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江陰高新區獲批國家級高新區十周年。十年來，江陰高新區從無到有培育壯大生命健康産業，目前該區已集聚相關企業150余家。
江蘇普萊醫藥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萊醫藥”）是江陰高新區孵化培育的生命健康代表性企業。從孵化器走向加速器，再到2017年投資建設産業基地，普萊醫藥在江陰高新區“打了通關”。近日，中國經濟資訊社分析師走進江陰高新區，對話普萊醫藥董事長陳育新，共話普萊醫藥孵化育成，在多肽抗菌藥領域開拓創新之路。
普萊醫藥外景
向超級細菌宣戰
分析師：自1928年盤尼西林被發現以來，人類大規模使用抗生素拯救了無數生命，但濫用導致的耐藥性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有關“超級細菌”的討論層出不窮，研發新型抗菌藥物成為日益緊迫的任務，抗菌肽是不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陳育新：1928—1978年是抗生素最繁花似錦的年代，那時候不管有什麼感染，我們都有藥可治。但從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沒有新結構、新機制的抗生素研發成功，而亂用和過量使用抗生素導致細菌耐藥性越來越強，全球陷入了抗感染藥物“藥荒”。未來出現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一個簡單的頭疼腦熱都會要命，這不是聳人聽聞。
2016年，國務院聯合十四個部委制定了《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劃（2016—2020年）》，2020年又頒布了《生物安全法》，重點支援關于細菌耐藥問題的基礎科研和科技攻關，把一個類型的藥物使用直接上升為國家法規。
目前全球科學界認為，最有希望全面替代抗生素的就是抗菌肽。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首次提出了抗菌肽的“細胞膜區分機理”，並研發了自己的第一個專利産品PL-5。具體來説，在整個細菌的進化史中，細菌的細胞膜結構從來沒有發生變化，它的主要成分叫磷脂，不受DNA所控制，因此不管細菌怎麼變異，磷脂的成分不變，所以抗菌肽攻擊的是細菌普遍存在的結構，破壞細菌的細胞膜來達到抗菌效果，且不會産生耐藥性。更關鍵的是，它比現有的抗生素更加廣譜，具有殺菌快速、毒副作用小、無免疫原性等優點。
分析師：普萊醫藥作為深耕多肽抗菌藥的高科技生物醫藥企業，為何在創業之初就選擇來到江陰高新區？
陳育新：考慮到中國抗耐藥菌藥物需求更為強烈，作為一名中國學子，我希望以一己之長為祖國做些事情。2007年，我帶著抗菌肽的專利回國創業。長春是我的故鄉，研發中心最早建在那裏。2008年底，因為江陰高新區非常重視醫藥産業的發展，給了我們非常優惠的政策，所以我們直接選擇了在這裏落戶。2009年初，江蘇普萊醫藥正式成立。後來，我們就把江陰高新區作為總部，長春作為研發子公司所在地。
分析師：生物醫藥産業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您如何評價江陰高新區新興産業的培育孵化體係和政策？
陳育新：2009年剛來江陰的時候，政府創投給了我們300萬元，讓我們進入了孵化器，擁有200平方米的面積：一間實驗室，一間辦公室。到了2011年，我們進入了加速器，有了近2000平方米的小型廠房，6年時間裏減免了4年房租。2017年我們拿到了近100畝土地，開始建立産業基地。最關鍵的是，高新區以明股實債的方式給了我們9600萬元現金，相當于無息貸款，這在當時是很有魄力的，在普萊醫藥發展最關鍵的節點，高新區拉了一把，真是雪中送炭！拿了這筆錢以後，我們快速發展，今年已經全部還清政府貸款，也保證了國資的安全。所以我們從孵化器的實驗室發展到現在的規模，整個發展過程都得到了江陰高新區方方面面的支援。
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分析師：普萊醫藥以多肽類藥物、化學藥物的研究、開發與生産為主，當前企業産品處于什麼樣的階段？在業內做出了哪些創新突破？
陳育新：2015年之前，美國的創新藥佔了全球的70%之多。創新藥指的是從藥物的化合物發明開始就具有全球自主智慧財産權。這裏又分了好幾類，我們的抗菌肽屬于“皇冠上的明珠”，是first-in-class新藥，指藥物中不僅化合物是全新的，機理也是全新的，這個非常難，全球不多，基于我2006年在國際上提出的“細胞膜區分機理”設計出來的抗菌肽就屬于這一類別的創新藥。
2014年，普萊醫藥開始申報抗菌肽藥物PL-5的臨床批件。2015年底，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支援創新藥的研制，藥品審批速度明顯加快，我們在2016年一次性取得了Ⅰ、Ⅱ、Ⅲ期“大臨床批件”。當時中國還沒有任何一款上市的抗菌肽藥物，PL-5是國內第一個獲得臨床批件的抗菌肽新藥，也是第一個進入臨床試驗的抗菌肽藥物。它適用于皮膚及創面感染性疾病，尤其適用于耐藥菌引發的頑固感染性疾病，針對傳統抗生素耐藥性非常強的“超級細菌”銅綠假單胞菌、抗甲氧西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及含NDM-1基因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等均具有非常強的殺菌優勢。PL-5今年即將申報美國II期臨床試驗。我們的抗細菌及真菌新藥PL-18栓劑已經啟動中美歐三地臨床申報準備工作；抗菌肽PL-33、PL-46以及抗癌肽PL-AC等也處于臨床前研究階段。
分析師：普萊醫藥成長過程中遭遇過哪些難關，是如何渡過的？
陳育新：最突出的是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的藥物是first-in-class，沒有太多前人經驗可以參考，所有東西都是自己摸著石頭過河。舉個例子，原料藥做成制劑，是做成藥片、膠囊、注射劑，還是外用的噴霧劑或乳膏？由于多肽分子的特性獨特，光做制劑，我們就花了差不多三年，經歷了上千次實驗失敗才最終成功。藥物進入臨床階段後，沒有現成的臨床方案可以參考，都要與臨床專家及國家藥品審評中心（CDE）的專家反覆探討確定，秉承科學態度，不停地試錯，這是最花工夫的。
一開始我們在技術上的困難很多，光憑自己的團隊克服不了，于是我們請了江陰高新區以及國家外國專家局幫忙尋找全球最頂尖的專家，他們向我們推薦了哈特穆特·米歇爾（Hartmut Michel）博士——全球最頂尖的細胞膜蛋白和多肽專家，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我們與米歇爾博士合作，成立了諾獎研究院。我們還建立了羅伯特·霍金斯（江陰）外籍院士工作站，霍金斯是我在國外讀博士的導師，他是加拿大院士、美國多肽學會主席。他們兩個人會在大方向和思路上給予指導，比如設計分子的時候，他們提出這個分子應該加一個什麼，會有什麼樣的效果，我們一試，果然如此，那就解決了許多關鍵問題。
普萊醫藥董事長陳育新與諾獎得主哈特穆特·米歇爾討論問題
只求功成不必在我
分析師：您如何看待江陰高新區生物醫藥産業的發展？下一步，普萊醫藥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陳育新：我個人感覺挺不容易的。江陰是個縣級市，卻要與上海、深圳這些頂級大城市競爭，但是高新區的決心我們是能夠切身感受到的。我們是江陰第一個做創新藥的企業，政府是真的下功夫來扶持我們。現在，整個生物醫藥産業在高新區發展得如此迅猛，能做出如此的成績，和高新區肯投入、敢扶持、有耐心、有魄力是分不開的，就像他們當時説的那樣，這叫“播種子、育苗圃、建森林”，我覺得很形象，因為生物醫藥産業周期就是這麼長，這是客觀規律。雖然經歷幾屆政府班子，但政策與扶持卻有很強的延續性與傳承性，一任接著一任，功成不必在我，這個格局很大。我們剛來的時候就兩個實驗室，可能連“種子”都不是，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産品和技術最終還是做出來了，現在普萊醫藥的創新藥得到了國家乃至國際的認同，下一步我們就要爭取在科創板上市，慢慢壯大起來，研制抗菌肽來滿足臨床的重大需求，給患者帶來真正的好處。（肖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