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5 日，遊客在瀋陽市沈北新區興隆臺街道“稻夢空間”景區遊玩。

近年來，沈北新區推出多項舉措發展鄉村經濟，利用本地優勢發展民宿、旅遊、特色種養殖項目 楊青攝/ 本刊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解決好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既關係到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也關係到社會公平和正義，更關係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共同貧窮，需要著眼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提高發展品質，推動共用發展

　　文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尹中卿

　　我們剛剛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前仆後繼、繼往開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從國內生産總值規模看，1952年只有600多億元，1978年達到3600多億元，2020年突破100萬億元。從1952年到2020年，年均增長8%以上，其中1979～2020年年均增長約10%。從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看，1950年約合37美元，1978年156美元，2019年、2020年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從居民擁有財富看，1952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8.6億元、每人平均1.6元，2020年底達到210萬億元、每人平均增加到15.2萬元。從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看，1952年僅為80元，1978年151元，2020年達到21210元。從脫貧成果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先後完成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今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我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財富極大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呈擴大趨勢。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前，全社會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蛋糕”做大了，還要把“蛋糕”分好。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加大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完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國民收入再分配，健全國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千方百計緩解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亟須引起重視

　　從總體上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時間裏，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居民收入分配雖然也有一些差別，但差距並不很明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超出市場作用和政府管控的因素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經濟快速增長、全體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同時，平均主義被打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現明顯變化，不同地區、行業、部門、階層、群體之間的居民收入分配也從改革開放之前總體上平均，轉變為差別越來越明顯、差距有所擴大。

　　根據2007年《中國價格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有關數據測算，從1978年到1985年，在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城鎮基尼係數從0.16上升到0.19，農村基尼係數從0.21上升到0.26。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經濟社會體制急劇轉型，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擴大。從1985年到2006年，城鎮基尼係數上升到0.34，農村基尼係數上升到0.37。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自2003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其中2008年高達0.491，在此之後7年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0.462。在剛剛過去的“十三五”時期，2016年又升至0.465，2017年升至0.467，2018年升至0.468，2019年、2020年又降至0.465，但仍然高于2015年。

　　最近兩年，由于經濟增速區間下移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交叉影響，大宗商品、居民消費價格、教育醫療養老費用、商品住宅價格不斷上升，加劇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亟須引起重視。

　　國內外實踐表明，居民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共同富裕具有緊密聯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不對收入分配進行有效調節，社會公平正義不可能自動實現，效率也不可能持續提高。國際上通常把基尼係數0.4作為警戒線，高于0.4很容易給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響。由于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直接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水準，往往也成為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不僅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且還有可能影響經濟增長後勁。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還很容易加深社會階層分化，有可能引發不同群體利益矛盾和衝突，給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解決好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既關係到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也關係到社會公平和正義，更關係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五大方向持續發力共同富裕

　　近年來，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黨的十八大提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黨的十九大提出，當前，“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要“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也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今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必須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做出更加積極有為的努力。”

　　第一，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高品質發展，推動共用發展。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共同貧窮，需要著眼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提高發展品質，推動共用發展。

　　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進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提高技術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等量資源消耗的經濟附加值，調整産業、地區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我國逐步進入國際産業鏈中高端，加快共同富裕的進程。

　　二是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在絕大多數居民依賴勞動取得收入情況下，必須不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就業人數，提高就業率，為城鄉居民增加收入打好基礎。

　　三是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加強創業基地、科技孵化器建設，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扶持個體經營者，支援“三農”發展，充分激發創業、創新、創富的動力和活力，讓更多就業者變成創業者，既增加勞動報酬，又增加利潤類收入。

　　四是拓寬居民財産性收入渠道。從統籌城鄉發展入手，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和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增加居民房屋租賃收入。尊重人力資本價值，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提高科研成果轉化和智力資本收益。拓寬理財和投資渠道，為居民獲得和擁有更多財富創造條件。積極開發國際市場資源，提高居民來自國外的凈收入，提高境外資産配置收益率。

　　第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勞動所得比重。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任務，也是一個長期過程，既要考慮需要，也要考慮可能。

　　一是堅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居民三者關係，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收入合理增長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體制機制。逐步減少稅收、非稅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進一步規范企業參與分配的行為，國家減稅降費應當從面向企業轉變為面向居民，切實降低居民負擔。統籌城鄉發展，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二是堅持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廉價勞動力一直被視為我國的競爭優勢，抑制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依照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勞動、資本、資源、技術、資訊、管理等要素參與初次分配的體制機制。要通過完善職工工資水準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健全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促進勞動者工資隨個人技能和貢獻、經濟增長和物價水準同步增長，讓勞動者腰包鼓起來。

　　三是解決好地區、行業、部門之間勞動者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推進國家財政供養人員工薪同城同待遇，加快完善公務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基本工薪正常增長機制，完善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制度。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準的雙重調控政策，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完善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強化經營管理者激勵和約束，解決好勞動報酬差距過大問題。依法加強企業用工監督管理，健全最低工資標準和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督促企業給農民工、臨時工、勞務派遣工應有的待遇，縮小不同行業、企業相同工種的工資差距。

　　第三，加快完善有利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稅收制度，保護合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確立了以間接稅、收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當前，最重要的是加快完善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稅收制度，建立多稅種、立體式、全過程的稅制結構和稅收調節體係，使稅收調節分配“高端調低”功能在居民收入、投資收益、存量財産等各個環節得到有效發揮，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

　　一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適當減少增值稅、消費稅等以商品和勞務流轉課稅的間接稅種並降低其比重，逐步增加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以收入課稅的直接稅種並增加其比重。要進一步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費用扣除標準，進一步提高“起徵點”，降低“中段”的累進率，提高富裕群體所得稅稅率，努力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賦負擔，切實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控。

　　二是逐步完善財産稅制度。要完善資源稅制度，擴大徵收范圍，提高稅負水準，遏制資源性行業的暴利。加快普遍開徵房地産稅。目前我國的房地産稅僅對三資企業、外國僑民和國內企業營業性房産徵收房産稅。需要盡快把對外、對內不同的房地産稅、房産稅及土地使用稅合成一個房地産稅，逐步走向較全面的徵收。同時還要積極研究、創造條件出臺遺産稅、贈與稅，抑制財富過度集中。

　　三是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協調配套、覆蓋全部居民收入、覆蓋居民收入運作全過程的稅收調控體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稅務、財産登記合一的個人資訊係統，加強對多元化、隱蔽性收入的監控和稅收徵管。創造條件逐步實行金融資産實名制，切實加強對非常態高收入群體收入、財産、財富的監管，不斷加強反腐力度，打擊和取締權力尋租、腐敗收入、黑色收入。要採取多種有效措施，切實加強稅源控制和稅源稽查與監察，加強對金融大鱷、寡頭企業家、演藝明星球星、壟斷行業從業者等高收入群體收入的監管，遏制壟斷收入、灰色收入、不合理收入。

　　第四，加快優化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財政支出結構，增加低收入勞動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進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加快優化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財政支出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主要運用財政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差距。雖然財政資源不可“包打天下”，但尚沒有別的手段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要發揮財政資源“低端托底”功能，以“增低、調高、擴中”為主線，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形”格局，防止兩極分化。

　　一是優化財政資源配置的方向和結構。財政資源包括財政支出、國有資産收益、公共資源。財政資源的支出，應該減少經濟建設支出，減少生産性補貼，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居民社會福利。財政資源的補貼，應該更多向困難群眾傾斜，如對低收入者的救濟支出、助學金支出、助學貸款貼息，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堅持共用發展社會事業，統籌做好托幼、教育、公共醫療、住房、扶殘等各方面工作，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讓人民共用發展成果，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三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近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出現新的問題，要素流動“北出南進”，經濟增速“北慢南快”，經濟比重“北降南升”。東北、西北地區發展滯後，京津冀地區發展放慢，東西差距有所好轉，南北分化日趨明顯。財政轉移支付要更加注重向東北、西北甚至華北地區的農村和基層傾斜，為從根本上縮小因地區差距所産生的居民收入差距創造條件。

　　第五，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係，逐步縮小群體間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與初次分配不同，它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産生，更多關注結果公平問題，維持居民基本生活，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安全網。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設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有效率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係，既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一定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緊扣共同富裕目標，統籌協調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慈善事業的發展，整合和優化社會保障的結構、制度和體係，逐步提高保障水準，既不應過分超前，更不能明顯滯後。

　　一是推進社會保險改革。需要係統檢視基本社會保險設置及其運作情況，明確各項目的職責定位、保障范圍、待遇水準、籌資機制，推進制度完善定型。要穩步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要盡快實行全國統籌，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逐步實行省級統籌。要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把就業保障、職業傷害保障的覆蓋范圍擴展到全體勞動者，建立覆蓋全民的長期照護保障制度，鼓勵和支援有條件的用人單位為其員工辦理職業年金、補充性醫療保險和雇主責任保險等，鼓勵中高收入群體自主自願自費參加互助合作保險和商業保險以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獲得基本保障之上更好的保障。要增強公平性、互助共濟性和對數字化時代的適應性。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險精算平衡機制，增強社會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

　　二是推進社會救助改革。群體間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降低了社會保障體係整體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影響著全社會共同富裕的進程。要以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為底線，整合城鄉居民養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低保標準，完善失業和工傷保險制度。要進一步完善城鄉社會救助制度，擴大社會救助范圍，逐步提高城鄉低保、農村五保、醫療救助等待遇水準，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

　　三是推進社會福利改革。要不斷增加社會福利開支，更好地保障老年人、兒童和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基本生活。要引導社會公益慈善“第三次分配”，在自願基礎上，鼓勵開展募集、自願捐贈等慈善公益。要採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取消戶籍關聯度，使非戶籍常住人口能夠享受居住地的社會福利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