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公開坦陳：我是一個糟糕的會計。在某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區財務部門工作的幾年間，我從來沒能把賬做平過。那張財務平衡表，對於當時體重超重的我來説，簡直比平衡木還難。我曾鼓起勇氣問我那時的外國老闆：“你是否知道我的會計基礎知識非常差”？“這個嘛…我早就預測到了，這並不影響我雇傭你的決定”。後來明白了，老闆招我進去，主要是為了讓我替他做規劃預算和預測分析。
　　我陸陸續續地參加了幾輪新産品的投資回報預測分析團隊。一般來説，這類預測先要估算某個産品的未來銷售額，然後選擇機器配置生産線，最後預測投資回報。大多數情況下，總要調整預測模型使之更精確。經驗告訴我，預測模型本身並不重要，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完全依賴於估算的銷售額是否能實現。我們從不懷疑銷售部門和計劃部門的同事是根據當時市場上最接近客戶的真實情況提供預測數據的。遺憾的是，我後來留意並比照了一下，這樣的預測結果往往與最終實際結果偏離很大。10多年前，用計算機模擬來做預測分析，還是一件挺先進的事，有那麼好的分析軟體，那麼貼近客戶需求的銷售人員，可為什麼得出的結論事後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呢？我很困惑。
　　10多年過去了，我早就離開了製造業。我現在偶爾去參加某些金融機構組織的研討會和策略會，會上我常常能遇到一些振振有詞，一開口就滔滔不絕的市場精英。看著他們為演講而準備的幻燈片資料，不禁想起了當年那些讓我飽受折磨的預測分析報告。聽下來，在高水平的幻燈片製作背後，感覺形成那些數字的故事並沒有多少變化。而真正令我感到恐懼的是，大家似乎早已熟視無睹，對於這些預測似乎更熱衷了。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如果一個優秀的製造業公司，動用最好的內部資源去預測本行業內下一代新産品的投資回報都有可能出現重大偏差，那麼，一個金融機構，又怎麼能夠預測到由許許多多個企業構成的某個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呢？又有哪個研究機構能夠預測到由許許多多個行業構成的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向呢？什麼危機的V型或W型反轉，什麼板塊之間的切換，什麼業績高速增長，什麼貨幣投放增量，我看他們不過是在一個描述歷史數據的曲線末端做了一下平滑的延伸，僅此而已。
　　多年以前，我們為預測結果而不得不做出某個假設的時候還頗感內疚和自責，我的洋老闆還把英文中的假設（assume）一詞拆解成（ass-u-me）。細想起來，這個意思用漢語表達出來，很不雅，大意是“當我們做出某些假設然後去預測未來的時候，我們簡直是在用屁股説話”。一向説話直來直去的洋人，在中國待久了，説話也學着婉轉起來，骨子裏還是很尖刻。
　　我的企業工作經歷，不僅教會我把預測未來的研究當成一場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演出來欣賞，還教會我一些更重要的東西：應對不確定性未來的最好辦法，不是去構建模型，修正假設，調節算法，以期精確地預測未來，而是練成更具柔性的、抗擊打能力更強的核心競爭力。
　　基於這樣的邏輯，我們在採購生産線上設備的時候，更多地考慮購買那些通用型設備，這樣，即便我們預測某款産品的需求落空之後，這些設備仍能轉産。對於那些前景實在不明朗的産品，乾脆出高價外包給其他公司去做，觀察其市場接受程度，待其有了明確訂單之後，再考慮投資生産線。這些都是樸實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辦法，但是很管用。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可能有一些欣賞智慧，甚至崇尚計謀的元素。我覺得，我們面對複雜而不確定的未來時，最好的辦法不是去做一個更精確的數學模型來幫助我們預測未來，然後制定一個精巧的應對計劃，而是應該從現在開始，建立一個能夠靈活應對各種意外變化的體系。
　　最近又有人呼籲政府建立一個靈活的匯率機制。我想反問一句，全國的企業都已經在過去10年中習慣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並以此為基礎做出了投資決策，現在突然讓匯率更靈活，豈不是在實體經濟中製造更多混亂？如果我們過去一直適應靈活的匯率機制，突然轉入固定匯率，有可能使得經濟個體更快地擴大規模，發展起來，反之則不行。因為，在建立一個靈活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之前，先有一個靈活而有彈性的經濟。為此，我們首先要給企業、給資本市場更自由的發展空間，更少的行政干預、更少的政策調控，更少的政府審批，更少的稅收負擔，更少地依賴於出口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更高效而靈活地組織資源。所有這些，都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要求。假使中國經濟能在這樣的增長方式下變得靈活而有彈性，那就一定會變得更具有韌性。
　　總之，我們的匯率在變得更具有彈性（Flexible）之前，我們的企業應變得更具有柔性(Agile) ，經濟應該變得更有韌性（Resilient），這樣我們才能走得更遠。更準確地預測未來，並不能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