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卓絕寫忠誠，一紙風行紅土地
《紅色中華》報及其鐫刻的“新華精神”
記者盧剛、強曉玲、易艷剛、胡錦武、張博令、鄔慧穎
“我們需要我們的進攻，從新的小的部分的勝利，進一步變為很大的整個兒的一直到最後的勝利。
“在這種關頭，所有覺悟的共産主義者，都應該對自己説：我們應該站在前面，領導其他同志到戰線上去工作。”
這是1935年1月21日《紅色中華》報第264期頭版頭條《列寧的教訓》中列寧的一段演説。
眼前這片殘破的報紙，縱23厘米，橫44厘米，只有整張報紙的三分之一，是《紅色中華》報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
它是國家一級文物，靜靜地陳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博物館裏。
在新華社慶祝九十華誕之際，翻閱這張報紙，追尋新華先輩的奮鬥與犧牲，讓人驚嘆崇敬、熱血沸騰。
瑞金尋訪《紅色中華》報，對我們而言，也是一次“鑄魂”之旅，更加領悟作為新一代新華人，為做好黨的新聞事業，應該幹什麼、怎樣幹。
不朽的報，紅泥土房勵後人
從瑞金市區向東，再往北拐個彎兒就是葉坪鎮，遠遠地望去，圓拱形大門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牌匾分外奪目。
踏上一段鵝卵石小路，閃現一座青磚黛瓦的客家建築，高峻的“四疊式”馬頭墻翹首碧空。9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誕生在這座有幾百年歷史的“謝氏宗祠”裏。同日，“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宣告成立。
在一間紅泥土房前，“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的牌匾映入眼簾。
1931年12月11日，紅中社開始出版印刷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並成立了“紅中”編委會。
聽説我們一行來自新華社，為我們講解的工作人員黃露芬興奮地説：“新華社的前身就是紅中社啊!歡迎回家!”
民居不大，站在廳堂裏，透過天井上的天窗，悠悠的白雲不時飄過。如今，這裡布展最多的是《紅色中華》報。當年，這張報紙發行一度多達4萬份，超過國統區有名的《大公報》。
展廳裏，墻上展列着《紅色中華》報早期負責人、工作人員名單，一張張黑白照片上，王觀瀾、周以栗、李伯釗、錢希均、李一氓、楊尚昆、沙可夫、韓進、任質斌、瞿秋白、向仲華、廖承志……年輕的面龐，目光堅定。
1996年，楊尚昆回瑞金，來到已擺上陳列品的這個展廳，坐在“編委會”的辦公桌邊感慨萬千。當年他在這裡寫稿、辦報，“現在回來，拿起這個筆，我感到非常地親切，就好像是回到了當年。”
作為傳承《紅色中華》報紅色基因的新華社報紙——《新華每日電訊》的編輯記者，我們屏氣凝神，翻看眼前兩大本厚重的《紅色中華》報影印合集。一篇篇吹響號角的戰鬥檄文、一幅幅生動鮮活的插圖漫畫，仿佛把我們帶回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一群心懷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在艱苦又充滿希望的蘇區以筆為槍，書寫人民政權中央機關報的開端，開創真正屬於人民的新聞事業。
“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是中國共産黨最早的治國理政試驗田，共産黨人的文韜武略都在這裡試驗過、預演過。”黃露芬向我們介紹説，“《紅色中華》報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紅色政權建設的記錄者、宣傳者、組織者，更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早期的見證者。”
90年前，《紅色中華》報在黨的指揮下，忠實記錄黨和紅軍胸懷救國救民理想、不屈不撓幹革命的歷史偉業;
90年前，《紅色中華》報滿懷激情宣傳黨的革命主張，一紙風行紅土地，喚起工農千百萬;
90年前，《紅色中華》報艱苦卓絕寫忠誠，孕育紅色基因，淬煉新華精神，成為一代代新華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為黨辦報，艱苦卓絕寫風華
“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他的任務是要發揮中央政府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幾省首先勝利，以達到全國的勝利……”
這是刊登在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報創刊號第一版的發刊詞。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在江西瑞金隆重開幕。
“一蘇大會”通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依據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還沒有一份黨的機關報的情況，明確提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建立健全黨報”。
“12月11日，《紅色中華》報創刊。紅中社與《紅色中華》報社兩塊牌子一個機構，擔負播發新聞和出版報紙的任務。”對《紅色中華》報的歷史淵源，黃露芬如數家珍。
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刊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政府人員文告：“委任周以栗為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主筆……”
周以栗曾協助毛澤東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一蘇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臨時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是《紅色中華》報初創時期的負責人兼主筆。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結核離開紅中社休養，1934年11月在轉移途中壯烈犧牲，年方37歲。
接替周以栗的是26歲的王觀瀾，他曾參與紅中社第一次文字新聞廣播編輯工作，他生前回憶説，“當時處於戰爭環境，條件簡陋，人員也很少，兩三個人，組稿、寫稿、校對，什麼都幹”。
1932年10月，29歲的李一氓接編報紙時，還住在瑞金城，編報在葉坪，相距約十里。那時報社的專職編輯很少，他後來回憶，“發病的時候，也得去葉坪，因為不去就沒有別的人去編了”。三個月的時間裏，除了編輯，署名“氓”的社論，他還寫了8篇。
當時20歲的李伯釗(楊尚昆夫人)是為數不多的女編輯，她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由於要出刊物、報紙，我被調到《紅色中華》當編輯兼校對……我每天要校對四版《紅色中華》，差不多有12000字，還要編輯蘇區的消息。點的是桐油燈，燈光很暗。這是我工作中比較艱苦的一段，那時蘇區工作都是很艱苦的。”
“《紅色中華》報定價很便宜，當時根據版面收取一到兩個銅板，讓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夠買得起。”黃露芬説，“它的語言風格非常貼近人民群眾，並且成立了大量讀報小組，鼓勵蘇區百姓讀報聽報。”
《紅色中華》報由中央印刷廠鉛字印刷，使用的紙張是蘇區自己生産的毛邊紙。
“目前見到的《紅色中華》報，出現過三種報頭。最初的報頭，被認為是周以栗題寫的;第221期開始使用美術字體;到達陜北後的《紅色中華》報，使用了毛澤東同志題寫的報頭。”黃露芬説。
1931年11月，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寧都縣，正在“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接收到紅中社播發的“一蘇大會”召開的消息。一些高級軍官從中了解到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的革命主張，堅定了起義的決心。
“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率1.7萬人在寧都起義。起義部隊到達瑞金後，毛澤東特意帶趙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紅中社和《紅色中華》報參觀。”黃露芬説，“這些曾被革命思想召喚的萬千起義將士，許多人後來慷慨赴死、血灑疆場。”
紅軍長征前，《紅色中華》報發行數最多時曾達到4萬份，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影響力最大的一份報紙。而紅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紅色中華》報在第三版刊載關於蘇維埃政府中央機關收集被毯供給紅軍的消息時，提到“紅色中華社”時標注：“本社工作人員連新聞&在內十二人”。
展廳裏，一張標注“1933年10月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機關報《蘇維埃》刊登的紅中社有關中央蘇區政權建設和中央紅軍活動的報道”複印件，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黃露芬介紹説，紅中社當年的電訊稿已無法查找，今天只能從保存下來的《紅色中華》報、以及少量其他根據地報刊上刊登的紅中社稿件，來分析當年紅中社的報道。
“‘紅中’的偉大進步是從艱苦的堅定的向一切困難作殘酷鬥爭而獲得的!
向敵人封鎖作艱苦的鬥爭，來克服印刷和原材的困難!
努力建立通訊網和發行網，克服發行和編輯的困難!
努力為適合蘇區群眾的文化水平而不斷改良編輯和內容!
……”
李富春在《“紅中”百期的戰鬥紀念》中稱讚説：“‘紅中’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和蘇維埃工作同志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