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乃至全球投資活躍，被人們用一個“炒”字來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礦、炒石油等等。這種集中時間對某一行業、某一地區的擴張性流動，雖然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但確實存在着極大的盲目性，風險難以控制。
　　從吳英非法集資案、俄羅斯“灰色清關”事件，到迪拜金融危機、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這一系列事件中的“主角”——浙江省民間資本正遇到越來越困惑的局面。在浙江省兩會上，大量民間資本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不少人認為，不斷尋找新目標的浙江民間資本，需要有人為他們把好“方向盤”。

　　在外頻受衝擊

　　近兩年來，包括溫州民間資本在內的中國民間資本在國內外的處境，讓浙江省人大代表、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憂心忡忡。２００８年俄羅斯“灰色清關”事件，讓溫州民資損失數十億元；溫州民間資本在迪拜的樓市被套有十幾億元，資産大幅縮水。
　　“近年來對浙江民間資本打擊最大的事情就是山西煤炭資源整合。”周德文説。浙商在山西省投資煤礦的企業有４５０多家，投資總額超過５００億元，幾乎都是民間資本。２００９年山西省對煤炭産業着手進行整合，對投入到這裡的浙江民間資本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周德文認為，山西省整合煤炭産業符合國務院的産業政策，對優化煤炭資源配置、推動産業升級與規模化經營、生産安全管理都具有重大意義。然而，浙江的民間資本能退出的只有一半左右。
　　由於受幾次事件的衝擊，浙江省的民間資本顯得徬徨不安。浙商在內蒙古、河南等地也投資煤礦，雖然這些地方還沒有大規模整合煤炭産業的情況出現，可投資者心裏有些沒底。
　　“浙商在外投資接連經受打擊，目前處於徬徨階段，正尋找下一個目標，需要有人幫忙把好方向。”周德文説。

　　風險難以控制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積累了豐富的民間資本。據周德文等人調查，浙江省的民間資本高達８０００億元到１萬億元。而資本逐利而流的本性，加上浙江人極強的投資意識，這些民間資本的擴張一直引人注目。
　　“以溫州人為例，手中就有超過６０００億元的民間資本。”周德文説，“自本世紀初以來，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的投資格外引人注目。”２００１年，溫州人組團進入上海、杭州購房，當年溫州人就在房地産市場上投入２０００億元，其中在上海、北京兩地投入１０００多億元。
　　浙江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乃至全球投資活躍，被人們用一個“炒”字來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礦、炒石油等等。這種集中時間對某一行業、某一地區的擴張性流動，雖然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但確實存在着極大的盲目性，風險難以控制。

　　出路在於轉型

　　浙江省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從當前看，單純依靠政府投資和信貸拉動的經濟增長是單一而不穩固的。下一步關鍵是要強化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其中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顯得非常重要。
　　有政協委員調查，２００９年，浙江民間投資增速遠低於政府投資。以製造業為例，全省限額以上固定資産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增長２５．６％，民間投資只增長１３．７％，特別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投資僅增長７．４％。可見民間投資還很乏力，投資積極性還未恢復。
　　浙江省政協委員薛佳平等人建議，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門檻，並健全民間投資的服務體系。還有人建議，尤其要加強引導，增強民間資本風險意識，如政府部門盡快&&鼓勵民間投資的産業指導目錄，制定“民間投資促進法”，引導民資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徑與資金需求方實現有效對接，遏制民間資本盲目運作。
　　“民間資本的出路還在於轉型。”周德文説，“商業銀行改制、小額貸款公司的設立等，中間都有民間資本的痕跡。因此，金融領域是民間資本轉型的一條重要出路，另外創投領域的投資也是一個渠道。”
　　有的人大代表建議，政府應搭建平台，推進民資轉型升級。杭州市在全國較早地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民間資本創辦創業風險投資企業，投資符合産業導向且處於初創期、種子期的企業。據杭州市發改委財政金融處處長王晚霞介紹，杭州市已成立的百餘家創業風險投資企業所管理的百億元資本總量中，民間資本佔據近七成，成為杭州市創業資本的主要來源。這一舉措實現政策性資金“四兩撥千斤”，同時解決了“中小企業創業資金從哪來”和“社會上閒散的民間資本到哪去”兩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