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湯湯，千年不息。長江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長江文化在流動中開放，在開放中包容，在包容中接納，在接納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與黃河文化一同實現了中華文明的賡續。在當代，長江文化及其精神依然熠熠生輝，汲汲於當代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江蘇師範大學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潘天波認為，長江文化是中華文明構建與演進的重要力量。長江文化依於服的禮制，基於路的通達，源於水的體驗，因於物的交往，對形成中華文明“中”的文明理念、“和”的文明精神、“力”的文明特質、“動”的文明力量等産生深遠影響。
長江文化依於服的禮制，構建生成了“中”的中華文明理念。古代黃河流域以政治王權為中心的王城空間均被稱為“王畿”，離它較遠的南方則被稱為“南蠻”。按《尚書》所記，古代以五&&距離為一服，以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劃分天下，空間不同則服裝色彩及權力有別，以至於形成以黃河中下游為重心的文明中心。直至西周，逐漸形成“天下九服”之制，在王畿之外另設九服，開始顯示出以中原王畿為中心的東西軸心文化（以黃河為軸）和南北軸心文化（以長江為軸）的雛形，也即形成中國天下秩序思想。長江文明逐漸在與黃河文明對話中交往、融通與發展。
長江文化基於路的通達，構建生成了“和”的中華文明精神。四通八達的道路便於社會的交往與集中。運河作為水上之路，溝通了黃河與長江，長江進一步溝通了運河與大海，通達天下。同時，運河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向世界輸出文化的重要紐帶，是中華南北軸心文明形成的關鍵要素。水道通達，則思想通達、文藝繁榮。顯然，中華文明構建是基於路的通達和運河的溝通，具有明顯的包容、和合與通達的特徵，反映出長江文明在中華文明建構中的身份與地位。
長江文化源於水的智慧，構建生成了“力”的中華文明特徵。黃河文明以禹為中心的治水智慧和一統天下的意志，顯示出人力意志在中華文明構建中的主導作用。道家思想是中華文明寶庫中重要的代表，它成於河洛，流於荊楚，播於天下。對於長江文明而言，以老子為代表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思想表達出對水的力與美的哲學認知。在中華文明史上，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兩支主要力量呈曲線發展，由此形成了兩種代表中華文明的哲學智慧。
長江文化因於物的交往，構建生成了“動”的中華文明力量。三星堆出土的陶器、玉器、青銅器、兵器等，均可在中原或其他地方找到某種同源性或相似性，展示出夏商時期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有跨越交往能力，反映了古蜀文明的流動性。三星堆出的土海貝或源於古印度洋，顯示出古蜀文化圈與南亞文化圈的交流。還有研究顯示，三星堆大型青銅雕像群與世界文明初期青銅雕像文化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中的位置也相符。這無疑意味着它們可能吸收了南亞或西亞文明的青銅雕像文化因素，並融入蜀國自身的青銅文明之中，使其表現出濃厚的世界文明特質。
潘天波認為，在中華文明的初創期，長江文化在稻作文明、工匠文明、宗教文明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構建與演進時期，長江文化以特有的中和交往思想塑造了中國的儒道哲學；在當代，長江文化特有的傳統文脈是中華文明復興的巨大推動力量。
2020年11月14日，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在南京召開，會議強調要保護好長江文物和文化遺産，深入研究長江文化內涵，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潘天波認為，長江文化在當代中華文明復興中具有重大轉換性發展空間與意義，作為長江文化段下游的江蘇，必須努力把江蘇段長江建設成長江文化帶的樣板區和示範段。
作為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重要理念的提出地和實踐地，南京努力走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前列，成為長江國家文化公園中的璀璨明珠。近年來，南京紮實推進長江文化研究闡釋、保護利用、傳播展示等各項工作，高起點規劃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江蘇段核心示範區，系統構建了“多點串線、空間呼應、功能互補、內容豐富”的展示體系、“世界級、最南京”的標識體系、“支撐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體系等三大類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項目建設體系，展示了長江文化的獨特魅力和時代價值。（余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