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書寫“小社區”裏的治理“大文章”

2022-05-18 11:01:46 來源: 瞭望 2022年第20期

 

  2022 年4 月30 日, 合肥市濱湖世紀社區和園小區,社區物資配送人員正在為居民配送生活必需品   孔連連攝

社區雖小,卻連著千家萬戶,能夠最直接、最敏銳地感知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是貫穿社區治理提質升級的一條紅線

全國99.8%的社區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建立社區工作者崗位等級序列的社區佔79%

依托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資訊係統,全國50.9萬個村委會、11.3萬個居委會資訊集中匯聚、統一管理、動態更新

從“管理”到“治理”、從“單一”到“多樣”、從“獨角戲”到“大合唱”,立體多維智慧的社區治理網絡悄然生長,為社區人帶來更有質感的居民生活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康喆

  

  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

  在日復一日的歲月輪轉中,百姓身邊最普通的小小社區,已經在近十年間發生了治理巨變——

  更貼心的服務項目、更細致的服務效果、更清晰的治理思路、更精準的治理體係、更專業的治理隊伍、更智慧的治理方式,帶給每個人更踏實的幸福感;“軟弱渙散”煉成“堅強堡壘”,“老舊破小”變身“幸福之家”,“牢騷滿腹”轉為“交口稱讚”,城鄉社區面貌煥然一新。

  隨著社會治理結構的轉變,基層社會日益成為各種利益訴求交匯點,社會治理重心不斷向基層社區下移。當今中國,社區正使“社會人”成為有所依托的“社區人”。

  社區雖小,卻連著千家萬戶,能夠最直接、最敏銳地感知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社區也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和關鍵環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鄉社區建設進入快車道。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就社區公共服務、社區治理頒布多個重要文件,各地社區治理創新實踐如火如荼,硬體建設水準和服務品質不斷提升,涌現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社區治理典型。

  山東、江蘇、安徽、湖南、甘肅、陜西、廣東……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深入全國多地走訪了十個普通社區,傾聽居民生活改變的心聲,感受十個社區的十年變化——

  山東濟南明星社區,用黨建“一顆子”激活社區治理“一盤棋”,鍛造更堅強的“主心骨”;

  江蘇南京荷花社區,完善購買服務機制,為居民帶來更豐富的獲得感;

  安徽合肥濱湖世紀社區,提升社區服務品質,激發更舒適的幸福感;

  湖南長沙橋頭社區,打造“15分鐘服務圈”,提供更高效的便捷感;

  江蘇南通躍龍社區,讓“鄰里”變“家裏”,提升更豐富的參與度;

  甘肅酒泉金泉路社區,調動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凝聚更團結的大合力;

  廣東佛山南浦社區,“走智慧化治理之路”,用好更智慧的大數據;

  陜西榆林學院社區,打通基層治理“末端迴圈”,指向更精準的微治理;

  湖南株洲尚格社區,“三步走”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形成更完善的服務鏈;

  陜西西安勞動一坊社區,“建能打仗的隊伍”,組成更專業的服務者。

  小社區,大治理。透過這十個社區的十年變化,我們看到——

  中國社區治理參與主體由一元向“1+N”轉變。“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區治理共同體,在更堅強的“主心骨”引領下積極參與共治;

  社區治理參與方式由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良性的社區治理,鼓勵不同主體相互激發潛能和動力,給治理過程增加生機和活力;

  社區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轉變。不同于過去“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引領下,社區的為民服務功能不斷加強;

  社區治理方式由“單一”向“多樣”轉變。居民身邊的公共服務既有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提供,也有社會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或社會動員的方式來提供;加快推進信息化和網格化建設,基層社區服務日益精準化;加強打造專兼結合的社區工作者隊伍,不斷提升社區服務管理水準……

  高位推動社區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有這樣一組數據:全國400多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織密65萬個城鄉社區防控網,築牢堅不可摧的人民防線。這一堅實的基礎,源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社區治理工作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區治理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社區工作要時時處處貫徹黨的宗旨,讓黨的旗幟在社區群眾心目中高高飄揚,讓社區廣大黨員在服務群眾中充分發揮作用、展示良好形象。”

  “社區工作是一門學問,要積極探索創新,通過多種形式延伸管理鏈條,提高服務水準,讓千家萬戶切身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服務、管理放到社區,更好為社區居民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邃的戰略眼光、卓越的政治智慧、科學的辯證思維,對城鄉社區治理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新理念新觀點新論斷。

  近十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區治理制度體係不斷完善——

  社區治理第一次被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央層面出臺首個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政策文件;制定實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出臺的關于城鄉社區治理的綱領性文件,為開創城鄉社區治理新局面提供根本遵循;印發《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強調“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

  多位受訪專家説,社區治理的十年答卷,首先從戰略部署和頂層設計上作出回答。在此引領下,各地方積極探索社區治理改革,進一步豐富了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層實踐。

  “主心骨”更堅強

  在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張莊路街道明星社區,記者看到社區黨委領導下,居委會、居民議事會、物業懇談會、紅色管家例會“四會”聯動建強社區“主心骨”的好效果,這個昔日居民急于逃離的“臟亂差”小區,得以成為人人艷羨的樣板社區。

  社區治理得好不好,關鍵在基層黨組織、在廣大黨員。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是貫穿社區治理提質升級的一條紅線。

  近年來,“涉及基層治理重要事項、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組織研究討論後按程式決定”逐漸成為各地共識。各地注重把黨組織推薦的優秀人選通過一定程式明確為各類組織負責人,確保依法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有關要求寫入各類組織章程,進一步加強了黨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的創新,基層黨組織寬鬆渙散情況得到扭轉。

  各地全面推行黨組織書記、村(居)委會主任“一肩挑”,各地基層黨組織日益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戰鬥堡壘。

  隨著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的不斷拓展,社區黨支部、社區黨總支、聯合黨委等黨組織,共同構建起縱到底橫到邊的“組織堡壘”,打通每一個社區的“神經末梢”,實現服務精準投送、治理精準落地。

  一些地方充分發揮區域化黨建平臺作用,推行機關企事業單位與鄉鎮(街道)、村(社區)黨組織聯建共建,組織黨員、幹部下沉參與基層治理、有效服務群眾。在安徽合肥濱湖世紀社區,社區通過聯結轄區內42家駐地單位黨組織成立黨建共同體,將駐地單位、商戶企業、社會組織擰成一股繩,還設立了社區共治基金,匯聚共治資源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以社區黨建引領社區建設,建立了區級統籌規劃、街道落實任務、社區多方參與的三級聯動黨建工作機制,探索建立社區黨建工作聯席會議制度,以黨建帶社建,動員駐區單位參與社區治理,整合發揮社區公共資源效能,形成了陣地聯建、活動聯創、資訊聯通的良好態勢。”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在接受採訪時説。

  “以黨建為引領,能夠增強社區居民共同體意識,增進社區內部凝聚力,建設社區共同體,進而建設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龔維斌撰文表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社區黨建的有力引領下,社區治理體係發展得更加完善,治理主體更為多元、組合形式更為靈活、主體間的協作互動更加頻繁。

  如今,從包括社區黨支部、社區服務中心等在內的黨和政府的派出機構,到包括社區居委會、小區業委會、社區志願者組織等在內的居民自治組織,再到專業社會工作機構、轄區單位、房地産開發公司、物業公司……黨旗在全國大大小小社區高高飄揚,黨建引領下的多元治理主體,共同編織起各負其責、合作互動的社區治理網絡。

  治理服務更完善

  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變,背後是社區服務意識的強化和服務功能的提升。近十年來,對應居民更豐富多樣的需求,社區有了更完善的服務鏈和更專業的服務者。

  湖南省長沙市橋頭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是在居民全程參與下建成的。居民告訴記者,改建後的黨群服務中心不僅面積擴展到1922平方米,服務功能也更優化、好用、實用,能開辦老年大學、紅孩子訓練營、女子協會、健身協會等社團,能滿足居民就近辦事、志願服務、開展活動等多方面需求。

  社區服務硬體建設,為社區服務的提質提供了基礎。2020年底,我國城市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實現了全覆蓋,農村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達到了65.7%。“十三五”期間,城市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提高18個百分點,農村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提高53.4個百分點。每個村和社區都有綜合服務平臺,群眾辦事更加方便。

  在江蘇省南京市溧水區荷花社區,社區購買社會服務解決孤寡老人照料、殘疾人就業幫扶等實際問題,把政府的錢花到實處,給居民更豐富的獲得感。

  近十年來,更多社會事務實現在社區就近辦理。社區服務人群從體現社區“兜底”功能的各類弱勢群體擴展到體現更廣泛社區公共服務功能的更廣大人群。城市社區能夠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辦理或代辦,公共事業服務、便民利民商業服務更加便捷;農村社區正在向能夠直接提供托育、養老,代辦社會救助、就業創業、醫療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邁進,並依托供銷合作社、郵政快遞等基本實現行政村物流配送全覆蓋。

  在陜西省西安市蓮湖區勞動一坊社區,記者聽居民講述“從嫌棄紅袖章到愛上紅袖章”的故事。社區治理是個專業活,需要專業人才。與以往多由退休人員擔任社區工作人員相比,如今的社區工作者更加專業化,其中不乏高學歷人才。

  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城鄉社區工作者433.8萬人,其中,16.2萬人取得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水準證書;城鄉社區注冊志願者人數佔本地區居民比例達13%。目前,全國99.8%的社區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建立社區工作者崗位等級序列的社區佔79%。吉林、遼寧和武漢等地還建立起社區幹部學院,加強專業化培訓,打造高素質社區工作者隊伍。

  在湖南株洲尚格社區,記者了解到當地“全鏈路”培育專業社會組織、社區社會組織,讓基層政府有了得力助手,社區居民有了貼心幫手。

  在江蘇省南通市躍龍社區,社區提出“三算工作法”,廣泛宣傳發動招募志願社團,鼓勵居民自己動手打造自己的家園,社區花園項目升級成為“夢想家園”。

  近年來,各地大力培育社區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人員“三社聯動”。通過簡化登記手續、實行直接登記或備案管理、設立培育基金和孵化場所等方式,如今我國社區社會組織約有40萬個,其中街道社區管理32.7萬個,成為城鄉社區治理的減壓劑、完善社區服務體係的填充劑。

  治理方式更精準

  49歲的仲毓萍,是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東南街街道金泉路社區順和網格的總網格長。順和網格有2個小區1413戶人,居民主要呈現“困難人群多、殘疾人多”的特徵。做社區網格工作近5年,每天至少去10戶居民家裏走訪,仲毓萍被居民親切地稱呼為“仲姐”。

  先前,仲姐的網格內有一位無業居民長期酗酒,仲姐了解到他的情況後,向社區匯報為他申請了低保,聯繫物業為他找了份小區綠化的工作。“現在他忙得很,可沒時間酗酒。”仲毓萍説。

  一些城市社區由于涵蓋地域范圍廣、服務居民數量多,居民人員構成、利益訴求、內部關聯等復雜多元,社區歸屬認同、社區參與行動、社區內部共識往往不易形成。此時,小小網格,支撐起了社區治理的高效能。

  在陜西榆林學院社區,記者跟隨社區工作者按照“五級五長·六員服務”機制,打通防疫物資保障的“最後一公里”,通暢社區微迴圈。近年來,類似的生動實踐在全國多地推進,細分基層社會治理層級,以“微治理”疏通基層社會的“毛細血管”,推動基層社區治理精細化。

  據統計,全國村(社區)共劃分網格257.3萬多個,有網格員429.8萬人,北京等25個省區市實現網格化服務管理全覆蓋,發現、分析、解決、核實反饋問題,更加快捷準確。

  在廣東佛山市禪城區南浦社區,記者看見樓長潘麗燕如何借助微信群,把矛盾解決在樓棟裏,讓互聯網結起“熟人社區”。

  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的普及,社區治理同步進入了“智治”階段。高科技、大數據、互聯網,正賦予社區治理更高的智慧、更強的能力,城鄉社區服務信息化水準不斷加強。

  當前,各地持續扎實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綜合資訊平臺建設,加快互聯網與社區治理和服務體係的深度融合。這從一組數據中可見一斑:依托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資訊係統,全國50.9萬個村委會、11.3萬個居委會資訊集中匯聚、統一管理、動態更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各地充分應用信息化産品(服務),構築起人防、物防、技防、智防相結合的社區防線。

  “信息化建設是推進社區治理的重要技術支撐,能夠最大限度方便居民辦事,極大提升社區服務供給能力。”陳越良説。

  社區,是觀察中國基層治理乃至國家治理的一扇窗口。十年來,從“管理”到“治理”、從“單一”到“多樣”、從“獨角戲”到“大合唱”,立體多維智慧的社區治理網絡悄然生長,為社區人帶來更有質感的居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