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瞭望》同行的日子

2021-05-24 10:34:10 來源: 瞭望 2021年第21期

 

 

寧夏固原,我用手機近距離追拍拖拉機翻卷泥土、春耕犁地,視頻傳回編輯部後,新媒體的編輯問:“拍完一身土吧?”我説:“是一嘴泥。”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同意接受《瞭望》周刊對他的專訪。在我的取景框裏,這位西方學者與東方文明間的距離似乎近了些

  文 |《瞭望》新聞周刊攝影美編室高級編輯  林慧

  《瞭望》創刊40年,我與《瞭望》同行32年。

  剛進《瞭望》做圖片編輯時,創刊號封面“眺望珠穆朗瑪峰”就已深深印入腦海,我清楚地知道,那就是《瞭望》的高度。

  前輩俯首來引路

  《瞭望》攝影老前輩黎楓(時任周刊社副總編輯)和袁苓(時任周刊社編委兼攝影編輯室主任)都曾有過戰地攝影記者經歷,他們拍攝的戰爭年代和新中國建設時期的很多照片,都已載入史冊。

  老前輩們是我攝影記者生涯的引路人。記得剛到《瞭望》編輯部不久,我拍攝的《臺灣同胞暢遊新疆》組照就入選了第七屆全國新聞攝影展覽,老前輩卻對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敢把你拍的照片放大24吋挂一周嗎?你敢幾年以後還説這是一張好照片嗎?”直到今天,老前輩的話還會在耳畔回響。

  要下農村採訪時,老前輩對我説:作為《瞭望》的攝影記者,你要像縣委書記那樣地了解農村,要坐到農民家的炕頭上。雖然我一直沒能有縣委書記的水準,但我記住了這些話,一有機會就下農村,就到農民家裏坐坐。

  2018年臨退休時,我還到寧夏固原,用手機近距離追拍拖拉機翻卷泥土、春耕犁地,視頻傳回編輯部後,新媒體部的編輯問:“拍完一身土吧?”我説:“是一嘴泥。”

  體育攝影,技術難度很高,用膠捲的年代,相機鏡頭又是手動聚焦,對攝影記者都是考驗。1988年我拿起相機走進體育賽場、第一次拍攝中國杯國際體操賽,到第一屆農運會、第一屆城市運動會,當年就獲得全國體育攝影比賽的金、銀獎。從那時開始練就的扎實功底,一直延續到二十年後成為國家攝影隊的一員,出徵2008年北京奧運會。

  敏銳洞察深思考

  《瞭望》是大型時政新聞周刊,它要求採編人員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度的思考力。在攝影報道上,《瞭望》又多以專題形式進行報道,因而在拍攝中,我努力以更宏觀的意識駕馭題材,把握事件本身或人物特性,盡力提煉出主題,用豐富的攝影語言進行生動描述,從而體現出更深層次的內涵。

  無論是1987年羅湖橋頭採訪臺灣同胞首次回大陸探親,還是1993年獨家採訪國防大學將軍班;無論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2001年上海APEC會議,還是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北京─拉薩首發列車,或是2007年建軍八十周年南昌─井岡山紅色之旅,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天安門廣場定點拍攝,還有多次的中國藝術節、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全國兩會等眾多場景拍攝,我都力爭以“瞭望”的視角,用鏡頭詮釋出《瞭望》的高度。

  2001年在北京舉辦的“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論壇,是新世紀初在中國舉辦的一次高層次國際盛會。走進會場,我就拿定主意,要利用好主席臺背景上的北京標誌性建築宣傳畫及紅色篆字印戳,將人物神態和中國元素緊密相連。

  拍攝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時,我想體現他“與北京的深厚情感和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繫”,就盡可能地讓畫面裏融入更多的北京標誌性建築,同時與他演講時的專注神情遙相呼應。

  美國金融界人士索羅斯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重要人物。拍攝他時,我站在他對面,有意將相機大動作向上晃了一下,他將目光投向我的瞬間,我按動了快門。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同意接受《瞭望》周刊對他的專訪,他説:“我對中國的看法確實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中國變化了。”拍攝時,我特意將紅木桌椅和寫有經文的大屏風與他同框。在我的取景框裏,這位西方學者與東方文明間的距離又近了。

  2003年去酒泉報道神舟五號發射,我拍攝的航太員楊利偉出徵的照片,通過新華社發稿係統首發通稿,多家報紙頭版或整版刊登,多家網站採用。同時刊發于《瞭望》2003年第25期封面及內文。《“神五”在眼前騰起》的文章及多張照片除在《瞭望》刊登外,先後被國內外多家媒體轉載。

  2017年我到贛南採訪,深入田間地頭,走進村民家中,用鏡頭記錄下了老區人民甩掉“窮帽子”的奔忙身影和滿足的笑臉。《瞭望》刊發特別報道“鏡頭下的贛南老區脫貧”,同時《瞭望》新媒體刊發圖片22張,在中國網的中國扶貧線上、中國發展門戶網刊發時,題圖上了中國網首頁,還入選了2017年10月北京國際攝影周《鏡頭中的脫貧故事》特展。

  練就“慧眼”巧識珠

  《瞭望》攝影編輯室一直是編採合一,即圖片編輯兼攝影記者。《瞭望》是周刊,圖片編輯每周要選編一本刊物的封面、專題配圖及內文圖片。我們每天都可以在新華社多媒體數據庫裏看到新華社總社及國內外分社攝影記者當天拍的所有照片,還有法新社、路透社和美聯社發的照片,同時還可以看到國內各大圖片網站上的照片,而每周又需要對海量照片閱讀及從中精挑細選,這就要求我們練就一雙“慧眼”,這個過程既辛苦又快樂。

  在編輯《2000年迎接新世紀曙光》的一組專題照片時,我們按經度,從1月1日淩晨新西蘭的第一道新世紀曙光開始,一路向西,從東半球向西半球,挑選出來的每一張日出東方的照片都那麼賞心悅目,那麼激動人心。

  2008年汶川大地震,編輯部用《汶川地震傾國抗災大會戰》為標題,用幾乎整本刊物進行報道,同時用55張照片做了16頁畫刊。那一時段無論是新華社圖片數據庫,還是國內各大圖片網站的精彩照片,我們都應用盡用,使其形成了極強烈的震撼力,好評如潮。

  做好攝影編輯兼記者的同時,我還在重大新聞事件採訪中,或自己獨立或與文字編輯合作撰寫一些文章。記憶最深的,是對發射神舟七號的實地採訪。

  在神舟七號酒泉發射成功後,我將封面圖片和內文圖片傳至編輯部,並用手機向編輯部口述了近一周的所見所聞,其中一段情景記憶猶新:“早晨6:30,本刊記者到航太城弱水河邊散步。初秋砭骨的晨風中,不時會碰上基地的老總們晨練,偶爾還能看到從北京來的老總的身影。斷斷續續聽到他們在小聲嘀咕:‘快點走,小心被張建啟攆上’,原來,中國載人航太副總指揮張建啟也有晨起走步的習慣,他是快走,健步如飛,別的人很難跟得上這種節奏。連晨練的習慣也沒有絲毫的改變,航太人的這份從容鎮定,顯示出他們對發射成功的強烈自信。”最終,這篇由楊桃元主筆、我口述的文字報道《中國觸摸太空》入選《新華社重大報道精品選》。

  後來退休了,我經常去世界各地走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就在國內轉轉,邊走邊拍的過程中,依然會習慣性地登登高,望望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