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是中國大河文明的典型標誌之一。保護好長江文物和文化遺産，系統闡發長江文化的精神內涵，深入挖掘長江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長江流域城市面臨的共同命題。
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羅時進認為，長江文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因素。考察長江文化，既應看到它作為東西貫通的長河地理性、物質性，發現其精神意義,又要將“天塹變通途”作為重要的歷史敘事和文化敘事，理解長江從“限南北”走向“通南北”的社會作用，以及對中華文明發展、中國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巨大貢獻。
長江以自然地勢形成了東西貫通的大河，其水上道路的存在與利用，對東西經濟運輸、人員往來、文化會通具有重要作用。但對長江之於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作用的認識不能局限於此。長江“通南北”對中華文明具有重要貢獻。
作為地理分界線，長江使中國版圖形成南北之分。不過從歷史事實上看，長江並沒有真正形成“限隔”，或者説所謂“限南北”的天塹總是處於被突破的狀態，南人北上與北人南下流動頻繁。同時，長江也具有人文分界線的意義，南柔北剛、南文北武之體性長期濡化形成了“南經—北政”的基本格局：南方經濟與文化發達，而北方軍事與政治活躍。
長江形成的南北之“限”是物質層面的存在，而南北之“通”則是客觀的社會史實。長江流域尤其江南地區，具有良好的自然環境、社會秩序、經濟狀況、文化生態，是多民族國家的一片精神和物質的溫潤濕地。不但在經濟上起到了維護“國命”的作用，也成為北方社會群體的退守地域和個體心靈的修復空間。
作為流域文化，長江文化可以看作一種基於長江流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具有南北居間意義和陸海聯通特點，經悠久歷史演變而積澱、層累的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的形成，既要探討“古代”長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也應關注“近代”長江文化的新變及其意義。
近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幾乎都與長江流域攸關。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近現代，是長江流域變動、變革最為深刻的時期。侵略與抵抗、屈辱與雪恥、挑戰與應對，構成了近現代長江歷史的旋律。在這一歷史旋律中，長江文化經受了從被動到主動的重構。主動重構需要一批成長於傳統文化土壤而能夠“睜眼看世界”的先覺性士人，更需要維新復興觀念引導社會的整體覺醒。長江文化的變革性精神特質由此體現。
羅時進認為，審視近代變革性精神的産生及其影響，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在作為經濟、文化、思想的“前哨”中，長江文化的精神有更充分、成熟的體現，表現出立命宏遠、惟新競進、格局開放、協同包容的精神特質。立命宏遠是一種寥廓廣漠的地勢氣象，也是一種深厚弘大的政治、文化胸襟和歷史格局；惟新競進是大江奔涌的自然生態，也是變動不居、惟新惟進的人文生態；格局開放是曠宇疊波的“大陸—海洋”型地理環境，也是周流六虛，百川向海的社會風貌；協同包容是接納南北、通貫東西的水脈物候，也是和合萬方、剛柔並兼、異同相易的人間氣度。
長江文化是在從上古至近現代長期歷史演進中形成的。對長江文化的理解需要辯證觀、歷史觀，也需要現實感知、當代意識。長江與長江流域的變化，諸如長江原有的生態環境與現今的生態環境之變、長江流域原有的人口結構與現今的人口結構之變、長江沿岸原有的城鄉面貌與現今的城鄉面貌之變、長江空間原有的信息集聚與現今的信息集聚之變，都將改變長江文化的外延和內涵，使長江文化得到充實和詮釋。
“當下如何實現‘不廢長江萬古流’的理想，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需要像保護珍貴物質一樣去保護長江，紓解其壓力；同時需要在保護中利用，充分釋放其潛能。如此，長江文化將在新的實踐中演進、更新、豐富，展現出生生不息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羅時進説。
江蘇南京是長江流域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六朝古都”“十朝都會”的悠久歷史，南北交融、東西薈萃的獨特區位，形成了南京長江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特色稟賦。近年來，南京市着眼於長江承載燦爛輝煌中華文明的功能價值，從多元保護、展現、彰顯中華文明的高度，深入研究闡釋長江文化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所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不斷增強人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圍繞長江文化研究，2022年，南京市與國家高端智庫合作建設南京長江文化研究院，着力打造涵蓋歷史、人文、生態等多學科、跨專業的綜合研究平台，深化在文明溯源、保護傳承、時代價值等方面的研究，已發布了“長江文化的歷史演進、文化內涵與精神特質研究”“長江文化與中華文明的內在淵源關係研究”“長江文化與大運河文化、江南文化的關係研究”等系列成果。（余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