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軒教授認為，方偉的做法不過是依法維權，其做法值得肯定和提倡，個人認為不應該存在任何負面效應。如果對此有負面評價，倒是需要我們去研究這些負面評價是否來自違法的企業或不作為的行政部門，從而有針對性地開展檢查整頓工作。正是近年來企業違法用工現象的普遍性激起了打工者的維權意識，而這種“釣魚式維權”不但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更有益于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經濟參考報：盡管《勞動法》已經頒布14年，《勞動合同法》已經生效兩年，但是勞動者被侵權的新聞仍然不時進入公眾視野。尤其是在私人企業，勞動者應該獲得的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社保、醫保、工傷待遇、休息等方面的權利往往難以得到保證。而由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權利地位上的不平等，因此每當相關糾紛發生時，很多勞動者只能以搞自殺秀、堵路秀、跳樓秀、開胸驗肺等極端方式尋求關注。請問，為何近年來類似這些糾紛一直呈現出持續上升的態勢？
　　李軒：雖然我不太清楚類似這些糾紛在數字上的具體統計，但我個人感覺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確實有上升的趨勢，其原因既與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經營狀況整體有所惡化導致企業違規操作以降低用工成本有關，也與兩年前頒行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權利保障有所加強從而鼓勵勞動者依法維權有關。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哪些方面的原因促使方偉維權的成功？
　　李軒：我想主要原因還是在于企業違法用工現象非常普遍，如果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規，即便有人想要挑刺，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方先生堅持依靠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其他極端路徑去維權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另外，這兩年頒行的《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也明顯加大了對勞動者權利的保障力度。
　　經濟參考報：對于方偉的行為，在讚賞之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對和質疑。多次接手方先生訟案的寧波鄞州區法院法官周文君認為，雖然不少企業在用工方面確實存在不規范的地方，但員工的勞動保障權和企業的生存發展權應平衡考量，“為打官司而去打工”這種行為有點過頭。您認為，方先生的行為是否屬于“惡意維權”或“維權過度”？
　　李軒：個人認為，某些官員的説法是荒謬的，所有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行為，都應該鼓勵。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現行勞動法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不是過度了，而是遠遠不夠，只有嚴格執行，才能保障勞動者最基本的權利，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
　　恰恰相反，勞動行政部門對于方先生以及其他勞動者依法維權過程中暴露的企業違法行為應該積極查處，而不是以所謂“企業確實也有為難之處”姑息縱容甚至推卸責任。因此，對方先生的行為，除了相關企業應當反思外，對維護勞動者權益負有責任的相關部門更應反思。如果執法者和司法者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做得很好，不是對企業的違法行為過多“平衡考量”，“釣魚式維權”也不會有生存的土壤。
　　經濟參考報：對于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説，出于害怕失去飯碗，或因文化水準、法律知識的局限性等原因，面對部分企業的侵犯權益行為，他們也只能選擇默默忍受，任由自身權益遭受侵犯。因此有人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説，方先生的“釣魚式維權”行為僅具個案意義，而不能改變當前多數勞動者權益遭受侵犯時“告狀無門”的困境。那麼，應該如何才能改變目前這種現狀？
　　李軒：我不讚成“釣魚式維權”這種説法，我也不認為方先生的行為是“釣魚式維權”。把應有的權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來，進而讓權利從紙面走進現實，都需要積極去爭取去實踐的公民，其權利需要積極地去爭取。如果勞動行政部門對于方先生以及其他勞動者依法維權過程中暴露的企業違法行為積極查處，方先生的行為就不僅僅具個案意義。
　　經濟參考報：方偉的維權方式，在他自覺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是否也存在著一些負面效應？
　　李軒：方先生的做法不過是依法維權，其做法值得肯定和提倡，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存在任何負面效應。如果對此有負面評價，倒是需要我們去研究這些負面評價是否來自違法的企業或不作為的行政部門，從而有針對性地開展檢查整頓工作。
　　經濟參考報：面對“問題企業”時，保護工人權益的根本途徑是什麼？該如何盡最大程度地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李軒：面對“問題企業”時，保護工人權益的根本途徑還是靠勞動執法部門嚴格執法，依法辦事，促使企業全面規范用工行為，最大程度地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另外，之所以會出現像方先生這樣的“釣魚式維權”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工會組織在維護勞動者權益上的作用發揮不夠充分。因此，各級工會、勞動部門、法律援助機構和其他維權組織應該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必要時協同行動，幫助勞動者依法維權並最終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