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陸家嘴正吸引着全球金融界人士的目光。
    5月9日，眾多國內外金融大腕雲集於此，參加由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與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的首屆“陸家嘴論壇”。5月7日，該論壇組委會&&，今後論壇將每年舉辦一次。
    而為此次論壇確定主基調的是5月8日的一次閉門會議。是日，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領導小組國際諮詢委員會(下稱國際諮詢委)會議召開。作為該小組組長的上海市長韓正與諮詢委成員共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議題。
    上海市金融辦主任方星海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説，此次閉門會議是該委員會自去年8月成立以來召開的第一次會議。
    國際諮詢委的主要職責是，就上海怎樣更好地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從國際經驗的角度提出一些諮詢意見。
    上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力度由此可見一斑，而不久前北京也提出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的話題再次成為南北關注的焦點。

“特別關注兩個問題”

    方星海&&，包括國際上知名金融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知名的專家學者，還有一些在外國金融監管部門做過領導的主要人士，以及包括摩根士丹利CEO約翰麥克等在內的11名人士將出席此次會議。
    據論壇合作媒體於5月8日披露，國際諮詢委的首批11名委員分別是：沃爾芬森公司董事長、花旗集團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摩根士丹利董事長兼總裁約翰麥克，日本東京三菱日聯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畔柳信雄，倫敦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官克勞拉菲思，美林集團副董事長、紐約美聯儲前總裁麥克唐納，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滙豐銀行亞太區董事局副主席、中國證監會前副主席史美倫，花旗集團國際銀行業務主席、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高盛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布蘭可芬，瑞士銀行首席執行官馬塞爾羅內爾，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
    5月8日閉門會議共設有五大議題——深化上海金融市場建設、提升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間的融合度、將上海建設成為資産管理中心、上海在東亞金融行業中的位置和上海的商務成本問題。
    據韓正&&，除了上述五個議題，“上海還特別關注兩個問題”。
    首先是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吸引金融人才？“這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是上海與許多國際金融中心差距最明顯的地方。”韓正&&，金融人才特別是高端金融人才的匱乏，是制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瓶頸。
    談到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韓正&&，從國際經驗看，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無一不是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融合共同推動的結果。儘管上海在營造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還是存在很多不足。
    “今後上海在提供服務、解決難題、營造環境方面，還有哪些需要改進、聚焦和突破的政策體系？期待着各位委員用國際眼光帶給我們有益的啟迪。”韓正説。

京滬比較優勢之辯

    當上海正在傾聽國際智慧之時，北京市也首度闡明了“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規劃。
    5月7日下午5點，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北京市金融服務工作領導辦公室主任霍學文專門就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正式發布的《關於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召開媒體座談會。
    霍學文&&：“我覺得北京能不能建金融中心、要不要建設金融中心，這些都不應該成為疑問；應該疑問的是北京發展金融産業過程中，到底可以從哪些方面努力，還有哪些地方有改進的空間。”
    就北京到底要不要建金融中心，可不可以建金融中心的問題，霍學文向媒體提供了幾組數據。
    截至2007年底，北京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37700.3億元，佔全國的9.4%；本外幣各項貸款餘額19861.5億元，佔全國的7.2%。2007年北京證券市場各類證券成交額97978.7億元，其中股票成交額77487.8億元、債券成交額2060.1億元、基金成交額1535億元。
    北京已成為全國最大的資金清算中心，人民銀行資金清算系統人民幣清算佔全國的38%，外匯清算佔全國的50%。
    2007年，共有48家法人金融機構在京新註冊或新遷入京(其中，銀行類金融機構7家，證券類金融機構4家，保險類金融機構37家)。而截至2007年底，在京註冊的各類金融機構共751家，其中法人金融機構430家；各類營業性金融機構4224家。
    “很多學者也注意到了，北京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國家金融決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霍學文説。
    相對而言，上海也在過往的金融中心建設中形成了自己的比較優勢。
   韓正在閉門會議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已經基本確立了作為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打下了良好基礎。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金融市場體系日益完善、金融機構數量逐步集聚、金融改革創新不斷加快、金融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一直跟蹤研究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相關問題。
    5月8日，潘英麗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成績還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金融市場框架體系；從最早的證券交易所、黃金交易市場和以外匯交易中心、同業拆藉為代表的貨幣市場，以及金融期貨交易所正在等待股指期貨的正式登場。
    其次，“金融對外開放的成效明顯。”潘英麗&&，從外資金融機構在本幣存貸款市場上的份額佔比來看，上海也遠遠領先於北京。
    潘英麗給出一組數據：2006年末上海市外資金融機構在該市本地存款中的市場份額佔比達到5.8%，貸款的市場份額佔比達到14.2%；而北京這兩項數據為0.93%和2.8%。
    而在外資銀行法人化轉制後，絕大部分外資法人銀行落戶上海。
    潘英麗還&&，早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就已經成為當時的遠東金融中心，歷史積累的商業文化、誠信意識，使得目前的上海金融生態環境與國際水平較為接近。
    而潘英麗也注意到，北京提出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對於北京的提法，希望上海不要太敏感。如果從服務區域經濟來看，兩者的目標並不衝突。”潘英麗説，每個都市圈都應該有一個金融中心為其服務，北京、上海作為金融中心都有存在的必要性；而金融發展也有一個內在的特點和規律，即金融機構在地理區域上有一種相對集中的趨勢。
    在5月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方星海&&，相對於我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我國的金融還可以發展的空間非常大，所以各地都非常重視；現在各地，不光是北京，哪怕是一些中西部的城市，他們對發展金融也非常重視，這是一件好事。
    方星海續稱，總體來説，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發展中國的金融業，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現代化。
    “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經濟良性發展，使中國成為經濟金融強國。”潘英麗稱。

上海方向：壯大直融功能

    雖然基礎性建設做得較好，但潘英麗認為，上海在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中，首先需要把國內金融中心做大做強。
    “未來上海的目標是在岸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相似，2/3左右是國內業務。”潘英麗説，“因此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5到10年內的重心是把國內金融市場做大做強，應該把為本土服務放在第一位”。
    而在先期做大做強國內金融中心時，上海的方向是什麼呢？
    去年9、10月份，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曾受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委的委託，完成了一個課題。“這個課題是關於讓更多的金融機構聚集上海，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思路和對策。”5月8日，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告訴記者。
    連平&&，課題研究的背景是，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比較完善，但金融機構聚集的發展還是不太如人意，“作為金融中心建設來説，應該聚集更多的機構”。
    但連平分析，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困難。
    目前，2/3左右的央企總部在北京，而上海只有6家。近年央企改革後規模迅速擴大，在國民經濟當中的地位更強了，“實力很雄厚之後便有了融資的需求，包括存款業務。”連平&&，“需求非常大，而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格局下，當然就是找銀行。”
    與此相吻合的是，四家大行的總部在北京。所以，北京在資金集散等方面的優勢非常明顯。連平提供了一個數據，2007年全國的新增貸款中，北京的佔比達到1/10，而上海只佔1/20，差距比較明顯。
    “本來北京的信貸市場規模就比上海大，經歷去年的發展之後差距更大。”連平&&，個中原因主要是三家國有大行完成上市，去年的信貸投放力度加大；還有奧運等因素。
    其次，在間接融資的體制下，由於各個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對資金流動有一定的干預；同時監管部門也是按照地區進行監管；尤其是大銀行，經營是按照地區來管理的。
    “這樣一來，跨地區的信貸資金流動是非常困難的，障礙較多。”連平&&，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希望通過間接融資的方式來實現對全國各地的擴散與輻射，也是非常困難的，只能借助資本市場，如企業上市融資。
    而上海的特點正是在於市場體系比較完善，尤其是資本市場。在證券市場方面，主板市場在上海，而債券市場兩大系統都聚集在上海，一是上海證券交易所，二是銀行間市場——外匯交易中心，品種包括公司債、企業債、短期融資券和最近推出的中期票據。
    “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中，上海的特點就非常明顯，就是培育直接融資功能。”連平稱，而從長期來看，這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非常有利的，因為中國的融資結構正在發生轉變，從單一的間接融資為主，向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並舉。
    連平&&，以前上海做了很多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的報告。他本人於1994年便參與首份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研究報告。
    “我們的看法是路越走越清晰，有些問題不要回避，要實事求是。比如，北京的總部優勢，以及在資金集散方面的優勢；間接融資的資金流動是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連平説。
    在培育直接融資功能時，“為促進直接融資的功能壯大，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連平建議，如政府服務、環境的改善、人力資源的培育還有樹立市場的影響力。
    當然，“也希望監管部門可以適當地把一些准入，以及非常具體的監管權力下放到上海，由派出機構來執行，簡化行政程序提高效率，比如産品創新及活躍創新行為。”連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