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在我國國民教育體系中處於基礎性和先導性地位，其對外開放程度是基礎教育現代化的鮮明特徵和重要推動力，也是實現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構建高質量發展格局的關鍵環節。隨着《教育部等八部門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正式印發，基礎教育也在不斷深化改革中逐漸走向全球教育的舞&。通過制度型開放構建全新發展格局，已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在經驗互鑒中提升治理水平，夯實制度型開放路基。推進基礎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實現教育強國、民族復興的重要方面，我國基礎教育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治理成效將決定制度型開放能否充分融入國際環境，能否行穩致遠。要做到“頂天立地”，注重在發展實踐中及時借鑒治理經驗。如芬蘭在構建現代化的教育治理體系過程中，始終將兼顧教育質量和教育公平為第一要務，實現了基礎教育從平庸到卓越的跨越。在九年制一體化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治理中，既採取自上而下的統一課程縮小教育水平差異，也對各地區下放權限，倡導、鼓勵基層學校創新課程設計，凸顯課程的個性化，確保學生接受到既統一又有差異的教育。在高中階段，芬蘭實行了高中教育、職業教育的“兩軌銜接”，充分保障合理分流，在數字化考試方式的改革中使得高考更加學合理，有效避免了一考定終身。針對教師負擔偏重的問題，英國通過開展調查測評、優化制度設計、尋求利益相關者深度參與、改進督導評價的方式進行教師的“減負”治理，有效提升了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和幸福感。國際上也有不少國家為適應高素質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將中小學教師高級崗位結構比例提高至20％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在域外基礎教育治理經驗借鑒、移植過程中要結合我國國情、域情、校情實際進行本土轉化，以避免“水土不服”。
二、在交流合作中強化雙輪驅動，推進制度型開放行動。文明因互鑒而多彩，教育因交流而興盛。基礎教育的制度型開放，也絕不會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做好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對外教育培訓中心和教育院外基地建設，積極開展優質教學儀器設備、整體教學方案、配套師資培訓一體化援助”，參與國際教育質量標準的研究制定。2017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到“教育走出去”的概念，提出要擴大與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合作交流。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指出，我國將“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産品供給，打造‘一帶一路’ 教育行動升級版”“建立中國特色國際課程開發推廣體系”。一連串的政策供給表明，在“走出去”和“請進來”的交流合作中強化雙輪驅動，務實推進制度型開放行動已成為教育對外開放的重點任務。如《上海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鼓勵有條件的知名中小學在海外建立分校，或設立海外學習中心（站），參與國際教育服務。在《上海市教育發展“十四五”規劃》中，又將基礎教育的對外開放往縱深推進，提出了“探索構建中外融合的‘上海課程’，支持上海國際化基礎教育發展和境外中文學校設立”。上海市在基礎教育對外開放實踐中積極探索、率先行動，為推進基礎教育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上海方案”，貢獻了“上海智慧”。
三、在共生共贏中堅持理念引領，彰顯制度型開放價值。在基礎教育參與國際合作交流過程中，輸出我國的基礎教育理念、文化、制度、模式、標準、內容、資源，融入全球基礎教育治理實踐，其價值旨歸是實現各國間基礎教育的共生共贏，促進人才的培養，提升國家的軟實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是基礎教育對外開放所要秉持的理念。構建基礎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用教育推動國與國之間民心相連相通，堅持以更加開放、更加創新、更加包容的舉措推動世界教育的發展。當前，我國不少地區的教材、教輔資料已經輸出到許多國家和地區。另外，一大批國際教育人才通過參與所在國的各種教學和管理活動，既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培養了人才，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中國基礎教育服務，又在“他者鏡像”的傳播中展現了中國基礎教育的風采，我國基礎教育制度型開放的價值得到不斷昇華。
四、在清醒認識中增強“預見”能力，防範制度型開放風險。教育的制度型開放作為新時代一種特殊的對外開放實踐，也必然會成為社會風險叢林中一個極其重要而獨特的風險場域。因此，基礎教育對外開放中，既要做到對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發展現狀進行精準判斷，也要對國際基礎教育保持清醒認識，既要警惕基礎教育制度型開放中的“黑天鵝”，也要防範“灰犀牛”。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錯綜複雜，我們必須從國際發展的大趨勢中，找準我國基礎教育制度型開放的坐標定位和責任使命。要有意識建構具有我國特色的基礎教育話語體系，並在國際交流中檢視自身的理論與經驗。另外，還要特別注意赴外留學主體的低齡化現象。青少年在國際教育交流中，由於特殊的年齡階段特徵帶來的心智上的不成熟，可能會引發日常生活風險、人身安全風險、德育缺位風險、學業困難風險、情感疏離風險、消極文化滲透風險等對健康成長産生不良影響的諸多風險。因此，應堅持“關口”前移，防範和化解基礎教育制度型開放中的各類風險，建立健全制度型開放的風險防範機制。
（倪娟，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趙亮，江蘇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西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