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剛幾個月大，一個月要喝三桶金裝多美滋多樂加金盾奶粉(900克)。這種奶粉以前1桶199元，現在漲到了217元。我算了算，等他不喝奶了，奶粉錢都夠我給老婆買個高級皮包了。”在北京一家超市的櫃檯前，剛當父親的張先生這樣向記者抱怨。
　　這些抱怨的人或許不知道，很多日用品之所以漲價，是因為進口原料漲了。類似的産品還有速食麵、農藥、飼料、橡膠、鋼鐵、鋁材……今天的中國正在切實體會著從國際市場傳來的漲價風潮。

漲價從進口原料開始

　　今年1月1日，青島啤酒宣布提高部分品種的價格，平均漲幅在6%至8%左右。而在此之前，燕京啤酒已經宣布調整其六個産品係列的價格，包括在北京市場佔有率最高的10度清爽型以及純生係列。更早前，百威啤酒就調高了部分易拉罐産品的價格。
　　為什麼漲價？“因為用于啤酒制造最重要的進口原料大麥和啤酒花價格都在成倍上漲，成本由原來的每噸170美元升到每噸400至500美元。”青島啤酒總裁金志國日前這樣對媒體表示，“原料價格上漲吃掉了青島啤酒2007年大部分的利潤。”
　　據中國釀酒工業協會副理事長、啤酒分會理事長肖德潤介紹：國內啤酒行業使用的大麥有近一半依靠進口。由于天氣幹旱，2006至2007年度澳大利亞大麥産量從上年度的990萬噸急劇減少到了355萬噸。加拿大也出現出口增長乏力現象。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是中國最大的大麥進口國，二者供應量佔中國大麥進口量的90%左右。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啤酒行業對大麥的需求卻在增加。去年前10個月，澳大利亞進口啤酒大麥價格飆升，成交價已經從300美元/噸漲至400美元/噸，2008年預計將達到500美元/噸，以年産20萬千升的啤酒廠為例，光此項成本每年將增加3000萬元以上。同時，作為啤酒生産過程中重要原料的啤酒花由3萬元/噸左右漲至9萬元/噸左右。
　　生活用紙漲價的原因和啤酒大同小異。我國造紙行業是典型的“市場在內，原料在外”的行業，外部原料進口成本約佔廠商生産成本的一半。來自造紙學會的數據顯示，2007年國際紙漿價格全年累計上漲19.1%，我國累計進口紙漿比上年增長6.5%，于是進口紙漿價值就上漲了26.3%，達到55.5億美元。
　　一項調查顯示，廣州、蘭州、重慶、成都、西安等地的生活用紙價格平均上漲了一至三成。一些老年人因不堪忍受面巾紙價格攀升，又重新使用手絹。
　　其他産品也一樣，生産奶粉要進口脫脂奶粉與乳清粉，生産鋼鐵板材要進口鐵礦石，生産鋁材要進口氧化鋁，這些原材料的國際市場價格近年來都在上漲。
　　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8年會上，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演講時稱：“中國目前的通脹屬于輸入型通脹，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推動的。”
　　斯蒂格利茨提到的國際能源資源性産品和農産品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帶動中國國內物價上漲，確實是導致中國被迫接受輸入型通脹的原因之一。

PPI連創三年來新高

　　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今年以來我國公布的前三個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連創三年來新高，1至3月分別上漲6.1%、6.6%和8%。
　　PPI連創紀錄對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歷來眾説紛紜。有人認為，部分原材料漲價影響的只是一些商品，對CPI這一綜合指數影響並不大。國家物流信息中心高級經濟師陳中濤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當前國內生産資料價格上漲勢頭迅猛，給CPI帶來了很大壓力，但應該將其視為一種結構性的調整，它不會造成全面物價上漲的局面。
　　但是確實如此麼？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曉超在一季度經濟運作情況發布會上承認：“上游産品價格上漲從去年四季度以來開始攀升。包括工業品出廠價、原材料燃料動力供應價格、農業生産資料價格上漲都有所擴大，生産領域價格上漲向消費領域傳導的壓力在加大。”
　　華東師大亞歐研究中心研究員余南平教授甚至悲觀地認為：“今年已經出現了滯脹的跡象。”據他分析，目前我國通貨膨脹率處于高位，第一季度CPI達到8%，同時社會勞動力成本大幅增長，目前部分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成本上升了30%至70%。與此同時，部分行業利潤增長十分乏力，尤其是紡織等出口行業。盡管企業原料、勞動力等成本明顯上升，但是由于産業鏈下遊的零售市場競爭十分激烈以及其他多種因素，企業不可能同比例提高零售價格。這必然會導致今年大部分企業的利潤會明顯縮減，繼而引發經濟增長明顯放緩。

專家對化解輸入型通脹的建議

　　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現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在近日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存在通脹與滯脹並存問題。他説：“當前為防止經濟增長過快和出現明顯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從緊貨幣政策，是正確和必要的。但如果單純地依靠貨幣政策，或者對貨幣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陷入‘兩難’的境地。”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不應靠經濟減速應對通脹。我們不認為中國的通脹是經濟過熱帶來的需求拉動型通脹。中國不應採取過度行政調控、使經濟大幅減速的方式來應對通脹，特別是考慮到外部環境將顯著對中國出口不利的局面下。
　　應對目前的通脹壓力，哈繼銘認為，短期當以貨幣緊縮、糧食補貼、人民幣升值為主。用財政政策應對糧食通脹，包括對消費者的糧食補貼，以及對于種糧農民的補貼。為應對食品通脹，不僅要補貼城市中的消費者，還要補貼農民種糧，包括農藥、農具、化肥的補貼，以鼓勵其種植糧食，提高糧食供給。這是解決中長期糧價上漲壓力的正確路徑。
　　長江商學院、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合聘教授周其仁説：“最近，在通脹走高的形勢下，政府實施了臨時價格幹預措施。我們認為物價管制不但替代不了貨幣管理，也永遠消除不了通脹。相反，那樣只會助長通脹和通脹預期，從而延長甚至加劇通脹。”
　　周其仁認為，我國目前的價格管制主要包括四種産品。一是電。由于煤價是在基本開放的市場上由供求力量形成的，而電價是政府管制的，不能漲，所以關于電的矛盾幾年來一直沒有解決。
　　二是糧食。目前實行價格上限管制。由于政府大量拋售庫存，國際糧價的上漲沒有傳導至國內。于是出現了農民生産意願的可能下降，因為目前的糧價將為下一個生産周期提供信號。同時，如果農民的通脹預期起來了，惜售行為也會出現。
　　三是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較嚴重的問題是非價格管制。按照新勞動合同法規定，周六、周日工作需要加工資，這其實是在限制那些寧願在周六、周日不要加倍工資而要工作的人。
　　四是土地。維持政府徵地和獨家供地制度、排斥集體土地入市，實質上也是一種下限價格管制。因為它限制了供應量，降低了土地供給之間的競爭，一定會抬高土地價格。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土地價格往上升，會使得高房價得以實現。
　　“以上四種産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産出品，我們實行價格上限管制；另一類是重要的要素投入品，我們實行價格下限管制。兩種政策組合在一起，我認為會産生一個打擊生産的效果，對于治理通貨膨脹是不利的。”周其仁説。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説：“中國的外貿狀況已今非昔比。與在1987年至1988年和1993年至1994年人民幣匯率被高估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增加的情形相反，中國如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應對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以及隨之而來的巨額經常項目盈余。允許人民幣顯著升值才是抑制通脹的有效途徑和最理想的政策選擇。而且，此時允許人民幣升值可以同時實現抑制通脹和糾正外貿失衡這兩個政策目標。”
　　摩根斯坦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建議採用財政出資的保值儲蓄(GID)計劃。在GID計劃下，政府以確保各個家庭在銀行裏的某些類型儲蓄的實際利率非負為目標，用其財政預算對他們進行補貼。並向各個家庭承諾，高通脹將不會削弱他們長期存款的購買力。因此，各個家庭也就沒有必要取回他們的存款去購買商品和服務以對衝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