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出錢幫人耕了120多畝地。”10月13日，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浙江紹興縣錢清鎮梅二村原村主任許寶成向早報記者説起10多年前的往事，多少仍有些尷尬。當時作為村主任，他不但不能拋荒自己的土地，每到春耕時節，為避免村裏耕地拋荒，他只好花錢雇人替那些不願種田的村民耕作。
    避免耕地拋荒是紹興縣當時考核村委班子的一項內容。
    許寶成是浙江經濟發達地區常見的“富人村官”之一。如今，他早已放下手中土地經商。2006年初，一個“現代農業觀光園區”租賃了他們村70％土地，作為回報，每個村民每年能得到300斤糧食。
    這種情況被紹興官方稱為“土地流轉”。紹興縣各級官員有一個共識:在確保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土地擁有所有權，穩定村民土地承包權的前提下，鼓勵搞活土地經營權的流轉。
    據紹興縣農業和農村工作辦公室統計，目前全縣共有5.4萬余戶農戶把9.3萬畝土地交給652戶種養大戶承包經營，流轉率達40％。

“吃飯”土地成“包袱”

    “10多年前，種田就對我沒有經濟上的意義了。”許寶成説。這或許正是“土地流轉”在紹興縣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悄然試行的內在動因。
    當地有一個“吃飯”土地反成包袱的典型故事。該縣王壇鎮南岸村村民李品海在外做木工，家裏1.5畝水田由妻子照看。2004年秋天，正在雲南務工的他突然接到妻子電話，妻子説身體不好，又叫不到人，稻谷沒法收割了。“總不能讓成熟的稻谷爛在田裏。”李品海心一橫，從雲南坐飛機回去收稻谷。“李品海不劃算的做法在南岸村不算新鮮。”南岸村村支書陶國強説，全村1301人，勞動力836人，其中常年在外務工經商的達520多人，剩余的勞力多為婦女、老人，每當農忙時節，李品海他們就不得不為承包田支付更高的費用。“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56歲的陶國強十分憂心，他認為農民必須從土地裏解放出來。
    于是，土地流轉率先在民間出現了。
    據紹興縣農辦副主任尹偉梁介紹，1986年、1987年前後，以輕紡、五金為主的鄉鎮工業體係逐漸在紹興縣崛起，也就是在這個階段，大量農村勞動力開始向鄉鎮企業轉移，種田的經濟意義逐漸消逝，出現了進鄉鎮企業的工人不願意種地、土地拋荒的情況，土地民間自發流轉隨之出現，且大多為非營利性。
    2003年以後，浙江省政府進行糧食體制改革，使得土地流轉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尹偉梁説，他們今年計劃通過財政補助形式，鼓勵農村進行股份制改革，加快土地流轉。據他介紹，紹興縣有些村莊，土地流轉率已達到100％。

政府獎勵股份合作化流轉

    “土地流轉實際上首先是在民間自發進行的，縣政府在引導時，只強調了兩點:一是不能改變農地的農業用途，二是流轉必須通過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中介。”尹偉梁透露，該縣土地流轉出現的形式包括:返租倒包，村集體在徵得農戶同意的情況下，集中土地，付租費給農戶，再發包給專業戶、工商業主；租賃承包流轉，集體所有的機動田租賃給工商業主；轉包，農民與農戶之間轉包；土地置換，有的農戶不願放棄土地，發展效益農業用地要連片，就換到別的地方等。
    “承包土地的租金一般用現金支付，有些村的農民甚至考慮到了通貨膨脹因素，同時，家庭人口變動等要素也在土地股份制改革中得以顯現。”
    為對此進行規范，紹興縣農辦、縣民政廳、縣財政局今年聯合頒布了《2008年紹興縣農村新社區建設政策實施意見》，出臺財政獎勵560萬元政策，鼓勵實施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實施農田規模經營。而其模本即是該縣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王壇鎮南岸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去年9月該縣在王壇鎮南岸村試點土地股份合作化流轉，按“民投資、民管理、民受益”原則，440戶農民以每畝承包田折算為1股，成了股東。合作社引進經營大戶，建立了該縣南部山區最大的蔬菜出口基地，農戶不用下田幹活，每年按股權保底分配就可得到每股500元的紅利，年終按效益再次分紅，外出務工有困難的勞動力還可在家門口企業掙工錢。
    紹興縣計劃通過5年時間，成立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100個，使全縣規模經營面積在20畝以上的經營大戶達1500戶以上，其中100畝以上的經營大戶達200戶，規模經營耕地面積佔總承包面積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