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蔣芳 邱冰清
曾入選“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下稱三星村遺址）又有新發現。
新發掘出土300多具距今約6300年至5500年保存較好的古人類遺骸，加上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古人類遺骸，總量已經達到1500余具。考古專家認為，該遺址是探索長江下游文明起源的關鍵性遺址之一，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南方新石器時代體質人類學研究空白。
首輪考古留下三大未解之謎
三星村遺址於1985年被發現。
1993年至199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聯合金壇市文管會對三星村遺址陸續進行6次發掘，共發掘面積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墓葬1000余座，灰坑55個，房址4處，出土1200余具古人類遺骸，以及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等各類文物4000余件。三星村遺址隨即入選“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在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星村遺址發掘已暫停多年，但研究持續推進，留下三大未解之謎：
謎題之一：六千年前的人骨為何保存如此完好？
據了解，金壇地處江蘇常州，太湖平原與寧鎮丘陵地區交界處，周邊水網密布，環境潮濕。長江下游乃至整個南方地區因土壤呈酸性，史前人骨很難保留下來，例如良渚文化許多墓葬的墓室內大多只殘留玉石器和陶器等隨葬品，人骨幾乎不存，無法準確辨別年齡、性別等基本特徵。但三星村遺址不僅發現的人骨數量多，且大多保存較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人類學專家韓康信等研究表明，三星村遺址出土男性數量明顯多於女性；人群平均身高超過一米六，略高於華南新石器時代人群；人均壽命在三十歲左右，極少數長壽者五六十歲。
有學者推測，三星村遺址例外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墓葬所在微環境堆積了大量的螺螄殼和蜆殼，形成了“貝丘”的遺跡現象。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在進行相關的腐蝕性分析。
謎題之二：葬俗為何獨樹一幟？
三星村遺址出土的陶器中有許多製作精美的陶豆。例如，M248墓中出土了一件雲雷紋彩陶豆，距今6000年以上，陶豆上一共刻有8個雲雷紋，並且圍繞中心的圈足，分成了四組。考古人員在比較研究後確認，這件雲雷紋彩陶豆是國內目前所見雲雷紋最早的實證，顯示出三星村文化高超的制陶技藝和藝術構思，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除了製作精美，這些陶豆的出土位置更耐人尋味——大部分墓葬中的先民都是雙手捧着陶豆，裏面放置了一顆玉石，這樣的葬俗以往罕見。
謎題之三：骨器上的幾何密碼有何深意？
三星村遺址出土了數件形制獨特的骨版，在中國史前遺址非常罕見。其中四件圖案神秘、雕刻精美。
記者在金壇博物館庫房看到，這四件輕薄的骨版由大型動物的肋骨製成，在厚約2毫米的正反兩側鑽未穿透的若干同心圓，工藝水平堪稱史前骨器製作頂峰。圖案由這些同心圓和圍繞它們的麻點構成，具體含義未知。考古人員介紹，目前骨版的具體用途還未確定，但由於其圖案兩兩配對，部分專家認為可能與占卜有關。
二輪考古又有新發現
2023年4月，三星村遺址第二輪考古發掘正式啟動。
據了解，第二輪考古計劃從2023年至2025年，將突出4個新特點：一是承上啟下，接續考古並將相關發掘資料和成果納入新的考古工作體系；二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進行發掘，兼顧考古學文化譜係研究；三是注重科技手段的介入與田野工作的有機統一；四是讓考古成果及時與社會公眾共享。
記者走訪看到，三星村遺址位於縣道旁，周邊村莊人口密集。走進遺址發掘區，就能看見新建的考古工作站、新布設的探方、忙碌的考古工作者。
項目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李默然介紹，經過近一年的考古發掘取得階段性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又發掘出319座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300余具保存較為完好的古人類遺骸。“初步判斷還會有更多類似墓葬深埋地下，毫無疑問這是長江以南地區古人類遺骸發現最密集的區域。”
李默然&&，目前史前體質人類學研究的人骨樣本多來自中原和北方地區，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長江以南地區的酸性土壤導致人骨樣本很難保存，數據非常缺乏。
走進考古工作站，工作人員正在為出土的遺存拍照、修復等。庫房內堆滿新出土的大量骨器、玉器、石器，尤其一些骨器上有精美的橫線、三角或同心圓刻紋，顯示出先民較高的手工業技巧。
其中，一件大穿孔石鉞尤為珍貴，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史前保存完好的最大石鉞。李默然介紹，這柄石鉞出土時就放在男性墓主人頭邊，沒有任何使用的痕跡，並且該墓葬面積明顯大於周邊普通墓葬，墓主人腰部還放置1件石鉞、1件石斧和1件三孔石刀，頭部右側還有20余件豬下頜骨，基本都是0至4個月大的家豬。
“出現有作為權杖、禮器的石鉞，説明人群産生了分化。”李默然説，據相關研究，鉞是“王”字的本形，最初可能是生産工具，逐漸發展為男性專用的武器，並成為軍事權力乃至王權的象徵。在良渚時期，隨葬玉鉞是高等級男性墓葬的特權；後來的武王伐紂就曾“左杖黃鉞”。從三星村石鉞權杖到良渚文化玉鉞權杖，再到商周文化的青銅鉞權杖，他們之間承前啟後的發展關係，對探討我國權力制度起源、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在歷年發掘和研究的基礎上，考古人員還初步還原出三星村人的生活場景、初步探明了遺址聚落形態。三星村人石器耕作，撒網捕魚，採摘果實，種植水稻，陶罐煮飯，彎弓射鹿；住着吊腳樓，夏着絲麻衣，戴着玉玦貝飾，馴化豢養家豬，活動遍及今長江中下游蘇浙皖地區。玉石工業發達，社會複雜化和人群等級化初現，是探索長江下游文明起源的關鍵性遺址之一。
或將填補江南古人類基因庫空白
近年，隨着科技考古手段增加、體質人類學介入，三星村遺址考古研究有望獲得更多新發現。
2003年，韓康信對三星村遺址出土的古人類遺骸進行鑒定研究，並在比對全國資料後認為：“在目前已經研究過的中國大陸新石器時代人骨中，只有三星村人骨與日本渡來係彌生人（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最接近，這對日本彌生人大陸來源的地理分佈範圍是新的拓展，或許這種地理分佈應該由黃河中下游擴展到包括長江南岸地區。”
2021年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科研團隊來到金壇，提取到30個三星村個體的古DNA，並完成古核基因組捕獲和全基因測序。未來將進入全國、全球古DNA樣本比對程序。
相關專家認為，人類從哪來、長江以南流域的古人類還有什麼其他特徵等許多未解之謎，有望在這裡發現新的線索。一方面，數量上，三星村人足以冠稱是上古全境華夏人群基因庫。有學者根據單位面積密度推測，近1.6萬平方米公共墓地中可能還有數千具遺骸，是難以想象的龐大基因庫資源。另一方面，數量決定人群基因庫的多樣性。據了解，三星村遺址出土不乏鯊魚牙、人工加工海貝、象牙等遠程交換物。可見在當時三星村人群與其他地域氏族人群發生密切交往，人群基因間的交融很可能發生。
李默然&&，三星村文化僅僅打開冰山一角，許多有關文明起源的重大歷史謎團亟待專家揭曉：如當時人群分化程度如何？是什麼導致個人或集體權力産生？社會是否已進入“古國時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