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希臘政府曾受15家證券公司幫助隱藏該國真實赤字情況。
    近來，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于去年十月獲得農業部安全審批的事情，在經過綠色和平組織和一些學者的渲染和高調抨擊之後，迅速成為公眾爭議話題；爭議的要點，從食用安全性、對生態係統和生物多樣性的潛在衝擊，到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對糧食戰略的隱患；最終，在一場夾雜著科學判斷、公共政策評價和國家産業戰略的混戰中，再次落入了我們所熟悉的國際陰謀論和聲討貪婪跨國公司的老套。
　　從技術角度看，轉基因技術確實在糧食的抗害、增長和營養等方面，有著巨大的潛力，有望帶來許多此前難以想像的改進，也將是未來數十年技術創新和産業增長的重要領域；目前已經量産的大豆(資訊,行情)、棉花(資訊,行情)、油菜等許多轉基因作物所取得的市場效果，充分展示了這一前景。
　　反對者所提出的質疑和擔憂，大多是原則性的，比如，擔心人工植入的基因會造出極不尋常的新物種，從而給生態係統帶來不可預料的後果，卻少有人具體的指出，某種特定的轉基因作物，會通過何種生化機制，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換句話説，反對一方不僅把舉證責任完全推給了對方，而且要求其證明那些“不可預料的後果”是無害的，當對方做不到這一點時，他們要求對這些技術施以事先的禁止，而不僅是傷害實際發生之後的賠償和懲罰。
　　顯然，對創新者施加如此嚴格的安全驗證責任，是不現實的，若推廣到所有創新領域，將完全扼殺創新的可能性；事實上，這樣的嚴格責任也從未施加于任何産業，這樣，反對者就需要論證，為何將其施加于生物工程，就是合理而必須的呢？
　　生産者制造出全新的産品賣給客戶，若雙方資訊完全對等且不涉及第三者利益，那麼無論該産品有多危險，這都是雙方的自願行為，政府和司法沒有插手的余地；但通常，生産者會對潛在危險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好的機會探測和避免這些危險，所以法律會要求他履行合理審慎和充分告知責任。
　　但這些審慎和告知責任不是無限的，它只適用于憑該行業通常具備的專業知識所能預見的、並且以該行業的技術水準能夠成本可行的加以避免的那些危險；比如，小飯館廚師在嘗試一道新菜配方時，或許“我自己嘗過了，沒事”、“沒聽説這些料有啥禁忌”這樣的審慎便已足夠，但是對于面向數億食客的麥當勞，一道新菜的安全性，法律或許會要求更嚴謹而全面的驗證。
　　對于轉入Bt抗蟲蛋白基因的水稻，在商業化規模種植之前，要求開發者對這種蛋白的食用安全性做嚴格驗證，無疑是合理的；如果環保組織基于生物學知識和作物馴化經驗，擔心該品種野化後或與各種野稻雜交後，是否會瘋長為難以清除的雜草，因而要求開發者審慎驗證，也不乏其合理性。
　　但是，諸如“這種蛋白的害處會不會在三十年後表現出來”、“野化和雜交許多代後會不會變成無法控制的怪物”之類的擔憂，既缺乏理論依據，也注定無從驗證，以此擔憂為基礎來反對轉基因作物，便失去了法理依據，法律若採納此類反對所依循的原則，我們社會的創新機會將被完全扼殺。
　　事實上，轉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等非糧食作物早已大范圍種植，並未像轉基因水稻這樣引發公眾的強烈反應；由此可見，人們所擔憂的主要是長期食用的危險性，而不是其生態後果。
　　在專業人士看來，這種擔憂並沒有科學依據，它與其説是對生理傷害的擔心，不如説是對怪異事物的恐懼和反感；對生命物的神聖感、對人為幹預生命形態的反感，更強化了這種心理抵觸，這是科學知識和理性分析所無法消除的。
　　然而，在大眾看來，為何我們必須相信專家？為何我們不能憑自己的直覺、喜好、習俗和信仰，來決定相信哪些食物的安全性，或者寧願冒什麼樣的風險？而要聽憑一小撮專家的所謂科學判斷的擺布呢？難道我們祖祖輩輩的生活，都是在專家的科學意見指導下進行的？
　　是的，對轉基因作物擔憂的非理性，並不能免除開發與生産者的充分告知責任；當事涉個人利益和權利時，人們有權表達和主張他們的擔憂，即便這擔憂毫無科學道理；比如，你把蛆蛹清潔消毒磨碎後摻進糕點裏賣給我，你就有責任事先告訴我，因為你完全有理由預見到蛆蛹會讓許多人感覺噁心，即便你找到一百位科學家作證説這蛆蛹多麼衛生無害富有營養，也不能免除這一責任。
　　同樣的，人們有權對轉基因食物保持毫無來由的反感和恐懼，從公眾反應看，這樣的反感和恐懼是真實而普遍存在的；這樣，充分告知責任便要求開發和生産者對轉基因糧食作出明確的區分和清晰的標注，在包裝、運輸和分銷等各個環節上採取合理措施來避免其與傳統糧食相混淆；如果技術和成本上可行，法律甚至可以要求轉基因作物必須同時轉入特定顏色基因，以確保混淆不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