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作家李國文先生去世已有數月，近時常常回想起與他多年來的一些文學交往，悲痛之餘，頗有些感想和懷念。
大約是1979年9月，我在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讀大二，在學校的書店買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新出版的《重放的鮮花》，這是一本中短篇小説集，作品發表當時都曾經産生過較大的影響。一本《重放的鮮花》，從中我們看到了真正的社會現實的深刻表現，看到了豐富多彩的題材情節和人物命運，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小説藝術風格。《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巷深處》《改選》《在懸崖上》《紅豆》等等，每一部作品都給我們打開了觀察現實生活的新窗口，於閱讀過程中我們開始懂得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創作方法對於社會進步的意義，開始追求文學的精神價值。於是，我們記住了那些閃亮的作家名字，王蒙、陸文夫、李國文、鄧友梅、宗璞等，開始關注起他們的每一部作品；在這樣的關注中，我開始知道其中的李國文是江蘇鹽城人。
與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大約在1986年秋天。其時我在鹽城市教育局工作，鹽城市文聯延請先生回鄉講學，聆聽講座之後，嚴鋒主席找到我，説李國文要約你談談。當時李國文先生正值創作旺盛期，作品不斷出現在國內重要的文學期刊上，短篇小説《月食》獲全國短篇小説獎，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後來被拍成電影的長篇小説《花園街五號》也已在《十月》發表，社會反響非常熱烈。這樣一位聲名赫赫的大作家要找我談談，當時真是激動得很。究其原委，當時的我正熱衷於新時期小説的評論，對於先生的《冬天裏的春天》一讀再讀且又有較深入的研究，先後已有兩篇文章在大學學報發表。想來這些文章，已經被李國文先生所注意。
拜會李國文先生，是在他講座後的第二天上午，地點在他下榻的鹽阜賓館。先生高大富態，從容灑脫，待人熱情，談鋒甚健。從他小時候在鹽城西鄉讀小學，到被家人帶到上海讀書，後來到南京讀戲劇專科學校，甚是喜愛莎士比亞、契科夫的劇作，1949年後到鐵道部工作，終因熱愛文學開始寫小説，1957年後長期在山西、貴州的崇山峻嶺中鐵路施工，雖受盡苦難，但於文學終是不悔，終是回到小説寫作，《冬天裏的春天》，一部60多萬字的長篇小説，由於回到北京條件簡陋，竟然是在太太的縫紉機上寫出來的……從個人經歷、創作設想自然也就談到文壇狀況，記得王蒙、張潔、陸文夫、張賢亮、從維熙、汪曾祺等人的作品都有所談及，我也向先生匯報了自己的個人經歷和寫作狀況，就他的小説作品談了自己的閱讀感受。與他的一席交流，特別是聽了他對文壇諸多人物、作品的精湛品評，我感到與文壇的距離拉近了，思路眼界拓寬了許多。
與先生的第二次見面是在他北京的家中。那是1987年的夏天，我到錦州參加一個文藝美學的研討會，途經北京轉車，有充裕的時間，便提前給先生寫了信，説我們夫婦倆要登門拜訪。不幾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詳細地告訴我們坐地鐵到哪兒下車，下車後從哪兒一路走過去，路上要有幾次問路，同時還告知了家中的電話，讓我們找不到時就打電話去。那日府上拜望，先生夫婦一同接待，熱情備至，端茶水，備果盤，設午宴，話家常，還專門題簽送了我們一堆新著，讓我們夫婦二人都有如沐春風之感。拜訪中印象特別深的，除了主人的熱情周到之外，一是先生的居所明亮寬敞，一塵不染，生活細節殊為精緻，可見先生夫婦都是熱愛生活之人；二是先生藏書甚豐，古今中外，經史子集，無不應有盡有，這就不同於一般小説家的做派，而是有了大學問家的風範。在當時，我對李國文先生的學問功底並不怎麼了解，後來看到他晚年點評《三國》，研説《紅樓》，説唐道宋，談清論明，出版《莎士比亞傳》，寫就《中國文人的活法》等文化隨筆集等，方才認識到他不僅僅是當代一大小説家，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文史家、大學問家。
第三次與先生的見面是1991年冬，我到北京出差，乘便去府上看望先生，本以為離任《小説選刊》之後的先生應該有點落寞，沒想到的是先生依然灑脫，依然從容，寫作熱情依然高漲。“我談起《小説月報》第12期選載了他的短篇小説《戒之惑》和他最近的一些中短篇小説，寫得圓熟、精緻，他謙遜地微笑，認為説到底還是靠真誠，靠對人生的真誠，對藝術的真誠，有了這份真誠，就會對人生和藝術不斷産生新的感受和理解，而不必裝腔作勢地胡編亂造強佔期刊的一席之地。他談起自己近年來的寫作狀況，覺得脫離編刊物的繁忙瑣碎之後感到精神特別輕鬆，寫作的狀態特別好，今年一年就發表了七八個中短篇小説”。（引自《文學報》所載作者舊文《智者的灑脫——李國文印象記》）與先生談話差不多三個小時，辭行時特別輕鬆，手裏捧着新出版的先生題簽銘印的新著，我向先生表達了真誠美好的祝願，並誠摯地邀請他安排時間重回故里探親訪友。令人遺憾的是，隨着年事漸高，先生的再次回鄉之行後來未能實現；而由於我的工作變動，也由於我的疏懶，一直不能再去先生府上拜望，這次竟然是我和先生的最後一次面唔了。
二
與李國文先生的多年交往，我把它稱之為“文學交往”，這種交往完全是君子式、非功利的。以先生在文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對我這樣初出道且偏於一隅的文學青年，完全是可以不屑一顧的，沒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晤面、寫信，而我對先生的尊重，也是出於對他學問、才華和人品的崇敬，執弟子禮而已，並不想攀附門庭，尋求發文章、獲獎勵、走出去的機會。不過，以先生品性之善良，獎掖家鄉後輩總是那樣自然而然，即使是與我這樣淡淡的文學交往，先生也是極其認真的，多年來一直與我平等的討論小説創作、文學現象、文壇人事，始終勉勵我多寫、堅持寫，不拘一格，自然率真，對我可以説是有信必復，有求必應。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漸漸疏離了八十年代曾經熱衷的文學評論，開始寫一些相對輕鬆一點的文學隨筆。記得當時我們夫婦各出了一本書，即我的文學評論集《文學啟示錄》和太太的育兒隨筆集《在剛做媽媽的日子裏》，在給李國文先生寄書所附的一封信中，大概不經意間也流露出了自己內心的苦悶與迷茫，在1990年12月28日的來信中，先生這樣説道：“你們就這樣腳踏實地地幹，能進一步，則進一步，慢慢積累。寧可一時受冷談，千萬別趨時媚俗，寫應景的批判文章”。
1997年秋，江蘇文藝出版社擬出版我的文學隨筆集《一種聲音》，我想起了請李國文先生作序，也不管他年事已高，創作繁忙，一大包校樣冒冒失失地直接寄往府上。時隔不久，先生便寄來了電腦上敲出來工工整整的“序”，對我的為人、隨筆乃至於評論文字都作出了嚴謹且溫厚的評點。先生寫道:“對於故鄉的印象，已經模糊，但對於故鄉幾位朋友的面孔，卻總是記得相當清晰，東貴是其中的一位。他以他的文學評論文章，引起我的注意，隨後有了來往，也就成了忘年交。雖然相距甚遠，很難見面，但這些年來，心靈卻總是相通的，我是這樣相信的。”對於我九十年代疏離文學評論後所寫的隨筆，先生這樣説：“在北京，有很多評論家，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但往來之後，我倒不大注重他們寫了些什麼。東貴也是這樣，幾年不見，忽然間寄來一大疊清樣，令我驚服了。看來他沒閒着，他真的用筆喊出了他評論文字外的另一種聲音，為他高興。讀起東貴這幾年寫下的人生感悟，生活品評，世象觀察，萍蹤素描，倒也受到 啟發，獲得教益。作為讀後的第一感覺，我認為他寫的這些隨筆、散文、小品、短論，是他拓寬文路的一次成功嘗試。他在努力，在追求，不滿足於現狀，雖仍執迷於文學，但落墨已點染到文學之外。雖仍癡情於評論，但筆觸社會方方面面，不再是一個視角，而是多樣風景了，這本書不過是他許多聲音中的一種而已，所以，故鄉友人的進展，便叫我刮目相看了。”對於我隨筆集中的文字表達，先生也是鼓勵有加，他説：“東貴的評論文字，和他的為人一樣，謙謹，溫和，耐心，努力理解對方，因而，字裏行間，透出一種溫馨。”
多年來，先生於我的關愛委實是太多了。記得還有不少瑣事，我都麻煩過他，比如《新華日報》開闢理論副刊“時代與人”，主事的朋友想請王蒙先生刊頭題名，我給他去信託請幫助，過不多久，先生就請王蒙寫好寄來；我到南京主編《健報》雜誌，開闢“名家談健”專欄，首發的便是他支持的大作，後來他還幫助延請京城諸多名家為我們寫稿。
三
李國文先生認為文學是一項極有誘惑力的事業，作家作為耕耘者，並不一定就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收穫，只是“猶如拾荒者，點點滴滴，在田野上留一行或深或淺的腳印，好也罷，賴也罷，算是敝帚自珍，聊足自慰”。作家作品名垂後世的原因太複雜也太無規律可尋了，時代的變化，價值觀的更迭，讀者興趣的轉移，傳播渠道的拓展，甚至某個讀者群體、個人的閱讀嗜好，都有可能起到支配作用。先生看透了這些，因而，他在《文學與誘惑》一文中以司馬遷、曹雪琴為例這樣説道：“在一部文學史上，所有的巨人都是在這種無意中，創造了不朽”。
在回憶李國文先生文學生涯的今天，想起先生早年的這些精闢議論，我以為先生可以稱得上當今文壇一位灑脫的智者，其具體表現是多方面的：譬如堅守。不管文壇興旺還是冷落，也不管自身得意還是失意，始終一卷書一支筆，讀書寫作的姿態不變，嚮往社會文明進步的理想不變，恪守公平正義、待人誠摯善良的情懷不變。這樣的多年堅守，方才成就了先生豐富多彩的文學著述，自然也成就了他博大厚重的人生格局。譬如清醒。先生閱歷豐富，讀書萬卷，行遍天下，在艱辛的生活磨難中看透人生百態，日常生活雖然為人寬厚，笑口常開，但思想深刻，見解獨到，言語間自含機鋒，為文則蘊涵豐厚。再如通達。先生博覽群書，古今中外，無不涉及，而又以古代文史為最。若干年前，先生送我一套他精心點評的《三國演義》，對於三國各類人物的性格命運，對於群雄爭霸予取予奪的權謀機變，都點評得鞭辟入裏，讀來真正讓人“識透人情驚破膽”。以我對先生著述的閱讀，我以為先生欣賞的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儒學大家，而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之類的魏晉文人，因為他們“尚通脫”（魯迅語），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主張快樂人生。由讀書閱世之深入，先生現實人生的態度也就特別睿智通達，不求顯赫人生，不墮名利之網，但也積極入世，努力進取，誠實勞動，智慧勞動，能爭一份是一份，能進一步是一步，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消極，不埋怨，不激烈對抗。這樣的人生態度，可謂通達也。
古代文人的人格追求，孔子謂之“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梁啟超先生則認為此三者乃教育培養人的目標。其實這目標過於高大上，屬於“聖人”的人格標準，即使求之於作為高雅人士的文學家們，似乎也過於苛刻了。我一直以為，與李國文先生差不多同時期的一批作家們，如王蒙、陸文夫、張潔、陳忠實、張賢亮、劉心武、從維熙、汪曾祺、高曉聲、周克芹等，多年來既要面對現實生活處境，又要堅持維護社會良知，能夠寫出一大批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會現實的優秀作品，實在是很了不起的。在他們之中，雖然不乏救國救民的仁者，向着黑暗衝鋒陷陣的勇者，但大都是善於與現實生活周旋且又始終堅持理想情懷的智者。這些作家與他們的代表作品，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學現象，將會在未來的社會發展進程中持續産生深刻的影響，可以説會成為不斷“重放的鮮花”。於今懷念先生之際，不由得要為那些遠行的智者們點一大讚！（戎東貴）
作者簡介：戎東貴，江蘇省大豐人，曾做知青5年，1978年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後先後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教育行政管理、文學評論、報紙雜誌採訪編輯等方面的工作，2016年初在新華報業傳媒集團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