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望》打撈“沉默的真相”

2021-05-31 15:26:54 來源: 瞭望 2021年第22期

 

如果説治安、腐敗等大要案報道需要一定的勇氣和技巧,那直面經濟社會轉型的陣痛就需要更高的視野和更深刻的解讀力

《瞭望》致力于為改革立傳,但不一味唱頌歌,不盲目打雞血

  文 | 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 詹奕嘉

  “倘若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上的瞭望者。”很多新聞人喜歡引用普利策的這句名言,但瞭望者需要桅桿之上居高望遠的穩固平臺,否則如何能如普利策所説——“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暗礁險灘,及時發出警告”?

  于我而言,《瞭望》周刊就是這樣一個平臺。在新華社工作12年,我在《瞭望》上獨立和合作刊發126篇新聞稿件,每年超過10篇。算不上“高産”,但如果沒有編輯部一以貫之的點撥、支援和關愛,許多“沉默的真相”未必能如此被打撈、被呈現在受眾面前。

  走進隱秘的角落

  2000年,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2014年撤縣設區)發生震驚全國的高考舞弊案,案犯之一、電白縣原教育局局長陳建明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暫予監外執行”。那一年還在上高中的我,肯定不曾料想到,自己日後會和這個大案産生“交集”。

  2009年,新華社廣東分社資深記者王攀帶著我到茂名暗訪,頂住威逼利誘獲得陳建明8年內未進監獄一步、如“天外飛仙”般脫離法律懲處的鐵證。《舞弊案主犯為何逍遙八年》的報道在《瞭望》獨家刊發後,公安機關旋即抓獲逃匿多年的陳建明,報道效果立竿見影。

  這是我在《瞭望》刊發的第一篇新聞作品。由于長期從事政法報道,免不了與惡性刑事犯罪新聞打交道,常常需要走進“隱秘的角落”,比如《破冰行動》的故事原型、被稱為“制毒第一村”的廣東省陸豐市博社村。

  為了支援我們對“毒品村”的追蹤報道,《瞭望》周刊毫不吝惜十分寶貴的版面。從2014年開始,《博社村:從清剿到重建》《回訪“制毒村”:毒源為何難斷?》《警惕“毒禍”侵蝕基層政權》《再訪廣東陸豐“毒品村”:已非“制毒天堂”》等長篇報道相繼在《瞭望》刊發,如多季電視劇般展現“毒品村”由亂到治的艱難過程。

  博社村內幾乎每隔五六米就能看到一條關于禁毒的橫幅和標語、“雷霆行動”一夜繳獲冰毒成品將近三噸、周邊縣區冰毒産量超過全國三分之一、基層組織長期被制販毒集團把持、村“兩委”連固定辦公地點都沒有、保護傘猖獗到讓“大案變小案、白粉變米粉、毒犯變賭犯”……這些至今回想起來依然觸目驚心、難以置信的細節,都通過《瞭望》的精心編輯一一被攤曬在陽光之下。

  展示真實的“毒品村”不易,深挖毒品犯罪的根源更難。《瞭望》編輯部一次次與一線記者反覆溝通對接,督促我不斷走向“新聞更深處”。後續報道提出健全基層建設、提升民生水準等避免“毒情”死灰複燃的多條建議被一一落實。等到《破冰行動》播出時,過去的“毒品村”已舊貌換新顏。

  反腐是過往十年的社會熱點之一。《瞭望》和我們一起緊盯腐敗大案背後的機制缺陷和教訓,相繼推出了《廣州冼村城中村改造“黑幕”》《曹鑒燎的貪腐“朋友圈”》《死刑背後的“改制腐敗”》《揭秘廣東科技腐敗係列案》等反腐敗重磅報道。其中最為隱秘也最為奇葩的,我個人認為當屬《揭開假立功減刑內幕》。

  這部情節跌宕起伏的真實版“越獄”,主角是廣東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涉案范圍波及司法機關、看守所、法院係統及部分律師、社會人員。《瞭望》以大篇幅展示了分社同事毛一竹和我輾轉廣州、深圳、韶關多地的調查成果,不僅將張海如何通過假立功獲得改判、減刑的詳細過程公之于眾,而且披露了求減刑者買通律師、拉攏腐蝕政法機關公職人員、不擇手段炮制冤假錯案供檢舉立功的其他典型案例,有力地鞭撻了“高墻腐敗”現象。當時,一位編輯老師説到這篇報道時評價説,“有一種看律政反腐片的感覺。”

  直面轉型的陣痛

  如果説治安、腐敗等大要案報道需要一定的勇氣和技巧,那直面經濟社會轉型的陣痛就需要更高的視野和更深刻的解讀力,也需要頂住更大的壓力。過往十多年既是經濟轉型期也是社會矛盾多發期,對此《瞭望》保持了高度關切,不僅敢于觸碰勞資糾紛、城鄉矛盾這樣的敏感話題,而且在眾聲喧嘩中進行了難能可貴的冷靜剖析。

  2010年春天開始,在中國大陸擁有80萬員工的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似乎正陷入一場“詛咒”之中,深圳廠區“十一連跳”震驚中外。當事人幾乎都是80後、90後的年輕員工,且多數是入職很短時間內就發生墜樓的悲劇。當時正在深圳駐站的我很早就接到了《瞭望》編輯部的電話,政治編輯室的袁元老師給我們提出了一係列刺痛人心的問題:為什麼會有員工接二連三地走上這條不歸路?誰該為這“八連跳”承擔責任?這一係列事件折射出怎樣的經濟和社會矛盾?……

  當時分社副總編輯車曉蕙帶著我們強壓下面對災難的傷痛情緒,頻繁接觸墜樓員工家屬、普通員工、心理咨詢師、企業工會和管理層、地方幹部、專家學者等不同領域的採訪對象,像拼圖一樣拼出了《富士康“八連跳”悲劇背後》。這篇報道旗幟鮮明地提出,作為中國最大的代工企業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之一,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墜樓事件連續發生間接暴露富士康在管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企業不僅要在物質上保障員工的權益,還要在精神層面體現對員工的人文關懷。

  如今回看當年,編輯部支援刊發這樣的結論,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更何況,這篇報道還由此延伸到了農民工代際更替與社會政策供給的深層矛盾,“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對外來務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這樣的表述,才堪稱盡到了“瞭望者”前瞻風險、敲響警鐘的職責。

  觀察轉型新動態、剖析轉型新課題是很長一段時間內《瞭望》“熱點觀察”(現“銳觀察”)欄目鐘情的報道領域。分社同事黃浩苑和我注意到,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珠三角大批外向型企業紛紛採取原地轉型、市內搬遷、股權重組等方式自救,但很多並未“關停並轉”的企業在轉型升級時卻頻繁觸發勞資糾紛,有的甚至出現大規模長時間集體怠工事件。

  這樣的題材能不能“碰”?其實我們心裏並沒有太大的把握。當時還在《瞭望》編輯部的湯耀國老師鼓勵我們説,既然觀察到了不同尋常的現象,就應該深究根源,提供鏡鑒。《企業轉型觸發勞資新糾紛》等兩篇報道在深度調研基礎上發現,職能部門的工作焦點往往集中于如何助推企業平穩轉型,相對忽視了企業員工的心態與利益訴求,需要對轉型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和産業工人的言行心態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預估。而從中提煉出“勞動關係管理機制也需轉型升級”觀點的編輯老師,現在看來,真是有先見之明。

  在深入探討社會轉型中的城鄉矛盾時,《瞭望》甚至還曾與我們一道直面群體事件的年輕當事人們。《迷惘的“無家一族”》一文就還原了6名青年涉案人的成長歷程、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展現了原本對未來滿懷憧憬的青年卻參與了“社會泄憤”的強烈反差,深度挖掘了他們“成群結隊”違法犯罪的社會原因,也由此建言人口流動中如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記錄改革的艱辛

  “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冰心先生的這首小詩非常適合形容《瞭望》記錄的改革歷程——並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爬坡過坎。這些故事,不講往往不為人知。

  改革需要先行探索,更需要創造性落實中央頂層設計的基層智慧。在《瞭望》多位編輯的策劃和指導下,我們相繼對廣東多地、多領域的改革探索進行了挖掘和探討。深圳的社會組織新政、汕頭濠江放權的新樣本、珠三角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變局、順德大部門制的變遷、公益訴訟改革的“試水”、陽春青年村官的引進與培育等都一一通過《瞭望》走向了全國受眾。而其中最能體現改革專業性和影響力的,可能還首推關于廣東司法改革的係列深度報道。

  司法事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但司法改革卻是一個專業性很強、乍一看會很枯燥的工作。但在編輯部的精心編改下,分社同事毛一竹和我合寫的《深圳“試水”法官“單列”全觀察》《廣東司改:差異化布局全方位破冰》《司改“放權不放任”的廣東探索》等報道努力將看似冷冰冰的“工作探索”轉化成為受眾能有所感知的“社會故事”。法官不必再爭著當“官”、“花這麼點錢”完全值得、因地制宜“量體裁衣”、審判“放權不放任”、監督“到位不越位”等等近乎白描的手法,傳達出的並不僅僅是改革取得進展的正面資訊,更體現出一線改革者以問題為導向,因地制宜、鼓勵創新、敢于攻堅的智慧與思考。

  因此,《瞭望》致力于為改革立傳,但不一味唱頌歌,不盲目打雞血。不知是不是巧合,《瞭望》時隔十年的兩期專題——深圳特區30年與40年中,我都是主力執筆者之一。從“改革先鋒三十而立”到“深圳不惑”,《瞭望》展現出了深圳特區各種引人注目的變化,但不變的是,數萬字的長文都沒有忽視改革的曲折、突破的艱難、發展的迷茫。

  正如我們在文中所言,面對1980年代“姓資姓社”之爭、1990年代“特區不特”的政策之憂、2000年代“被誰拋棄”的瓶頸之惑、2010年代“難以為繼”的資源之慮,卻能一次又一次“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才更加彰顯改革奇跡的輝煌與不易。

  “深圳不惑”專題刊發之後,我發了條朋友圈説,“從三十而立寫到四十不惑,特區知天命時大概不會有人找我約稿了吧”。這是真心話,到那時雖然未必還能入編輯部法眼成為作者,但肯定依然是《瞭望》的忠實讀者和粉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