對帶有“盎格魯-撒克遜”標記的價值觀、公司、電影等&&排斥，頑固地抵抗美國推行的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在德國的軍事佔領和文化傳播刺激德國的反美主義，呼籲保持德國的社會秩序和團體責任感等。但是，這些反美力量尚不足以産生全局性改變。

　　如今，美國將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塑造為維持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平衡性的理由，拱火俄烏衝突，實現了在歐洲事務中的回歸，為俄烏衝突付出巨大代價且直接承受危險的卻是歐洲。更有甚者，美國《通脹削減法案》正企圖以“掏空”歐洲的方式，保護乃至壯大美國製造業。

　　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生命力取決於其軍事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的有效性，而美國越來越依賴濫用軍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對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經濟脅迫，以維持其經濟帝國。眾所周知，僅僅依靠脅迫的霸權是難以持續的，不會因“美國例外論”而有所例外。

　　美國長期以來將自己打造為現代化的象徵和全球化的中心，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仍然佔據優勢，但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美國的強權政治已經破壞其在國際政治的可信度和聲譽。失衡的國際經濟格局與全球治理體系以及“以鄰為壑”的發展理念難於産生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一旦美國不再是現代性的驅動力和主要象徵，世界還會圍着美國轉嗎？今天的美國奉行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連盟友也一起打擊，讓歐洲也變成了受害者。處於美國文化帝國陰影下的歐洲還會繼續扮演美國仆從的角色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