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華獅藝錦——中國新加坡當代藝術三十年”展覽在蘇州工業園區開幕，其中展出了一系列吳冠中以江南為題材的油畫作品，他希望找到用西方繪畫方式展現中國題材的方式。
這場展覽呼應了30年前同在蘇州舉辦的“獅城藝萃——新加坡繪畫展”，而吳冠中在油畫中思考的問題似乎也與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30年來思索的問題相呼應，即如何讓外來的新加坡經驗本土化。
“面前沒有標兵，身後滿是追兵。”“園區人”常用這句話形容蘇州工業園區面臨的壓力。其實，蘇州工業園區既不是1984年首批設立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也不是1991年首批批准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但蘇州工業園區已經在國家級經開區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價中“八連冠”。
蘇州金雞湖西建築群。圖/園區融媒體中心供
蘇州工業園區如何成為國內開發區的“標杆”？園區始於中新合作的高起點，但並不止於此。30年前，引入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是園區的主責主業。如今，園區通過一批國資企業布局的生物醫藥、納米新材料、人工智能、ESG等新興産業已經初具規模，甚至處於“領跑”地位。
從一片洼地蛻變為一座新城，從外資高地轉型為開放與創新雙輪驅動，蘇州工業園區用30年時間完成了這場“進化”。
突破70平方公里
蘇州工業園區被認為含着金湯匙出生，一份被反復提及的文件是“國務院9號文”，即1994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復》，一系列特殊政策在其中得以明確，包括蘇州工業園區新增財政收入5年內（1994—1998年）免除上繳等。
這些特殊政策與中新合作的背景不無關係。談及園區受到新加坡方面的影響，外界首先會想到城市規劃建設。自規劃設計之初，園區就秉承適度超前原則，“先規劃後建設、先地下後地上”，並按“九通一平”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標準推進。
創建體制、發展産業和招商引資、規劃和建設城市，這是園區建設初期核心的三項工作。園區管委會最初僅有的8個局辦中，經發與規建是人員最多的兩個部門，足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重要性。1999年，楊曉敏正式出任園區副總規劃師，之後的職業生涯再也沒有離開園區。
楊曉敏參與園區規劃編制時意識到，最需要向新方借鑒城市開發的理念和管理經驗。“如今中國每座城市的政府都在編制規劃，並在過去三四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但是在城市化初期，我們沒有進行過大規模成片開發，規劃編制部門也不具備現代城市開發理念。”在他的記憶中，1988年，蘇州首個規劃編制單位誕生，主要圍繞建成區“修修補補”。“當時蘇州城區只有‘巴掌大小’，開發70平方公里的園區屬於‘大項目’。”
中新合作區分期開發，首期開發建設8平方公里，但是70平方公里統一規劃。合作初期，新方控股合資公司，擁有規劃權。新方的規劃留下很多值得肯定的內容，中方因地制宜的調整也同樣重要。
規劃的意義就是讓土地資源的綜合價值得到最大發揮。“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使用土地精打細算。園區規劃時會預留‘白地’，‘白地’作為土地儲備不會明確用地性質。園區歷任領導也會尊重規劃，有序推進城市建設，為未來留足發展空間。”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原副主任楊曉敏説。
“白地”制度將園區區位最好的土地留給未來，比如一些環金雞湖地塊，在1997年國內房地産市場啟動後才逐步出讓。一方面，從工業化到城市化需要産城融合時，還有優質地塊可以利用，否則就會陷入不斷拆遷、建設的循環。另一方面，也讓金雞湖成為此後園區城市化過程中獨特的自然稟賦。
人們在金雞湖畔休閒。攝影/陳雨禾
借鑒新加坡“白地”制度，園區還設立了“灰地”制度。楊曉敏説道，園區創立“灰地”制度，所謂“灰地”就是曾經出讓過的土地，如園區早期出讓的工業用地，或用於建設標準廠房的土地，當這些土地畝産效益較低，管委會準備將企業騰退時，地塊就會被標注為灰色。
不過，新加坡的規劃理念與管理方式也曾遭遇水土不服。“新加坡是城市國家，政府管控能力強，一級政府、一家規劃編制單位可以完成數百平方公里面積的規劃編制。但是中國是大國，編制規劃不可能只考慮70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區，有限的面積也難以承載園區發展目標，必然需要與周邊行政區域協調發展。”楊曉敏説。
在1994年的第一版規劃中，中新合作區面積只有7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萬。70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區是園區的“起點”，也成為園區必須突破的界限。
楊曉敏説，園區最初的定位是“獨立的工業新鎮”，對標新加坡裕廊工業區。“之所以稱之為‘獨立’，是因為70平方公里的區域被三級航道與周邊區域物理隔離，缺少戰略縱深的新加坡希望園區成為其海外産業基地。”甚至中新合作區到周邊鄉鎮的道路通達性一度很差，可見新方希望保證中新合作區相對獨立。
2001年，中新雙方完成合資公司換股，中方控股後，園區面積迅速拓展，開始將周邊鄉鎮納入規劃。園區逐步突破最初70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區，直至如今的278平方公里。在楊曉敏的記憶中，“21世紀最初幾年，園區每年土地使用量都能達到5平方公里左右。一個標誌性事件是2006年全國壓縮開發區面積時，蘇州工業園區‘逆勢’擴張了10平方公里”。
當蘇州工業園區開始撕去最初“獨立的工業新鎮”標籤，面對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城市化，以及如何融入蘇州城市發展。
極致的産城融合
蘇州工業園區習慣上被視為蘇州下轄的十個板塊之一，實際上並非一級行政區。在填寫地址時會發現，在縣級行政區的選項中並沒有蘇州工業園區。
蘇州工業園區是蘇州市政府的派出機構。1994年，蘇州市郊區的婁葑鄉和吳縣的跨塘鎮、斜塘鎮、唯亭鎮、勝浦鎮等5個鄉鎮由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行使行政管理職能。但中新合作區最初的70平方公里遠未覆蓋5個鄉鎮的全部土地。一度在土地拍賣時，園區管委會單獨拍賣中新合作區土地，鄉鎮土地由蘇州市政府拍賣。
鄉鎮是一級行政區，擁有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作為派出機構，甚至沒有完整的四套班子。國務院9號文便提出，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設立精幹的工業園區管理機構，不要求區內機構同上級機構對口設置。
直到今天，園區管委會工作人員數量僅相當於同等人口規模行政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雖然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依然保留開發區的行政管理體制，實質上已經行使行政區政府職能。換句話説，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成為城市建成區。用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制度創新局副局長劉坤的話來説，這是園區“極致的産城融合”的結果。
園區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是2012年年底，園區管委會最初託管的5個鄉鎮最終變為4個街道，鄉鎮的經濟管理權限被上收至園區管委會。從鄉鎮到街道，只是形式轉變。楊曉敏認為，“城市化就是讓園區成為一個人們可以定居的地方”。
作為産業聚集的開發區，園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産業吸引到的人留下來。
其實，新方主導的園區第一版規劃已經為産城融合奠定基礎。儘管定位為“獨立的工業新鎮”，但是中新合作區按照工業32％、住宅22％、綠地14％、商務2.4％的用地比例進行布局，布局方式被稱為“夾心餅乾”，即園區中部核心地塊，特別是環金雞湖地塊是商業、金融等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兩側依次是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夾心餅乾”布局能夠擴展公共設施服務半徑，有利於産城融合。在社區建設為居民提供生活服務的鄰里中心便是來自新加坡的經驗。
“但在2001年，園區管委會編制第二版規劃時，已經意識到園區城市化慢於工業化的問題。類似問題在國內開發區普遍存在，如果城市化難以跟上，發展必然受到制約。”楊曉敏説。
如同國內其他開發區，蘇州工業園區首先聚集生産要素，通過招商引資，企業在園區購地、建廠，抓住稅收等優惠政策的窗口期，抓緊投入生産收回投資。製造業企業需要大量務工者，經常能看到接送工人的大巴。
“儘管白天人流不息，但是包括新方管理人員在內，大量在園區工作的人員仍然居住在古城區。即使園區已經建成一批住宅項目，人們也不願意居住在園區。”楊曉敏回憶説，當時園區甚至沒有一家像樣的酒店，接待需要依賴古城區酒店。
顯然，園區想要吸引人，並且留住人，僅靠産業，以及鄰里中心這樣簡單的生活配套並不足夠。
在第二版規劃中，園區主幹道開始與周邊區域道路聯通，用楊曉敏的話來説，園區路網原本只是在70平方公里之內“打轉”，“想要吸引人，除了依靠産業、公共服務設施，還需要交通。管委會當時決定優先建設快速路網，希望對周邊人口形成虹吸效應”。而園區城市化關鍵的第一步就是在2005年年底將行政中心搬遷到金雞湖東岸，先後布局的還有蘇州國際博覽中心、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現更名為蘇州文化藝術中心）等。“在園區第一版規劃中，金雞湖東岸是一片農田。2005年前後園區發展跨過金雞湖，東岸一批公共服務設施讓園區人氣得到提升。”楊曉敏説。
“營造城市生活氛圍”，在楊曉敏看來至關重要，而這有賴於各種要素的集聚。“一座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規劃者需要針對特定問題填充特定要素。”
2007年10月，當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投入使用時，這座包含有劇院、影城等設施的建築一度因較大的規模引發爭議，當時園區只有三四十萬人口。其實，這些公共服務設施最初定位便不局限於服務園區，而是服務於蘇州。也正是在2007年版園區規劃中，園區已經將自身定位為蘇州東部新城。
園區已有五版規劃，每一版規劃都對應園區發展的不同階段，定位從獨立的工業新鎮，到蘇州東部新城，再到蘇州城市新中心，趨勢是工業區色彩逐漸淡化。
如今，環金雞湖區域不僅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城市主中心”，也已經成為蘇州城市形象的象徵，類似上海陸家嘴和廣州天河。
轉型升級的挑戰
同樣經歷更新的還有園區的産業。
蘇州2.5産業園是新建元集團建設運營的一個産業載體，這裡本是園區最早的一批廠房，如今變為生産性服務業産業園，入駐企業介於二産與三産之間，故命名為2.5産業園，多是一些企業研發部門，或是園區培育的科創企業入駐。
從製造向研發、服務等産業鏈上游延伸，這也是蘇州工業園區轉型升級的方向。2006年，蘇州工業園區便提出産業轉型升級，當年管委會提出的“九大行動計劃”中就包括製造業升級、科技創新跨越等內容。當時，“轉型升級”還是相對陌生的概念。
“外向型經濟導向的電子信息和機械製造産業是園區的主導産業，但是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管委會逐漸意識到，海外市場波動會聯動影響園區經濟，而且園區資源空間有限，不可能永遠依靠勞動密集型産業。”蘇州工業園區産業創新中心副主任賀海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當時我們發現園區對標的新加坡裕廊工業區也在從製造向研發轉型。”楊曉敏&&。2001年版園區規劃提出在獨墅湖畔收儲土地，成為如今獨墅湖科教創新區的雛形，為園區自主創新打下基礎。
獨墅湖科教創新區。攝影/陳雨禾
蘇州獨墅湖科教創新區最早的名字是蘇州研究生城，此後改名為蘇州高等教育區，加挂蘇州獨墅湖科教創新區的牌子。無論是研究生城，還是高等教育區，更像高校聚集區。隨着名稱更改，園區更加強調高校、科研院所與産業融合。賀海濤介紹説：“園區引進的高校在設置專業時也會考慮園區産業方向，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學在做學校未來發展規劃時就曾與管委會交流，詢問園區未來的産業布局，並在此後布局藥學院。”
引進高校、科研院所意在彌補園區內創新資源緊缺、創新供給不足。園區還需要在外資企業主導的産業結構中為自主創新的本土企業創造更多空間，而這種空間不僅僅是物理空間。
像國內其他開發區一樣，蘇州工業園區初期集聚大量外資企業。特別是在新方招商資源的加持下，園區招引到包括眾多世界500強在內的外資企業落戶。目前，園區累計引進外資項目超5100個，其中104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區內投資項目174個，實際利用外資超400億美元。
賀海濤1999年來到蘇州，他還記得開往園區的68路公交車，“我們都羨慕坐這趟公交到園區工作的人，當時園區外企員工月薪可以達到3000元左右，而園區房價只有每平方米1000多元。每天早上，園區人力資源中心門前應聘外資工廠的隊伍會繞整棟樓幾週，周邊滿是接送工人的巴士”。
中國加入WTO後，園區迎來了外資和外貿出口發展的高潮，但經過幾年的高速增長後，也逐漸面臨出口依存度高、産業科技含量不高、特色優勢不明顯的新情況、新問題。彼時，園區主政者已意識到産業需要轉型。當然，轉型的靈感部分來自新加坡。“21世紀初，園區招商人員與新方人員交流時，發現新加坡當時開始布局包括生命健康在內的新興産業。這 啟發了園區管委會，為什麼我們不能布局類似的新興産業？”賀海濤説。
園區較早布局的新興産業是以軟體、集成電路設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服務，2000年開工建設的蘇州國際科技園（SISPARK）正是承載了園區這一科技創新引領産業轉型升級的歷史使命。今天，SISPARK已成為園區發展人工智能産業的主陣地，加快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
2007年，園區生物納米産業園開園，更是奠定了生物醫藥、納米新材料兩大新興産業的基礎。2023年，蘇州工業園區生物醫藥、納米技術應用、人工智能三大新興産業實現産值超4000億元。
劉坤&&，園區培育這三個新興産業的“打法”一致，可以總結為“十個一”，包括引進一家大院大所、搭建一批公共&&等。“園區會引進大院大所並搭建公共&&，比如園區引進納米所時要求其建設面向社會開放的公共&&，為初創企業提供實驗室、實驗設備等。”
他坦言，最初也曾困惑投資公共&&是否有效，如果沒有這些基礎設施，一些初創公司可能難以存活，甚至不會落戶園區。“園區每年科技招商項目已經從早期的六七百個上升至1000個左右，其中大部分是‘背包創客’。”
與一些高能級城市瞄準成熟企業，或是企業研發總部不同，蘇州工業園區更多通過引進人才培育科創企業。“我們瞄準海外高校科研人員、外企高管等人才回國創業的機遇，從零開始孵化企業，提出‘引進一位人才，帶來一支團隊，成立一家公司，培育一個産業’。”賀海濤説。
2007年，園區便推進科技領軍人才計劃。目前園區60％的上市公司，以及93％的獨角獸、準獨角獸企業源自科技領軍人才計劃。園區在項目評審時會將主導權交給專家、投資人、領軍企業負責人等，園區高投入建設專家庫，政府只會進行程序性面試。劉坤&&，對於“背包創客”，只要評選上科技領軍人才，基本可以確保創業無憂，從融資，到尋找合作夥伴，再到後期産能建設，園區都可以提供相應服務。
其實，園區招商引資政策如今在蘇州的10個板塊中並不佔據優勢，但是創新生態足夠完整。比如，園區圍繞每一個産業都會布局一批基金，很早便布局東沙湖基金小鎮，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資金需求。截至2024年10月底，東沙湖基金小鎮集聚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137家，集聚資金規模超過3900億元。
東沙湖基金小鎮全景。攝影/陳雨禾
蘇州工業園區元禾沙湖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曉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元禾控股與國家開發銀行合作設立國內第一隻市場化運作的創投母基金，投資金沙江、北極光、軟銀中國等16隻子基金，均註冊在小鎮，創投基金開始在園區集聚發展，大力投資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
“不過，新興産業的培育和爆發仍需時間，目前還不能取代原有的優勢産業。作為‘壓艙石’的企業、産業也一直在轉型升級，比如博世落戶園區之初布局汽車零部件生産線，如今已在園區布局全球最大的研發中心。”劉坤説。
目前，278平方公里的蘇州工業園區除去位列國內經開區榜首外，還在國家級高新區排名中位列第四，而前三位分別是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和深圳高新區。
園區“走出去”
時間回到2006年，當時鮮有地方政府提出發展生物醫藥等新興産業，如今蘇州工業園區正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賀海濤坦言，這也將倒逼園區招商引資政策更加精準。“我們在給每個産業繪製産業圖譜的同時也在繪製人才圖譜，針對現有産業鏈關鍵核心點更精準地招引項目和人才。”
園區管委會開始向海外“卷”，布局了一系列離岸創新中心，分佈在美國硅谷、以色列等地。這些創新中心同時起到招商“橋頭堡”的作用，對於一些現階段難以回國發展的項目，優先在離岸創新中心孵化。園區管委會還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成立聯合創新中心，中新雙方聯合評審項目，將新方一些擬産業化項目放到園區孵化。
其實，園區在“引進來”的同時，也在支持企業，以及園區的經驗“走出去”。
在國務院2015年9月批復的《蘇州工業園區開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的總體方案》（下稱《方案》）中，園區有三個發展目標：打造中國開發區升級版、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産業園區，以及提升國際化開放合作水平。劉坤説，“開放合作”應該是雙向的。
為此，園區近年也在支持園區企業，甚至長三角企業“走出去”，特別是拓展東南亞市場。“商務部在園區設立國家級境外投資示範&&，園區擁有省級政府對外投資審批權限，上限是3億美元。已經有六七百家企業通過這個&&‘走出去’。”劉坤介紹説。
中新雙方合作打造的蘇州工業園區新加坡國際商務合作中心和新加坡蘇州商務中心均是市場化運作。如果蘇州企業希望到新加坡發展，中心可以扮演類似“地接”的角色，提供服務。每年通過兩座中心落地兩地的項目約100個，多是一些“小而美”的項目。
《方案》還提及，蘇州工業園區應“拓展市際合作、省際合作、國際合作等多種方式，積極輻射推廣園區經驗”。
談及園區經驗的總結與輸出，蘇州工業園區經發委副主任趙啟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國內開發區興起之初，往往都是按工業區進行規劃和建設，而園區從開始就借鑒新加坡經驗，是按照産城融合的理念，協調好産業、居住、商業、生態之間的關係，打造一個集居住、就業、生活於一體的新城區。在對外合作與經驗輸出中，産城融合的理念起到了引領作用。
蘇州工業園區目前11個合作園區項目分佈在江蘇、浙江、安徽、新疆、寧夏、貴州等6個省份。蘇州市域內，相城區、吳中區、常熟等板塊都有園區的合作園區項目。
合作共建園區始於2006年，當時江蘇推動省域一體化發展，蘇南、蘇北地級市結對挂鉤，蘇州對口宿遷，開發蘇州宿遷工業園區的任務主要交給蘇州工業園區。“在開發建設蘇宿工業園區的過程中，園區開始向合作園區輸出經驗，比如先規劃後建設、先地下後地上、先産業後商住等，甚至包括學習新加坡經驗建設的民眾聯絡所等也在蘇宿工業園區落地。”趙啟亮説，在全省45個南北挂鉤合作園區中，蘇宿工業園區在考評中連續13年排名第一。
除去像蘇宿工業園區這樣政府主導的合作，園區國資企業如新建元集團、中新集團等也在開展市場化合作。“這些國企已經從園區開發主體，轉型為城市（片區）開發商。它們通常會與合作方組建合資公司，開發建設産業園，並在市場化合作中植入園區經驗，如蘇滁高新區等。”趙啟亮&&，園區初期開發建設合作園區，多是政府主導，近年方式愈發多元，因地制宜、輕（資産）重（資産）結合。
從最初的“引進來”到今天的“走出去”，在外界看來，園區經驗的寶貴之處，不僅在於其理念和制度的先進性，更在於經驗的可複製性和可操作性。
蘇州市委常委、蘇州工業園區黨工委書記沈覓近期&&，30周年是園區發展的重要節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園區將持續擦亮中新合作金字招牌，推動務實合作提檔升級，當好中新合作的探路者與領頭羊。（陳惟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