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展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各路專家和媒體關注、議論較多的是土地流轉可能帶來的好處，及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這樣的討論呈現出某些令人擔心的傾向，人們不能不慎重地考慮一個問題：土地流轉的權利，究竟在誰之手？

　　農民處置自己享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權利，即流轉的權利，當然是一項很重要的權利。古人早就説過，“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經濟學也講，沒有交換，商品的價值就實現不了。政府允許農民在更大范圍自由地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自然可以提高土地對農民的價值，使土地真正變成一樁能夠帶來較高收入的資産。
　　與此同時，目前鄉村的景況也需要賦予農民以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更大權利。比如，農民每人平均耕地本來就少，村集體在承包土地時又要做到肥瘦搭配，結果，每家面積不大的土地被分割成多塊，憑空增加了農民的耕種成本。又比如，不少農民長年外出經商、打工，甚至在城鎮定居，成為新市民。如果他們享有對承包經營土地的充分流轉權利，就可以使土地轉移到繼續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戶手中，從而實現承包者利益最大化及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
　　但是，所有這些必要性都以下面的法律事實為前提：決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之流轉的權利在農戶手中。土地是否需要流轉，如何流轉，流轉給誰，只能由享有承包經營權的農戶自己決定，任何人和機構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強迫農民作出流轉的決定。哪怕這一決定表面看來可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可能給農民帶來好處，也同樣是不能接受的。
　　這也正是本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宗旨所在———在現有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的前提下，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以增強農民抗衡任何其他人和機構的能力，包括抗衡其他人、公司，也包括抗衡村集體和地方政府。改革是強化農民的主體性地位，自然也意味著強化農民在決定土地流轉方面的主體性地位。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增強了，自然意味著由農民自己來決定土地的流轉。
　　然而，目前很多議論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普遍的觀點認為，目前土地過于分散的狀況阻礙了農業生産現代化的推進，這種分散經營的生産方式，難以推廣使用先進科學技術，也無法與大市場全面對接。因此，一旦土地可以流轉，未來可能會出現擺脫小農經濟、走大規模集約化經營的前景。
　　用這樣的邏輯討論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問題是令人擔心的。賦予農民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從理論上説，就是強化分散的農戶土地佔有格局，更有效地維持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基本含義就是土地在法理上的分散佔有與經營，這是由土地制度改革的性質所決定的。小崗村的創新及後來大范圍確立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就是由集體迷信向小農經濟的回歸。過去三十年來政府對土地經營承包制度的每一步完善，都可以説是在逐漸強化小農經濟的地權基礎。
　　當然，這只是改革必須設定的合理的地權配置初始狀態，是合理的土地配置的起點，而不是終極狀態。實際上，只要設定了這樣一個初始狀態，以農戶分散佔有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格局完全有可能發生變化。因為，部分農戶可能出讓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給其他農戶或商業資本，部分農戶可能自行聯合形成合作社，從而形成某種規模經濟。
　　假如人們準確理解本次土地改革的根本性質———賦權，就不會匆忙地談論集約經營的前景，而是對未來土地配置格局前景保持一種開放心態。因為，權利擴大了的農民究竟會怎麼處理其承包經營權，現在無人知曉。但如何處理，只能完全交給農民自己來決定。因而，集約經營不是必然性，只是一種可能性。土地配置可能仍然維持目前的格局，因而可能並不經濟。但重要的是，享有權利的農民依據自己判斷作出的任何決定才是有效率的。
　　過去若幹年，凡是存在土地流轉之必要的地方，農民早就已經拿自己的承包經營權進行流轉。這樣的流轉確實增進了交易雙方的福利。但同時，很多地方政府或村集體為了政績，強迫農民集中土地從事某種生産，或強行將農民土地流轉給商業資本，這樣的流轉損害了農民的權益，並且確實帶來了人們所擔心的土地流轉的惡果。經濟學的效率以雙方自願交易為前提，由地方政府或者村集體強行代替農民作出流轉決定，根本就沒有效率可言。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村集體習慣于代替農民進行決策。本次土地改革以賦予農民更為充分權利的方式要求整個社會，尤其是政府自己，尊重農民，尊重農民處置土地的權利。關于土地流轉的討論和決策，也必須以此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