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村遺址出土鹿角靴形器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出土帶蓋陶壺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出土三孔石刀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出土陶豆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出土石錛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出土骨環 作者提供
三星村遺址航拍 作者提供
【考古中國】
江蘇金壇三星村遺址是江南地區一處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澤文化時期聚落，距今約6500年至5500年。最新考古發掘表明，這裡為一處中心有大型土&、四週有河道及圍溝的臨水聚落，圍溝內面積達30萬平方米，遺址總面積更是超過35萬平方米。
飯稻羹魚 人丁興旺
馬家浜文化被稱作“江南文化之源”，是江南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馬家浜文化的農業發展特別是水稻的普遍種植，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食物的供給，進而促進人口數量上升。草鞋山等遺址發現的水稻田，暗示當時社會較為發達的農業技術和規模。三星村遺址2023年度發掘的浮選工作雖是剛剛展開，但已在許多灰坑的遺物中找到了炭化稻遺存。許多建築倒塌産生的紅燒土內，也可見密集羼合（音顫合，把不同的東西摻混在一起——編者注）的水稻殼。
漁獵行為則為史前人群提供了蛋白質的保障。三星村遺址地處山地和湖泊之間，可供漁獵的水生動物資源非常豐富。灰坑中可見大量魚類、龜和甲魚等骨骼，遺址出土的漁獵工具也十分發達，網墜、魚鏢數量眾多，甚至還發現了形制獨特的漁網葬。體質人類學初步研究表明，三星村遺址人骨粗壯，健康標識類疾病較少，相對於同時期其他遺址，其營養豐富程度可見一斑。
農業和漁獵促進了人口增長。三星村遺址墓葬區，僅在已發掘的525平方米內，就發現了1200余具人骨，數量之多、密度之高遠超同時期其他遺址。整個墓葬區面積約16000平方米，而且，2023年在中心土&也發現了不少等級較低的墓葬，由此推斷，當時人口的數量可能比以往的認知要高得多。人口增長是史前社會進化發展的最大動力和指標——人口增長在提高生産力的同時，也帶來複雜的管理問題，進而導致或加速社會複雜化和文明化進程。
聚落布局 規劃有序
考古勘探和發掘初步揭示，遺址大體由北部居址區、中心土&和南部墓葬區構成，分區布局明顯。
遺址中心的黃土&係人工堆築而成，面積近10000平方米，疑與公共活動和儀式行為相關。在&地邊緣，已發現10余座無隨葬品的低等級墓葬，不排除是奠基之用。緊鄰&地的東側，發現一條寬約8.5米、深達1.8米的壕溝，出土遺物和最下層被打破的灰坑表明，其修建年代仍處遺址鼎盛時的崧澤文化早期。土&用壕溝隔離，暗示其獨立性和重要性，其具體功能仍有待未來進一步探索。
土&以北可能是居住區，儘管被近現代人類行為擾亂嚴重，但勘探和發掘都表明這裡分佈着大片紅燒土（泥土被火燒烤後變成紅色，土質變硬——編者注）。2023年的發掘揭示了5座形制規整的紅燒土坑，平面均呈方形，內裏緊實填埋大量紅燒土塊，除少量陶片外幾乎不見其他遺物。儘管這些特殊灰坑的功能不明，但它們明顯是人為有意識挖掘填埋而成。出土的紅燒土塊有大量明顯的木骨泥墻痕跡，可知它們均為房屋的建築廢料，該區域應當存在過大量房屋。
南部公共墓地的測年數據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延續時間較長，且涵蓋了遺址的鼎盛時期，體質人類學及DNA檢測在內的科學研究均表明，墓地內人群有相當的延續性。墓地以螺螄殼、蜆殼人為堆築而成，逐層挖坑設墓，不斷加高，最終形成高出周邊數米的墩狀堆積。墓地中的墓葬分佈極為密集，存在大量疊壓打破跡象，甚至數具人骨層層疊壓，被一些研究者稱為“叢葬”。
手工生産 頗具規模
三星村遺址的重要特點是玉石工業發達，對遺址和墓地初步的歷時性觀察也可見玉石器生産與社會複雜化具有相關性。遺址早期出土玉石器不多，墓葬中普遍流行以小型陶明器隨葬。到遺址鼎盛時期，墓葬中大量隨葬玉石器。玉器多見馬家浜文化傳統的玉玨和玉璜，質地以玉髓、瑪瑙等為主；石器則以石鉞、石刀和石錛為主，男性多隨葬石鉞和石刀，石錛、石鑿則是男女墓葬都有。石錛、石鑿均以硅質泥岩為原料，半成品和加工邊角料屢有發現，表明三星村遺址存在錛、鑿生産工業。石鉞和石刀的原料則相對多樣，其生産、流通環節線索仍不明晰。玉石器加工可見空心管鑽、線切和片切等技術，出土器物形制規整、打磨光滑，體現三星村遺址玉石器生産專業化程度較高。
三星村遺址的骨器生産也相當專業。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骨、角器，包括骨簪、骨錐、骨環和鹿角靴形器等。此外，還發現大量骨器半成品和廢料，其中鹿科動物的股骨最為常見。此類獸骨可能是用於加工骨管，廢料的邊緣可見明顯的線切痕跡，推測其製作流程包含了挑選、切割、打磨、刻紋和拋光等步驟。出土的成品骨管精緻有光澤，表面有大量幾何形刻紋，有的骨管內還藏有尺寸不一的骨針。
手工業生産的專業化程度是衡量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三星村遺址手工業以玉石生産為特徵，與北部和西部的北陰陽營文化、黃鱔嘴-薛家崗文化、凌家灘文化乃至後來的良渚文化更為接近。
社會複雜化進程加速
三星村遺址發現了2座大墓，儘管仍在公共墓地的範圍內，但其規模和隨葬品數量已經遠超其他同期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1件目前發現史前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石鉞，以及20個豬下頜骨，其中16個為不滿4個月的乳豬，説明這些豬應當都是家養且很可能是一次性宰殺的；另一座墓葬長達2.65米，共出土隨葬品38件。其中出土的彩繪陶豆，以紅色繪製二方連續的葉片紋，葉片內有若干圓點，明顯是受中原地區史家類型和廟底溝文化早期彩陶的影響和 啟發；而隨葬的鹿角靴形器，則是明顯的馬家浜文化遺風。墓葬出土的玉玨均為透閃石，石鉞上方都涂有硃砂。這兩座墓葬的墓主均為男性，隱約展現出領導者的身份。
遠距離交換或貿易所得的物品，一般是威望和權力的象徵。類似白陶、象牙、硃砂、綠松石等非常規産品，在三星村遺址的墓葬和遺址中均有發現。這些史前“奢侈品”的交換和流通，也進一步推動了人群的分化和社會複雜化進程。
意識形態的構建，對於複雜社會的運行和治理尤為重要。三星村遺址出土的雲雷紋器蓋、刻紋骨版等，以嫻熟的技藝，表達出三星村人的深層世界觀。其中以明暗對比、均分為四組的雲雷紋，可能表達了古人“四方”和中心的宇宙觀念，以及“陰陽”的二元對立觀念。刻紋骨版上大量出現的同心圓，描繪的應是鳥的眼睛。這種對於鳥的崇拜，在長江下游有着廣泛且悠久的傳統。刻有梟紋和鱷魚紋（也有研究者認為是蠶或魚）的象牙質瑁飾和鉞飾，雕刻精美，可能同樣暗含了“陰陽”二元對立的思想，代表了石鉞由實用器向禮儀用器的關鍵轉變。後來的良渚文化，則以更加珍貴的玉質材料和幾乎一致的“權杖”形態來表達王者的權力。
至此，龐大的人口數量、頗具規劃的聚落形態、發達的手工業生産、人群的分化、複雜的意識形態……這些複雜社會最為顯著的標誌在三星村遺址已悉數登場，三星眩耀，宣告江南地區轟轟烈烈的“古國時代”拉開帷幕。（作者：李默然，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