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深圳對外公布了《深圳市政府機構改革方案》，15個機構被精簡後，深圳市政府的工作部門將只剩下31個,大大低于中央規定大城市機構為40個左右的限額。一直領改革開放之先的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再次走在前面，第一個迎接“小政府時代”。
這是漸進式改革到了新階段必然要觸及的領域。漸進式改革，就是由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逐步推進、逐步深化的過程。在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之後，必須在政治體制的週邊開始改革。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改革，就成為一個繞不開的課題。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讓市場機制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政府只是“守夜人”，防止市場失靈。比如，當經濟危機出現，就要通過財政政策、信貸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來縮小經濟波動。
因此，政府與企業有著明確的分工：政府的職能是為經濟發展搭建一個平臺，提供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經濟活動的主角，則是企業。但目前情形是，“有形之手”的力量還過于強大，常常把手伸進經濟活動的具體領域。
同時，政府職能分工過細，交叉過多，辦事程式復雜，這就提高了企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所以，經濟領域改革越深入，越要求政府適應生産力發展要求，提高服務能力。所謂“小政府”，是説它對經濟活動幹預的領域小，辦事的程式少，為企業服務的成本小，“小政府”與高效率是緊密聯繫的。
中央推行的“大部制”，換個説法也就是建設“小政府”。將政府部門設置中，那些業務范圍相同、職能相近的工作，集中到一個部門管理，解決機構重疊、政出多門、職能打架的問題。
它不僅精減了幹部，也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圳市政府改革，應該説，是地方的一個呼應。這預示著，政府職能改革進入新的階段。
保留下來的31個行政機構，如何保證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深圳的辦法是，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分開，將行政機構分為決策部門、執行部門、監督部門三大板塊，使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協調。
按照這樣的思路，深圳市形成了“委”、“局”、“辦”三個層次。發改委、科技工貿委、人居環境委等7“委”，主要承擔制定政策、規劃、標準等職能，並監督執行；住房建設局、人力資源和社保局、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局”，主要承擔執行和監管職能；應急管理辦公室、法制辦公室和金融服務辦公室等“辦”，主要協助市長辦理專門事項，不具有獨立行使的行政管理職能。
深圳市這次改革，被譽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其過程自然非常曲折。據了解，該市醞釀“行政三分制”改革已有8年時間，2001年就曾一度啟動，2003年當時的深圳市主要領導也曾高調對外透露，最後卻靜默了6年之久。6年等待本身説明瞭改革之艱。如果説，前30年的改革是政府主導革企業之命的話，那麼，政府改革則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約束自己的權力，這就格外不易。
其實，即使深圳這樣走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城市，也一直存在政府低效的問題。深圳一家高科技企業，被《福布斯》評為中國潛力企業20強之一，擁有國內唯一自主智慧財産權的鋰離子電池隔膜技術，三年來，卻一直因為在深圳拿不到地而苦惱。現在還在6年前租的廠房內生産，眼睜睜看著國外同行快速發展，搶佔大片市場。即使是中芯國際這樣公認的大企業，也懼怕政府的行政效率。為加快建設總投資26億元的一個項目，從去年8月至今年4月，中芯國際前後8次向深圳有關部門報送消防方案，卻一直在審批中。
民營經濟是浙江的驕傲。浙江一些地方政府，抱著良好的初衷，通過土地、稅收、金融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導致這些民企對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類國企病”。政府拔苗助長式的幫扶適得其反，接連出現意外：杭州南望資訊産業集團重組失敗，臺州飛躍集團重組陷入僵局。而這些民營企業早期的發展，均是有目共睹的健康而且快速。
因此，“全能型政府”已沒有存在的理由。經濟越發展，社會越進步，越要求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機構精簡，當然不僅僅是政府機構數量上的變化，而且要求政府在界定所轄許可權和合法幹預范圍之後，探索“小”而“強”的政府管理模式，體現出高效率的行政和強大的執政力。
東方風來滿眼春。深圳的改革預示著一個小政府時代正在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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