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宣布一項限薪令，接受政府注資的銀行和其他企業高管，年薪上限定為50萬美元。一個在中國經常被援引的所謂“國際慣例”，即高管高薪的“市場法則”，隨之轟然倒下。

    高薪挖角，能人拯救正在衰敗的企業並創造驚天財富神話，這種現代企業英雄史詩，往往使公眾對能人産生崇拜和虧欠心理，從而奠定高管高薪的心理學、文化學基礎。在中國，人們用“市場法則”説服公眾接受高管高薪的現實。對于剛步入市場社會的中國來説，人們對市場有著高度信任，而當“市場”出來説話時，人們就心悅誠服了。
    國內國企的老總們，就是隨著此類邏輯向社會公眾的覆蓋，不知自何時拿起了高薪，而且越拿越高，年薪從開始的幾十萬元變成現在的天文數字。據他們自己解釋，他們是辦企業的能人，在市場上完全應該賣出超高價。換個説法，就是高管高薪屬“國際慣例”。
    世界上當然有公司高管年薪過億美元的，但這也不過是通過市場配置，高管、高薪被“配置”在一起了。由于高管“創造”了財富，當他們拿高薪時，人們無法反對。所謂市場，既是一種資源配置的現實，也是一種力量對比的現實。但不滿這種現實的心理的、社會的力量正在興起，比如股神巴菲特認為高管高薪未必合理，很多高管的高薪是高管們利用手中權力“惡意設計”出來的。
    奧巴馬的限薪令，揭示了形成社會薪酬的另一種機制，即政治機制。自市場社會形成以來，決定企業薪酬的主要還是市場過程，因為資本稀缺，所以投資者要求高回報；因為管理能力稀缺，所以高管高薪；因為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者要麼低工資，要麼沒飯碗。但隨著勞工運動發展，勞動者與資本博弈的力量對比變了，勞動力價格越來越高。所謂薪酬，越來越不是勞資雙方“自由交易”的結果，而是越來越政治化。
    限薪令據説是奧巴馬“改革”美國的一個步驟，但毋寧説是一種老調重彈。這種老調，就是承認政治可以決定薪酬的社會現實。美國企業需要美國政府注資，就得接受美國政府開出的條件，否則企業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很難説美國總統限薪令究竟是政治的，還是市場的，在這裏，市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難分彼此。
    再來看我們所謂的“國際慣例”，不過是反映歐美國家的某種國內政治力量對比，是他們當下的一種活法而已。當高管能單方面給自己定價時，他們自然開出天價，而且成交。而一旦美國政府掌握定價權，高管身價立即縮水到50萬美元，只有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10倍左右。固然是總統在宣布限薪令，但總統也不是高管年薪的定價者，真正的定價者是美國民意。當政治成為一種現實時，政治也就是一種市場力量。
    歐美政治現實變動不居，而“國際慣例”可能是一個死詞，它把某種歐美社會現實描述成普世的、恒久的，從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本質，遮蔽了它們的地方性、暫時性。國內有人利用民眾知識與資訊的不足，專揀某些損人利己的“國際慣例”，用以説服公眾，推行自己的“政策目標”。結果不僅弄得民眾自愧見少識淺，而且把政府也給説服了，政府成了所謂“國際慣例”的熱心倡導者。
    這也決非偶然，“國際慣例”在中國的時興，本身就反映了我們的某種政治現實，即民權不彰，一些部門、一些利益集團缺乏制衡，可以自己説了算。反過來，他們又以市場法則、國際慣例作為“解釋范式”，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現實合理化，讓公眾在強大的現實面前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