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政策初衷很好，但是要把好事辦好，就必須考慮政策實施的時機和效果。各部門出臺調控政策不能各自為戰，要注意政策協調。因為政策的疊加效應可能超過企業的承受力。

　　自去年以來，為抑制經濟和物價過快上漲，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中央各部門陸續出臺了一係列宏觀調控措施，宏觀調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突出表現在：物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得到控制，外貿出口增速放緩，固定資産投資回落，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調整優化步伐加快，樓市和股市價量回落。但是宏觀調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開始顯現。
　　宏觀調控和經濟調整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對宏觀調控的反應和適應程度不一樣。相對歷次的宏觀調控來説，這次的宏觀調控對東部沿海地區和中小企業影響較大，對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影響較大。
　　在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早、對外經濟依存度大。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佔比較大，三資企業中，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型的中小企業居多，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這些企業生産的産品以低附加值的低端産品為主，産品單一、專業化強，技術水準低，企業沒有研發能力、沒有核心技術和自主智慧財産權，沒有自主品牌，靠貼牌生産，沒有定價權和議價能力，沒有市場主導權，無法形成市場壟斷和技術壟斷。龐大的企業群僅僅是世界制造業産業鏈中的一環，主要靠優惠政策和生産要素的價格優勢，如廉價勞動力、廠租、土地和低廉的能源等形成的生産成本的比較優勢，企業的利潤低，抗風險能力弱。外來投資極不穩定，外來人口多，社會管理成本高，環境污染嚴重，電力和水資源緊張，企業轉型和産業升級困難，但是這些企業解決了大量的人口就業，促進了社會穩定。
　　我們知道，中小企業與國企和央企不一樣，它們是完全市場化的，是我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過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傷害較大。而調控政策對于大型跨國公司、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影響有限，因為他們有能力規避風險或者將利益訴求反映給決策當局，無論是過去“一刀切”式的調控，還是現在的“有保有壓”式的調控，最先受傷的往往是中小企業。
　　具體來説，宏觀調控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策調整的頻率之高、范圍之廣、力度之大，歷史罕見。這些政策涉及貨幣政策（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信貸規模控制、高密度大幅度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存貸款利率、發行央行票據等）、外貿政策（多次下調出口退稅）、勞動保障政策（實施新的勞動法、大幅度提高了中小企業的用工成本），産業轉移政策（對限制類加工貿易出口産品實施臺賬保證金實轉制度），環保政策（提高環保標準和出口産品安全技術標準），財稅政策（徵收土地使用稅和房産稅，中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等等方面，加之原材料價格上漲、出口市場萎靡等等不利因素，嚴峻的政策環境極大地擠壓了企業的生存空間，加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中小企業普遍認為企業經營環境惡化遠勝于東南亞金融危機和SARS時期，處于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

　　二、多個部門多重政策在短時間內共同作用于企業身上，産生了政策的疊加效應：1、這些宏觀調控措施對不同的企業影響程度不同。對行業的影響大于對企業規模的影響，即對行業利潤率低的勞動密集型的産業如服裝、鞋、玩具、家具、塑膠制品等企業影響較大，對機電、電子等自動化程度高、産品附加值高的企業影響較小；對資金雄厚的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影響校小，如他們可以通過在全球內轉移定價、轉移訂單，採取對衝手段規避匯率風險，通過産品提價轉移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而對于中小企業幾乎是滅頂之災，以出口企業和外貿企業為例，從接到訂單到組織原材料生産，再到交貨，最少需要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但是人民幣過快升值所造成的匯率損失甚至可以完全吃掉利潤，導致企業不敢再接單。我們大部分企業管理匯率風險的能力和手段有限，匯率損失只能通過利潤消化。
　　2、對于中小型企業來説，企業沒有適應和喘息、轉型的機會就迅速死亡，企業大批倒閉、外遷，由于經營的不確定性，喪失了對未來的信心，企業主外逃的趨勢明顯，社會不安定因素激增，工人集體陳情和失業增加，基層政府壓力很大。
　　3、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工人文化素質低，失業後再就業和隨企業轉型困難，有被拋棄的感受，容易將矛盾轉嫁給政府和政府出臺的政策；而大量的宏觀調控政策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運作成本，也增加了企業主對政策風險的憂慮，盡管企業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但是由于沒有調整適應的時間，缺少資金和政策的支援，企業要實現技術升級和産業轉型比較困難，因此，中小企業經營者普遍對未來前景悲觀。

　　三、宏觀調控較少關注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方向總要根據經濟統計數據來作出。但是在實踐中，經濟數據往往難以準確地反映小企業的經營和生存狀況。銀行在信貸方面主要以借款能力和管理能力較強的大中型企業為主，中小企業由于財務不規范、沒有合格的抵押品，往往難以融到資金，因此，信貸數據方面也不會體現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和經營狀況。統計部門的數據往往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主要的調查和統計對象，經濟統計數據方面的缺陷，導致經濟運作和宏觀調控很少能關注到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對經濟的反映有一定的滯後性，因為等到大中型企業信貸還款出現問題時再進行調整，可能就晚了。由于生産分工的專業化和標準化，目前的大型制造業一般有幾十家、數百家甚至上千家中小企業為其提供配套産品，由此形成了以大型的制造業企業為核心的産業圈，這些企業形成了互為依存的共生關係，中小企業財務出現問題後，會導致對大企業的配件供應和貨款賬期拉長，從而拖累大企業。
　　因此，宏觀調控需要更多地關注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
　　需要重新思考宏觀調控和貨幣政策的目標定位，在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間尋求最佳平衡點。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國際貨幣體係內生性缺陷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以及由此引發的高糧價、高油價等等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這一趨勢預示著低通脹時代的結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要重新思考宏觀調控和貨幣政策的目標定位，需要在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間尋求最佳平衡點。如果過于苛求已經作出的承諾，以低通脹作為調控目標，不僅我們的目標很難實現，而且如果為了片面追求實現低通脹目標，必然實施過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相關産業政策，會對我國的實體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在現實的國內外經濟背景下，適度的調整通脹壓力的控制目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中央出臺的很多調控政策初衷很好，但是要把好事辦好，就必須考慮政策的實施的時機和效果。各部門出臺調控政策不能各自為戰，要注意政策協調。因為政策的疊加效應可能造成調控過度，超過企業的承受力。企業一旦倒閉死亡，政府再採取措施進行救助和復原就比較困難，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和矛盾會比較大。産業的升級和調整優化也需要給企業一定的緩衝期，需要配以具體的政策指引和扶持政策，同時各地政府應加強對再就業培訓和指導，甚至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要讓民眾感到政府願意與企業和從業者共度難關，要讓企業樹立信心，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