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文育人，“紅色群眾”看得懂

　　“我們早就計劃要登刊紅中的文藝副刊，但因為種種事實上的困難(第一就是印刷機器不敷應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實現……這次我們規定了副刊的稱號，《赤焰》。我們比較充分的準備了副刊的內容;不過因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關係，我們也還是不能認為這是美滿的文藝副刊……”

　　這是1933年4月23日《紅色中華》報第72期文藝副刊《赤焰》的發刊詞。

　　一直以來，中央蘇區對《紅色中華》報的要求是“反圍剿的戰爭動員”和“蘇區建設”的組織者、宣傳者。中央蘇區大多地處偏遠山區，群眾普遍文化水平低，為讓“每一個紅色群眾都能聽懂、看懂”，編輯人員付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淺顯生動、版面圖文並茂。

　　1934年2月，瞿秋白從上海到達瑞金。他主持紅中社工作後，在稿件組織和版面安排上，做了一系列改進，力求用最樸素的報紙版面語言宣傳黨的輿論政策。

　　為了讓通訊員能夠把蘇區工農群眾生活的實際和人物事跡，以正確的政治觀點與立場用文藝的形式錶現出來，編委們很早就計劃創辦一個像樣的文藝副刊。

　　1933年1月28日第48期的《紅色中華》報上，署名為“鬥人”的讀者也建議，《紅色中華》應該有個副刊：

　　“紅中應該有個副刊，它的主要任務：(一)應用革命的藝術，文藝力量，作宣傳，鼓動。(二)提高工農群眾的藝術興趣，創造蘇區工農文藝，開始培植真正無産階級藝術的幹部……”

　　經過醞釀，1933年3月3日推出《紅色中華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該刊又更名為《赤焰》。按當時“紅中”編委的看法，《赤焰》是“我黨黨報文藝副刊的‘第一朵紅花’”。

　　當年為《赤焰》撰稿的作者，有沙可夫、韓進等“紅中”編委會成員，有李一氓、李伯釗等蘇區各文藝機關的領導，還有許雷、思凡、津島等蘇區本地的通訊員和寫作者。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工農革命群眾的英勇鬥爭事跡，宣傳了蘇區革命文化觀念，豐富了蘇區百姓的文化生活。

　　其中，沙可夫參與創作的《我們自己的事》《我——紅軍》等大型話劇深受好評。《我們自己的事》刊登在第一期《赤焰》的頭版，講述了鐵路工人在共産黨員領導下，策動國民黨軍士兵參加紅軍、掉轉槍口去打國民黨軍閥的故事。

　　“由於讀者群體絕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農兵大眾，《紅色中華》報文字簡單直白、通俗易懂，少用生僻字詞，多用民間口語。”瑞金市黨史專家嚴帆説，“當年物資供應短缺，報紙在印刷設計上存在種種局限，但編輯們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除了運用‘變化字體大小’‘用幾何圖形代替文字’等編輯手段外，還增加了豐富宣傳語言的插圖和漫畫。”

　　那一時期的蘇區，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漫畫插圖作者。除了之前設計過報頭的錢壯飛，代表人物還有黃亞光、趙品三、胡烈等。《整師整師的加入到紅軍中去》《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等等，一張張帶有強烈戰鬥色彩的漫畫，線條簡約、主題明確。

　　如今，翻看一頁頁《紅色中華》報，感覺他們不僅僅是扛槍打仗的紅軍戰士，還是一群多才多藝的文藝青年。

　　中國共産黨情報戰線上的傳奇人物錢壯飛，當過醫生，擅長書法、繪畫和無線電技術，經常上&演戲的他，還設計了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烈士紀念亭、“二蘇大會”禮堂等革命建築。兼職創作漫畫的趙品三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1932年他主持設計了紅軍軍裝，我們熟悉的紅軍“小八角”、列寧帽、灰布軍裝即出自這位漫畫家之手。

　　“這是1934年9月29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的圖表分析，橫軸上排列19個中央蘇區縣，縱軸為截至9月27日各縣完成擴紅計劃的百分數。”嚴帆指着《紅色中華》報上一則數據圖表新聞報道説。

　　儘管條件艱苦，沒有攝影圖片，《紅色中華》報從創辦之初的純文字版面，到後來漫畫、插圖、圖表、數據新聞等一應俱全，編輯人員“玩轉”各類報道形式，不斷改進創新版面編排。

　　在1933年8月22日《紅色紅華》報第104期上，一處富有創意的標題排版引人注目——《雩都縣列寧街的怪現象》(“雩都”今作“于都”)一文中，編輯將“雩”和“怪”字，都變成四個小字，成“?”字形排列後與其他大字單個字體排列，突顯“雩”和“怪”，讓今天的讀者看來，編輯似乎表現出某種“新媒體特徵”的匠心。

　　“以《赤焰》為代表的《紅色中華》報，具有‘革命性’和‘大眾化’兩種特色。一方面向蘇區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革命理念，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認識;一方面側重刊登群眾喜聞樂見的小劇本、歌謠、漫畫等，極具感染力和傳播性，極大地鼓舞了工農群眾的革命熱情。”曹春榮説。

　　1933年4月23日《紅色中華》報《赤焰》副刊上，發表了署名“思凡”的詩《到處是赤焰》——

　　“不是一小顆火星，

　　不是一點子曙光，

　　這是漫山遍野，

　　勢如燎原，

　　到處都是的赤焰!

　　這將要照徹全世界的機構內部，

　　把一切朽腐毒物，

　　燒成灰燼，

　　讓出一條唯一光明之路。

　　……”

　　碧血丹心，留守辦報譜壯歌

　　“瑞金城通訊：國民黨白匪佔領瑞金城以後，對工農群眾施行殘(慘)無人道的屠殺，和卑鄙無恥的欺騙，這樣恢復地主資産階級的剝削統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紳，都跟着白匪回來，在許多地方建立民團辦事處，保甲，來更加殘酷的剝削群眾……”

　　這也是摘自1935年1月21日《紅色中華》報，第二版頭條文章《瑞金城群眾開展反國民黨鬥爭》的一段文字。

　　新中國成立後，由江西會昌縣群眾捐出的這張報紙，已被戰火燒掉一部分，留下的僅有不規則的三分之一。這張報紙一經發現，就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因為原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央蘇區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停在紅軍長征前的第240期。

　　這份第264期是目前能見到的、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這意味着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至少又堅持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報。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因為印發數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中，截至目前國內只保存有5期的內容，其中實物第264期殘報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就是當年‘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北路軍總指揮陳誠從中央蘇區蒐集到的。”瑞金市委黨史辦工作人員彭小青説，“那個時候，《紅色中華》報也是國民黨了解中央蘇區的重要信息來源。”

　　彭小青介紹，當年陳誠在佔領瑞金後，曾下過一道命令：任何從蘇區得到的文字資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繳。他將一些珍貴資料收入他的“石叟資料”(即陳誠文庫)中，最後贈與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談起這24期《紅色中華》報的出版背景，嚴帆告訴記者：“當年，紅軍是在絕密情況下轉移的，為保證8萬大軍安全衝破敵人包圍圈，中央給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務很艱巨。中央規定：首先他們要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大軍走後要保衛蘇區老百姓，並在蘇區周圍開展遊擊戰;等大軍打回來，要配合野戰軍反擊，恢復被敵人佔領的地方，重建蘇區。”

　　“許多共産黨領導人都是自願留下準備犧牲自己的。”嚴帆説，當時留下的各路人馬達1.6萬人，除工作需要留下的幹部，還有走不動的老弱和需要臥床休養的病人。顯然，要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沒有一批富有黨性和鬥爭經驗並與當地群眾有密切&&的骨幹人員是辦不到的。

　　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兼任紅中社社長和《紅色中華》報編委會主任，他以過硬的政治素質和深厚的理論修養，臨危受命，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繼續辦報。

　　“中央機關主要的領導人全部都隨主力紅軍走了，但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讓國民黨知道，所以在外表上還要保持現狀，以便迷惑敵人。這樣，《紅色中華》報還要繼續出版。”曾任《紅色中華》報編委的韓進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編委會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兩人了，繼續堅持出版《紅色中華》報，&&中央還在這裡。”

　　為了保守紅軍撤離蘇區的秘密，《紅色中華》報不報道長征紅軍的行動情況，內容仍以擴紅、徵糧、動員群眾堅壁清野、開展遊擊鬥爭、保衛蘇區等為主，號召蘇區人民同敵人進行浴血奮戰。起初，報紙每週出版三期，後由於環境惡化，改為每週兩期，最後只能每週一期。數量也越印越少，最後僅兩三千份。

　　“那是《紅色中華》報最艱難的時期，編輯部嚴重缺人，通訊員隊伍不復存在，組稿、編稿、排版、校對等各個環節都困難重重，報紙還要照常出版發行。”曹春榮説，“此時身兼多職的瞿秋白患有嚴重的肺病，常常拖着病體堅持工作。”

　　事實證明，直到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後近一個月，國民黨軍隊才敢放膽靠近“收復”中央蘇區核心區域。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在穩定蘇區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滯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嚴帆説，當年的紅中社留守人員發揚革命理想主義精神，懷着對黨的新聞事業的無限忠誠，掩護了中央主力紅軍突圍轉移，並持續激勵留守蘇區的廣大軍民，是中國革命新聞史上永遠值得銘記的悲壯歷程。

　　“白匪進了蘇區門，

　　戰爭形勢更加緊，

　　為了保衛蘇維埃，

　　保洪報名當紅軍，

　　(大姑送他的老公當紅軍，叫他努力工作。)

　　勇敢殺敵，不要念家庭，

　　呀都咦都呀!

　　……”

　　這是《紅色中華》報第264期第二、三版中縫“文學工場”《王大姑》的唱詞片段。那時，距離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已整整過去了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