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貧困縣:良田成了官員別墅
    2008-09-24    作者:王俊秀    來源:中國青年報

    紅頂黃墻,白色繞欄,精巧別致的二層小樓,自成一家的庭院,數十棟風格相同的小別墅錯落有致地沿着路邊排成一排,一時讓人以為走進了哪個度假村。9月22日,記者來到河南省商城縣西城區,看到了這片傳説中的國家級貧困縣的“豪華別墅群”。
    “那是縣四大班子幹部的宅第。”當地群眾告訴記者。別墅與周圍有些雜亂的街道不大協調,卻因其主人的顯赫身份看上去尊貴典雅、與眾不同。

村民:這是縣裏最好的田啊!

    這片別墅的所在地原本是商城縣鯰魚山鄉大碑村的土地。“原來都是良田啊,都被佔了!”村裏的王大爺惋惜地説。與別墅相連的,是一排排新起的現代化住宅樓,有的已經峻工,挂着“隆重封頂”、“歡迎認購”的條幅。記者走進別墅區對面的“新世紀花園”,從售樓處得知,這裡房子的均價在1600元左右。
    村民是買不起的,只能望房興嘆。兩年前,這些本屬於他們的責任田,被強制以每畝3.3萬元的價格徵收,政府隨後又將其賣給開發商。“價格至少翻了10倍”,村民們説。
    村民們告訴記者,這片土地本是縣裏最好的良田,有鯰魚山水庫灌溉,種兩季水稻,旱澇保收,民間有句俗語:“商城縣西大畈,哈巴狗不吃剩稀飯”,形容這裡的富足。然而從2005年起,鯰魚山鄉數百畝的土地就陸續被徵用,往日稻田飄香的豐收景象再難尋覓,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樓房。
    “從古至今農民免稅頭一回,農民種田,國家給錢,然而這樣的幸福卻與我們無緣。唉,曾經的富裕村莊,如今走到了乞丐的邊緣。”王大爺是鄉里的退休幹部,説起近年來村裏的變化,不住地搖頭感慨。
    某村組組長王建澤(化名)告訴記者,徵地的時候,多數村民都不同意,開村民大會的時候,政府擺了一桌酒席宴請村代表。酒足飯飽之際,拿出幾張空白合同讓代表們簽字。“有些人迷迷糊糊也就簽了,但多數人是明白的,沒簽。”
    不久政府便與村裏簽訂土地出讓協議,“不賣也得賣,他們是先禮後兵。”王建澤説,開工典禮當天,有些情緒激動的村民打出了“還我土地,我要吃飯”的標語。“當時把公安、武警、消防都調來了,衝突中有很多百姓受傷。”王建澤説,他們村組裏就有一位組員的妻子受傷,在縣醫院住了好幾天,花了兩三千元,還是村組出的錢。
    王建澤從床底下的墻縫裏拿出一份已經泛黃的上訪信,有些顫抖地交給記者:“寫了好幾年了,沒地方送啊!”
    村民告訴記者,現在還有許多村的土地陸續被徵用,對面的蒙河村去年就剛賣了百十畝土地。

縣政府:原來是爛土崗,是縣裏的開發帶動了地價

    但縣裏的説法卻和老百姓完全不同。“那裏原來是一片爛土崗,沒水沒電,路也不好,是最偏僻的地區,根本沒人來投資。後來政府千方百計搞開發,想把這塊的經濟發展起來,就由縣裏四大班子(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工作人員帶頭認領土地,開發建房,後來慢慢繁榮起來。地價提高了,老百姓就嫌給的補償少了。”商城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曾憲忠對記者説。
    曾憲忠告訴記者,商城縣經濟比較落後,縣城規模也很小,如何擴大城區建設、帶動城鄉經濟發展,一直是困擾縣政府的難題。“你看,我們現在的辦公樓還是上世紀50年代建的,在整個信陽市也算是最差的,曾被省裏有關部門認定是低危險房。而且辦公樓和家屬樓一直混在一起,就想著為縣裏幹部改善一下住房條件,在城西建一些房子,把家屬樓搬出去,把辦公樓改擴建一下。”
    曾憲忠説,2006年,經國土部門批准,縣裏將城區幾百畝地徵為住宅用地,由四大機構工作人員自願報名申請集資建房。按照曾憲忠的説法,西城區當時地價不高,但他們按最高的補償價——每畝地4.2萬的價格給農民補償,至於為什麼村民們説拿到的補償款只有每畝3.3萬元,“可能是被鄉里或村裏剋扣了,這個就不清楚了”。
    曾憲忠説,西城區當時的地價每平方米只有173元,員工們認領的價格是175元/平方米,再加上市政道路建設的費用,買150平方米的地,要交200平方米的錢,所以很多人認為不值,“宣傳部和統戰部就沒一個人要,縣人大有人掏錢以後覺得不划算,退了9戶”。
    真的不划算嗎?村民們説,縣裏徵地以後,轉手就以高價賣給了開發商。曾憲忠説,由於認購的人不多,公務員住宅用地只佔了50畝,其餘的土地陸續以招標拍賣的方式出讓,正是這些土地出讓金,讓政府有了資金髮展經濟,帶動整個縣的發展,“也才有了西城區的今天”。
    曾憲忠説,這裡地價上升一方面來源於整體大環境的改善,包括縣裏經濟發展,交通更加方便,尤其是去年滬陜高速和寧西鐵路開通以後,大大優化了商城縣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這幾年縣裏對城西發展非常重視,集資建房的同時改善了市政道路設施,兩方面因素加起來,使得這塊土地的人氣逐漸旺起來,由原來的無人問津變成了競相購買。“這樣,原來沒認購的人覺得虧了,賣地的農民也認為補償得低了,這兩部分人開始鬧事、上訪,才形成了現在的問題。”
    “矛盾上升以後,縣裏很重視,也相繼&&了一些政策,嚴禁倒買倒賣,限制過戶,逐步規範西城區房地産發展。”曾憲忠説。

失地農民如何生存

    村民們告訴記者,由於大多數村民不同意賣地,村裏的補償款到現在也沒全發下去,有的只是以“借”的名義領出些錢,按人頭每人兩萬元。“有人説我們是刁民,想多訛點錢,其實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我們多少錢都不想賣,土地是農民的根啊!縣裏土地本來就少,就剩西城這片良田了,他們還不肯放過,以每畝3萬多元的價格賣掉。先不説子孫後代如何生存,這兩萬元還買不到兩萬斤大米,我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職業,將來的日子可怎麼過呀?”王建則説。
    “他們跟我們説土地是國家的,國家在需要的時候就要收回去。我們雖然不懂法,但也知道國家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幾十年不變。如果説搞開發,能帶動縣裏整體經濟發展,我們也支持,我們就是想不通,祖祖輩輩耕種的良田成了官員的別墅,這是國家的需要嗎?”一週姓村民説。
    記者初步算了一下,即使按曾憲忠所説的當時的地價——每平方米173元算,每畝地的價格是11.5萬多元,遠遠超過了農民所得的3萬多元,而此後農民想在新建的樓房裏買房,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10多萬元,這對他們來説更是天文數字了。如今,他們只能居住在原來簡陋的瓦房中,靠四處打零工過日子。
    “我們在電視裏看到,中央一再強調要解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但我們失地多年了,根本沒人管。”另一王姓村民告訴記者,當時徵地時,政府承諾修建用工優先考慮本地村民,所以有些村民就用補償的錢買了三輪車等,希望能在工地上找點活兒幹。但後來施工方故意刁難,惡意壓低價錢,最後沒幾戶做成的。
    王大爺告訴記者,後來縣委、城建局等出面和施工方協商,請有車的十幾戶人家吃了頓飯,每人給了1000多元,算是“買斷”了,今後施工方沒有義務一定要用本地村民做工。“雖然給的錢只佔做工的1/10,但村民們沒辦法只好同意了,沒想到,這竟然是一個陷阱。不久那十幾戶村民紛紛被拘留,有的還被判了刑,定的罪是‘敲詐勒索’,還説農民是黑社會,這真是比竇娥還冤啊!”
    這時一位婦女眼眶濕了,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入牢,被判刑半年,前幾天剛剛出來。
    曾憲忠對此&&,政府當時確實照顧失地的農民,優先用工,但他們抬高價錢,自己把事辦砸了。“基本上是過路就收錢,男女老少人人有份,不給錢就採取鎖車等極端行為,有的還跟施工方起了衝突,公安局才出面維持秩序,拘留了幾個人。”
    “其實我們就是想找點活兒幹,沒有地,又不讓幹活,還怎麼活呀!”那位婦女抹乾眼淚,輕輕説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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