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個人徵信系統構建加速。央行徵信中心北京分中心10月25日&&，將把偷漏稅記錄納入個人徵信系統。另有消息稱，目前央行已經和信息産業部達成協定，同意電信用戶繳費信息接入個人徵信系統，並已經責成各地人民銀行和電信企業推進這項工作。而在此之前，公積金繳納信息、貸款信息、環保信息等已陸續納入到了徵信系統之中，預計還會有更多數據信息納入到個人資信評級的要素之中。
　　數據分散、信息共享程度低等問題一直都制約着我國個人徵信體系的發展。未來越來越多領域的數據信息與徵信系統對接，無疑將有利於完善數據庫信息資源，擴容徵信報告使用範圍，提升社會信用水平。但現在的問題是，在短時期內匯入大量個人數據信息，是否就意味着徵信系統質量得到了真正提高，其中個人的信息權利又如何得到保護呢？
　　需要提及的是，個人信用被視為“第二身份證”，徵信報告的質量涉及到信用體系建設的進程。在完善信息覆蓋面的同時，各項配套性改革舉措也要及時跟進。否則，法律建設滯後、壟斷供給部門服務瑕疵等短板的存在，將難以確保錄入信息的準確性。一旦徵信系統的權威性受損，其警戒個人失信行為的功效也將大打折扣。換言之，徵信系統建設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其中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等問題的重要性要更勝一籌。在後者沒有得到妥善保護的前提下，筆者建議，行政部門不妨讓徵信體系建設“慢些走”。
　　從既有的社會經濟現實情況看，我國相關配套改革明顯滯後於徵信工作的實踐。一方面，由於法律保護的缺位，個人隱私權難言有所保障。另一方面，由相關部門直接向徵信部門提供個人資信數據的做法，也難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性。以尚處於寡頭壟斷格局的電信市場為例，電信巨頭與個人客戶之間的市場地位嚴重不對等，現實中不但收費高企問題遲遲難以解決，而且電信企業明顯的服務瑕疵也往往要客戶買單。不久前，西安就出現了一張史上最牛的電信賬單，一位楊先生所欠電信公司的話費竟然高達4.5萬億元。如此疏忽倒是可以一目了然，電信公司也能夠主動認錯。但問題在於，如果誤差話費不是如此巨大，而是幾十元乃至數百元，客戶因此而拖欠，是否就應該被記入黑名單呢？更何況此前有關通信資費重復計費、不合理鉅額收費等報道屢見不鮮，試想，這些客戶如若因陷入糾葛時間過長而有不良記錄現身徵信系統，那麼相關個人信譽將會遭受詆毀。在第三方監管缺失的情況下，由徵信部門與電信部門閉門決定的徵信系統數據，其真實性也着實難以讓人信服。與之類似，偷漏稅信息記錄，也極有可能因稅收稽查力量的薄弱而難言公平。
　　從海外市場經驗看，雖然徵信系統更多是對商業信貸行為進行約束，但是這一商業行為也必須以法律為前提。其中所設計的核心法律內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哪些數據可以被用作徵信依據；其二，被徵信調查方如何獲得平等的法律平衡地位。以英國個人徵信系統運作狀況為例，該國就有一系列完備的法律規範予以支撐。例如，《數據保護法案》就個人數據的取得、使用、披露及有關個人數據加工等方面進行了規範；《信息自由法案》賦予了公眾從公共部門獲取信息的權利；《消費信貸法案》明確了借貸雙方的責任與義務，防止金融機構對消費者過度借貸和個人破産的不斷增加，更好地保護消費者利益等。通過這一系列法律規制，平衡了徵信部門、服務機構以及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確保了徵信信息的客觀性和準確性。此外，英國的徵信部門也體現出了多元化特徵，除了徵信公司與徵信局外，信息專員署、信息法庭、破産服務局等機構也是徵信管理體系中的成員。多元化力量不僅向民眾敞開了投訴的大門，而且有助於提高最終納入徵信系統信息的準確性。
　　由此可見，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角度看，我國徵信系統的確亟須快速推進。但是，“加速推進”絕非行政行為能夠跨越法律規範的理由。在法制配套措施得到夯實之前，便以行政意願為主導，大張旗鼓地為徵信系統擴容，甚至隨意添加大量商業屬性的評級標準，最終的結果無異於是拔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