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正在進行的一係列新的改革試驗，再次成為新一輪農村改革的聚焦點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這是相當長時期內，一撥又一撥參觀考察者對中國農村改革大包幹發源地——安徽小崗村的感慨和評價。聽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崗人既難堪又困惑的實情。
　　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再次來到小崗村，所見所聞卻不禁眼前一亮：隨著推動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合作經濟、創新鄉村治理模式等等一項又一項改革新試驗的啟動和深化，展現在記者面前的是一個正處在從傳統小農經濟走向現代農業、從城鄉二元結構下封閉的舊鄉村走向城鄉一體化大趨勢中開放型新農村的小崗村。正是這些新探索、新轉變，讓小崗村在近兩年時間裏，每人平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擺脫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的狀況。
　　今天，小崗村一係列新的改革試驗，也再次吸引了關心中國農村問題的眾多專家學者的目光。他們都不約而同把“中國改革第一村”作為中國傳統農區的縮影，試圖從中尋求破解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新答案。

試驗一：土地自願流轉，發展規模化現代農業

　　65歲的老農嚴金昌如今成了一個現代養殖場的飼養管理者。作為當年秘密在“分田到戶”協議上摁下紅手印的“大包幹”帶頭人，他和幾戶農民一起，又把自己當年冒著坐牢風險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養殖公司發展種豬擴繁基地。
　　因為養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嚴金昌被提升為這個佔地200多畝的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800元左右的工資。
　　“我們飼養的高山特色風味豬，直接銷到上海等的大型超市，價格是普通豬肉的兩倍。”嚴金昌告訴本刊記者，“工資、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終一定量的分紅，一年到頭少説也有兩萬多元收入，這可比種地劃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産的老農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倡導者。
　　村口門樓的對面，是小崗村另一個經土地流轉而興起的現代農業園——葡萄種植園。“大包幹”帶頭人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是這裏的主人。行間距整齊劃一、專人施肥、葡萄套袋噴藥，這個佔地180多畝的葡萄園被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告訴本刊記者，“每畝葡萄的效益是種糧的10倍。通過土地租賃和串換，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蟲和管理，還能獲得明顯的規模效益。”
　　從走訪中了解到，除了集體統一組織外，小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農戶通過血緣關係、鄰里關係等多種方式自己實現流轉的。目前，全村1800畝耕地已有600余畝實現流轉，發展起糧食、葡萄規模種植及雙孢菇産業等，每畝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
　　嚴德友説，這個趨勢還在擴大，只要堅持土地的最終承包權不變和群眾自願原則，農民就擁護流轉。現在願意轉讓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實力又有能力的規模經營者。
　　當年大包幹主要帶頭人之一嚴俊昌擔心，眼下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規范的情況下形成的，一旦發生經濟糾紛，租賃戶和被租賃戶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他認為，在新的起點上，需要盡快完善相應的制度。

　　專家點評——
　　當年“大包幹”的積極推動者、安徽省農村問題專家陸子修：小崗村這輪以承包制為基礎的土地集並出租，是對家庭聯産責任制的發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經營有利于農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和發展産業化經營，有利于提高農産品的市場交易效率，降低農業市場成本。農民的自主流轉還解決了部分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土地閒置、撂荒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説，“小崗村再次成為一塊改革試驗田。”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有人問我，當前中西部農村是否應該加大土地流轉的力度，我只問一句話：是不是農民自己想幹的？如果是，我舉雙手讚成。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應允許不同探索。但有幾條原則：一是農民意願。二是不能強行將農民完全擠出土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陽：鄉村兩級要盡快成立專門的土地流轉指導機構，對當前各地普遍實行的農戶之間、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農戶與農業業主之間的耕地轉包，進一步規范其合同關係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內，農戶流轉土地價格建議按土地的實際收益情況，每三年上浮一次，讓農民能夠分享土地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在堅持家庭聯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應允許地方積極探索土地股權質押貸款、參股龍頭企業經營等多種模式，推進現代農業。

試驗二：合作社+資金互助，破解農村金融難題

　　2008年初，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60個，佔地200余畝。但由于惡性競爭，成本明顯上升，市場風險加大。最早到小崗村創業的苗娟等一批大學生吸取教訓，決定聯合農戶成立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舉為監事長。
　　採訪中，她向本刊記者介紹説，一段時間，小崗村的雙孢茹銷售完全依靠安徽一家龍頭公司，2006年市場行情好時收益較大。但去年雙孢茹市場出現波動，龍頭公司便故意壓價、欠款。新成立合作社後，統一對外購料、銷售。目前生産成本下降20%，通過合作社對外談判，與省內外多家龍頭公司建立了銷售關係，大大降低了市場風險。
　　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還在探討設立社員互助基金，由社員籌資，通過互相擔保，解決社員的階段性資金需求。同時，合作社準備通過資金互助等形式籌資發展蘑菇粗加工，以延長儲藏期，讓社員分享加工環節利潤。
　　除了食用菌合作社，小崗葡萄合作社也迅速成長起來。擁有180畝葡萄園的嚴德友任理事長，他説，葡萄合作社主要負責統一購買化肥、套袋等生産資料，舉辦小崗葡萄節，組織市場促銷等。這些服務降低了生産成本，保證了市場銷售。
　　這個合作社還吸收社員入股成立互助資金，為社員生産生活提供借款便利。社員需借用資金，利率比信用社低，10天8天的一般免息，一般借款1個月按6厘利，3個月按7厘，最高9厘。只要有社員擔保，借款手續極為方便，幾個理事一碰頭，一般當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的合作社員一畝地純收入在2000元以上，他們帶動全村發展起600畝葡萄種植園，佔原小崗村土地面積的1/3。小崗葡萄節在滁州、合肥等地已經成功舉辦了五屆。
　　當然，農村金融匱乏仍然是小崗村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鳳陽縣委書記馬佔文對本刊記者介紹道，近年來，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紛紛以防范金融風險、深入改革為借口遠離農民，用于農業生産的貸款少之又少。農民的房産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于抵押，資金匱乏限制農民從溫飽邁向致富。

　　專家點評——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改革開放29年，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才實行。一年了，到現在還沒有配套辦法，沒有扶持機制。對此，我們有些認識誤區，要麼全搞計劃經濟，要麼又講完全自由市場經濟。
　　中國農民問題很復雜，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9億農民，也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復雜的“三農”問題。我們的政策應充分考慮國情。比如，簡單把農民合作組織當企業看待，是不妥的。政府在開始階段應對專業合作社有所支援，如財政補貼、金融支援、減免稅費等，否則農民為什麼要參加合作社呢？不鼓勵農民創辦、參加專業合作社，又怎麼發展現代農業呢？
　　陸子修：農民看到了成本和市場等單戶經營的多重風險，主動要求聯合經營，這種“內生型”的新型合作機制建立在土地承包制基礎之上，立足于發展現代農業，通過集中採購和銷售，降低生産經營成本；通過社員內部資金互助，緩解農民“貸款難”問題，是突破農村金融瓶頸行之有效的方法；通過合作社對外談判，提高農民主體地位，降低市場風險。“合作社＋資金互助”模式大有可為。
　　國家發改委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全面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和市場化水準，必須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社。眼下，亟待抓緊出臺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配套法規政策。一要減免登記注冊費用，降低農民成立專業合作社的門檻。二要清理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各種不合理收費。三要借鑒日本和韓國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抓緊制訂相應的減免稅優惠政策，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盡快發展壯大。四要明確政府在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社中的定位，多搞扶持和服務，少搞不合理的行政幹預。

試驗三：集中規劃建設新農村

　　小崗村民關振銀一家種了43畝地，其中旱田23畝，分成17塊，水田20畝，分成20塊，最小的一塊1分2，最大的一塊2畝4分，這些毫無規則的地塊都分在不同的地方。小的地塊犁地時都轉不過彎，插秧拋種時，秧苗一不小心就會拋到別人家的地塊上。
　　關振銀告訴本刊記者，土地分割過于細碎影響到農業生産，“收割時節，大型聯合收割機農機手對大的地塊每畝收費35元，小的每畝50元，太小的地塊轉不過彎，就是給再多的錢也不願收割。”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時，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則認為，更重要的是大量田埂，毫無規劃的小水塘、溝、渠乃至住宅，既不利于發展現代農業，還浪費了土地資源。
　　2005年，小崗村爭取國家財政農業綜合開發資金，每畝投入1000元開始進行土地大塊集中整理。目前，全村已經完成了600畝土地的整理工作。因為結合新農村建設，集中規劃了田埂、水塘和住宅，600畝土地通過整理，變成了660畝地。各家分到的地都是集中的、平整的大塊地畝。沈浩説，“在保護現有耕地面積不變的前提下，這多出的60畝地就是為村裏發展企業、社會文化和福利事業騰出了空間。”
　　農村改革三十年之際，再入小崗，這裏已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本刊記者眼前倣佛已成了一個集鎮。村頭佔地十多畝的農民文化廣場頗具氣勢；新建的村委會辦公樓、檔案館、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青瓦白墻，賞心悅目；一家鋼構廠已經投産；還有一批廠房和一個大型集貿市場正在建設。沈浩介紹，小崗計劃通過三年時間，完成所有土地的整理。到時候將比過去多出更多土地。

　　專家點評——
　　陸子修：昔日分田到戶時，由于田地有肥有貧，灌溉條件有好有壞，為了盡量保證公平，我國農村很多地方都像小崗村一樣，好的耕地分成幾塊、差的也分成幾塊，每家搭配分配。有的耕作條件好的地一畝被分成了十幾塊，分屬不同的農戶。地塊被“切”得支離破碎，許多農戶都是“補丁田”，造成機械耕作難度很大，再加之水利設施的老化和不配套，影響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和農業的生産能力，這些是農民迫切要求平整地塊、重新分配土地的一個重要原因。平整大塊地畝既便于流轉，也便于農民規模種植、發展現代農業，是新農村建設有力推進的一個重要基礎。
　　安徽省社科院專家王開玉：農村社區化，是新時期、新起點上農村改革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環節。小崗村從為農民提供便捷、周到的公共服務入手，開始推行農村社區化建設，規劃建設居民小區、醫療服務中心、中心小學、農貿市場、文化廣場、工業園，嘗試讓城鄉文明相互滲透、公共服務走向均等、城鄉要素加速流動，在城鄉一體化發展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

試驗四：創新鄉村治理模式

　　《瞭望》新聞周刊調查發現，主要是四大新元素促使今天的小崗重拾當年的改革精神，全面開始創新轉型。它們是：一、下派幹部的導入，取代了溫飽型的傳統村幹部，催生了發展型農村帶頭人。二、作為知識資本的大學生等人才引進，為農村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三、農民自發籌建專業合作社，創新發展現代農業的組織形式。四、村莊合並，稀釋和消化了農村家族矛盾，整合了農村發展資源，為構建適應新農村需要的現代村治模式掃清障礙。
　　沈浩2004年下派小崗村任村支書，其間經歷了被排擠、被懷疑、被認可、被接受、被強留的心路歷程。但在這個復雜過程中，小崗完成了從傳統家族治理向現代村治模式的轉變。
　　農村改革30年，小崗人自發摁過兩次手印，第一次是1978年為搞“大包幹”；第二次就是2006年為了留下挂職三年到期的沈浩。面對98位小崗村民的簽名信，安徽省有關部門領導感慨：“農民主動要求將挂職幹部留下，這在全省還是首例。”
　　“再霸道也敢碰你，再窮困也來看你，發展再難也不後退”。這是“大包幹”帶頭人嚴立坤對沈浩的評價。在他看來，沈浩代表了“新型農村幹部”的形象。幾年來，沈浩因為打官司依法收回被強佔的集體資産挨過打，因為推動新的發展項目受過罵。但他不僅沒有退卻，還帶著村民外出考察、商議發展對策，整理土地、發展現代農業項目、引資興建基礎設施……
　　在縣委、縣政府支援下，沈浩還積極倡導引入大學生進村創業。這批外來的“科技致富帶頭人”如今已帶動村民建起了近200個蘑菇大棚。一個大棚一年的純收入達到1萬元。
　　“在農村做事情，老百姓要看到效益了才會去做，所以，我這個村支書在小崗的角色只能是個引導者，而不能代替村民做決策。”沈浩這樣給自己定位。在他看來，“小崗村最缺的不是科技人才，而是一個真正能夠凝聚人心的當家人。”
　　為進一步“稀釋”宗族矛盾，2008年初鳳陽縣決定把周邊的嚴崗、石馬兩村與小崗合並，成立新的小崗行政村。合並之後，小崗村人口從4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土地也由1800畝增加到8700多畝。借“大村莊制”改革之機，新小崗實行直選，沈浩當選村委會主任，初步構建起現代村治結構。
　　目前沈浩正請專家為小崗村作總體發展規劃。小崗基本形成了“現代農業——旅遊産業——工農業協調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共識。他説：“有了長效發展機制的小崗，不管以後誰離職，都會保持發展的連續性。”

　　專家點評——
　　陳錫文：如果與城市居委會比較，目前我國農村村委會的問題集中暴露出來。居委會管什麼？財政發工資，頂多搞點社區服務。村委會不同，農民的承包地都是它發包的，它成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者的代表，其工資也由農民拿。它還有政府職能，如結婚、計生、宅基地、介紹信等工作生活的許多內容，都得找它。正因為農民不得不依附于它，所以村委會經常隨意拿著蓋章權壓制農民的合法要求。應該通過制度創新，理順黨支部、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的關係，就像城市社區居民一樣，讓農民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段應碧：現在一些鄉、村政府經常關起門來討論徵用或流轉農民土地，關起門來商量發展項目。其實他們根本沒這個權力呀。從法律上説，承包地是農民的財産和權益，一紙公文就想徵用或流轉，怎麼行呢？拍拍腦袋就讓農民種些新産品，農民沒有親眼看到效益，缺乏主觀積極性，怎麼能夠取得好的收益呢？新的鄉村治理應該讓農民自己組織談判、交給農民更多的經濟發展自主權。
　　王開玉：我國相當部分農村和小崗一樣，宗族矛盾重重，家族治理色彩濃厚。在這種狀況下，難以真正建立起依法辦事的規章制度。當前必須把農民納入到現代制度體係當中來，比如説農民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養老等等一些問題，要考慮怎麼把農民納入到國家整個現代體係中，全面推動農村民主社會轉型，從過去的管制變為民主法制。另一方面，像小崗村這種在“帶頭人”産生機制上創新，引進新鮮血液的做法值得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