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民心，喚起工農千百萬

　　“下肖區七堡鄉第三村有一家農民，他們共有弟兄八人，在這次動員中，他們八弟兄中，有一個很勇敢的報了名當紅軍。但是後來他們和鄰人談話的時候，卻聽見鄰人説：‘你們八弟兄只去了一個當紅軍，這倒也沒有什麼希奇(稀奇)。’所以他們便一怒而全體報名加入紅軍，日前他們已集中到補充師去了。”

　　這是1934年5月30日《紅色中華》報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則消息稿，題為《八弟兄一齊報名當紅軍》。新聞裏記述了瑞金下肖區七堡鄉第三村一家農民先後送8個兒子參加紅軍的故事，中縫還配了一幅漫畫，在當時的“擴紅”運動中引起轟動，掀起群眾參軍熱潮。

　　一家送8個兒子參軍，成為中央蘇區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的一個縮影。當年，興國縣長岡鄉青壯年男子百人中，就有80人報名參軍;總人口才24萬的瑞金，有11.3萬人參戰支前，為革命捐軀的烈士有5萬餘人;贛南人口共有240萬，為革命犧牲了33.8萬人。

　　這種魚水情延續到了當代。2003年據此編排的大型贛南採茶歌舞劇《八子參軍》，一經推出就獲得極大成功。當演到八子先後血染沙場，許多觀眾潸然淚下，一位開國將軍流着淚激動地説：“當年，老區人民就是這樣支持我們的!”

　　“我小時候就聽過‘八子參軍’的故事。為什麼群眾會踴躍參軍參戰?因為紅軍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的隊伍!”瑞金沙洲壩94歲的楊世桃老人告訴記者，“以前的沙洲壩村1000多人，有300多人去參軍，每家每戶都有紅軍。紅軍家屬往往被照顧得很好，家家戶戶都分到了田地，有耕田隊幫助耕田，還能分到當時很難買到的海鹽。”

　　中央蘇區食鹽奇缺，緣自反動派的經濟封鎖。1930年，國民黨反動派在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叫囂：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産黨手裏”。為此，在蘇區不斷掀起的生産運動熱潮，也是《紅色中華》報的主要宣傳報道內容之一。

　　“中央政府為了鼓勵夏耕運動，在全蘇區內達到增加二成收穫的目的，特擇春耕最有成績的瑞金武陽區，舉行贈旗大會，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贈給武陽區全體群眾，小旗贈該區石水鄉群眾，題字是‘春耕模範’，特派毛主席親去贈旗……”

　　這是1933年6月4日《紅色中華》報第83期刊登的消息——《中央政府召開武陽區贈旗大會》。春耕生産贈旗大會是我黨領導召開的第一次關於農業工作的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集體出席會議，其規格之高、規模之大、效果之好，在建黨建政史上尚屬首次，開創了我黨農業發展新局面。

　　蘇區時期，瑞金武陽區被譽為“紅色糧倉”。當地有順口溜雲：“武陽是塊洲，三年兩不收，還有餘糧下贛州。”在青壯男子參加紅軍的情況下，武陽區發動婦女兒童的勞動積極性，組織犁牛合作社互幫互助，還大力開墾荒田，成為生産運動的模範區。當年瑞金下轄的8個區中，武陽區累計上繳糧食17.9萬斤，佔上繳總數的五分之一。

　　“蘇區開墾出來的地，到現在我們還在受益。以前種紅薯，現在種臍橙，昔日的‘糧倉’變‘果鄉’了。”武陽村支部副書記鄒偉平告訴記者，“我們村3800多人口，人均就有3畝果，是贛南臍橙的‘萬畝村’，每年臍橙産值過億，成為鄉村振興的支柱産業。”

　　除了“八子參軍”“武陽春耕”，《紅色中華》報還刊登了村民爭先恐後打草鞋、節省糧食慰勞紅軍戰士等許多典型事例。在動員人民群眾為保衛革命根據地貢獻力量的過程中，《紅色中華》報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位於于都縣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裏，有一整面墻特別醒目，是用數十隻草鞋拼出的中國版圖。

　　“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20萬雙草鞋慰勞紅軍——9月15日以前完成10萬雙!!!準備十月革命節的禮物。”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副館長鐘敏指着墻上的展板説，“這是1934年9月8日刊發在《紅色中華》報上的報道，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募集草鞋的任務就完成了。《紅色中華》報發揮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的強大力量。紅軍也正是穿着這些草鞋踏上跨越萬水千山的長征路。”

　　“反圍剿，鼓鏗鏘;

　　鬧革命，歌豪邁。

　　白色恐怖喑萬馬，

　　紅色中華震九垓。

　　喚起工農千百萬，

　　誓把乾坤扭轉來。”

　　10月14日，在北京宣武門新華社大院裏，舉辦紀念新華社建社90周年文藝演出，歌聲慷慨激昂盪氣迴腸，唱出了當年《紅色中華》報激勵蘇區人民群眾踴躍參軍、保衛紅色政權的豪邁氣概。

　　開門辦報，培養工農通訊員

　　“同志們，我們每年都有選舉，今年的選舉同去年的選舉有什麼不同沒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選舉將建立更加鞏固的蘇維埃!這個最重要的階級武器。我們要拿了這個武器去更大的增進群眾福利，去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反對帝國主義的瓜分政策，擴大蘇維埃運動於全中國，同志們，這就是今年選舉的意義……”

　　這是摘自1933年9月6日《紅色中華》報第108期，第一版刊登的毛澤東署名文章《今年的選舉》中的一段文字。

　　一頁頁翻過《紅色中華》報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麼熟悉。比如，毛澤東發表的《依據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發展狀態的差別去開展查田運動》，周恩來發表的《今年的“二七”紀念與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心任務》，張聞天、朱德等領導同志的文章也時常見諸報端……

　　《紅色中華》報從創刊起，就經常刊登毛澤東、周恩來、項英等蘇維埃中央政府領導人論述建設健全蘇維埃政權重要性的文章，指導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工作的開展。其中，毛澤東同志發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義簽發的政策文件約有200篇。

　　“創辦初期，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對《紅色中華》非常重視。其中項英曾管過一段時期報紙的工作，毛澤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等都經常指導和過問報社的工作，為《紅色中華》撰寫社論、專論。”在任質斌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清晰地記錄着這段歷史。

　　然而，作者隊伍除了報紙的主編或編輯外，大部分為機關幹部，無法適應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為了豐富報紙內容，迫切需要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的參與。

　　在1933年7月11日的《紅色中華》報第93期上，刊登了《紅色中華報社編輯就寫作致通訊員的信》，每一句鼓勵的話都體現了編輯的良苦用心：

　　“同志們，寫通訊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呀!

　　“為什麼呢?因為寫通訊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奧的理論的基礎。只要你用質樸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聞事實有條理的寫下去，那就保你寫得括括叫，而且成為一個很好的工農通訊員。

　　“但是寫通訊首先要找到適當的材料，尤其是必須要寫的材料……”

　　1933年8月10日《紅色中華》報創辦100期時，李一氓發表署名“氓”的文章《論目前“紅中”的任務》，更是鮮明地提出“如何培養新聞幹部，開拓蘇維埃政府的新聞事業”：

　　“現在參加在‘新聞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這其中大多數還是偏於‘雜誌’性(應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聞工人’，就更少更少……‘紅中’應建立自己能夠指揮和訓練的通訊員，及自己整個的通訊網……另外我們用函授方法，來教他們的新聞學，如何做社論，如何寫消息……要這樣來創造蘇維埃的新聞幹部……《紅色中華》不僅是報紙，而且是學校，從事這一部門工作的幹部的需要，已經放在了我們新聞政策的議事日程之上。”

　　瞿秋白在上海時，也發表過《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一文，提出了“開展工農兵通訊員運動”的設想。他到達蘇區後，紅中社成立了通訊部，規定按期把編輯部需要稿件告訴通訊員，隨時對通訊員寫稿進行指導。

　　“《紅色中華》報在培養作者隊伍方面有成功的經驗，例如讓骨幹通訊員參與編輯活動，舉辦通訊員培訓班，給通訊員發送學習材料，包括怎樣寫稿、組稿、審稿，怎樣從群眾中發現素材。”瑞金市委黨史辦專家曹春榮説。

　　1934年，《紅色中華》報通訊員隊伍不斷擴大，已由初創時期的200多人發展到近千人，他們絕大部分是一線的工農群眾，成為報紙鮮活的信息源。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交流，編輯部還專門編發了一個內部刊物《工農通訊員》。

　　曹春榮認為，《紅色中華》報依靠群眾開門辦報，是中國共産黨根據蘇區實踐形成的，是對“政治家辦報”的補充，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辦報思想進一步成熟的體現。

　　“它(《紅色中華》報)開始組織了一些通訊員在它的周圍……發揮了群眾的積極性……在編輯方面也比較更活潑更有生氣。因此報紙讀者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報紙的銷路(意為‘銷量’)從不到一萬增加到了四萬。”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張聞天)在蘇區黨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關於我們的報紙》一文，高度評價《紅色中華》報的辦報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