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真話，我再不知道今天眾説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學問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誰不同意化學、物理、生物學等是關於什麼的。經濟學呢？我這個專家再也摸不準。有搞數的，稱數學經濟，其實就是數，可惜數學家一般認為是不到位的數學。有搞統計的，稱計量經濟，其實就是統計，運情好一點，因為統計專家不敢説是低檔的統計技術。有説故事的，用方程式説，稱博弈理論，名副其實，從事者是搞博弈游戲，無從驗證，與真實世界是扯不上關係的。有為改進社會的，稱福利經濟，其實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預測的，其實是看風水，而風水先生這個行業盤古初開有之，懂得怎樣説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藝，也難怪今天的「經濟學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難算矣。
    我是搞經濟解釋的，是另一種。這是以基礎的理論原則及概念來解釋人類的行為，或是解釋由人類行為促成的現象。這門學問始於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經過好幾位大師發揚，盛極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其後日漸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當時的「經濟學」，遇到大師無數，都教我或影響了我。六九之後，我不讀他家之作，要過一下獨自思考的樂趣，而八二回港後，集中於中國發展的研究，與昔日的師友除了問好不談經濟。中國的問題當年的師友是沒有興趣的。
    我是個崇尚傳統的人。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米爾到馬歇爾到費沙到魯賓遜夫人，他們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着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響過我的師友的作品了。欣賞、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認為前輩的思想這裡那裏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選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以學得的理論及概念試行解釋所見所聞，每遇困難，我會嘗試深入地調查實情，或把理論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這樣操作，不分什麼微觀、宏觀的，自覺解釋世事得心應手，很有點自豪。二○○○年，六十五歲，我坐下來一口氣地寫了兩年，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學們喜歡讀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了。
    何謂解釋——何謂科學解釋——我在《科學説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説得詳盡，這裡不多説了。
    這裡要再澄清以前説過的：預測與推測是兩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風水，説不上是科學。後者是要有條件的，經濟學稱局限條件。推測或推斷是説，如果某些局限條件有所轉變，人的行為一定會跟着轉變，也即是説現象或效果會跟着轉變。所謂理論——經濟理論——是一些約束行為的規律。於是，有了局限轉變的出現，在理論約束下，人的行為轉變一定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這是推測或推斷，不是預測，懂得怎樣處理，調查夠深入細心，可以推得很準確。
    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這一點又要多説幾句。如果我們見到一個現象——例如為什麼買賣門票出現炒黃牛——我們要追溯是什麼局限條件的轉變才導致黃牛的出現，而驗證的方法是如果條件的轉變是倒轉過來的，黃牛不會出現。這是解釋，與推測或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出發點不同。推測是我們先見某些局限的轉變，然後問什麼現象或行為會跟着發生。解釋是先見現象然後追溯局限的轉變。推測或推斷可以很簡單，沒有讀過書的小孩子有機會推得準，也可以很複雜，非常複雜，除非你是天才，沒有下苦功學過不可能辦到。這複雜性起於我們存在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局限條件通常千變萬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慮。這是為什麼我堅持理論以簡單為上，而把理論簡化我花了數十年心機。世界的局限一般複雜，以複雜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事，成功機會一般是零。
　  轉談北京吧。這幾年他們推出不少政策。一項新政策是説局限有一項新轉變，「解釋」的工作是要推斷什麼現象會跟着發生。複雜頭痛，不僅因為一項政策之內有不少條文，而政策與政策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效果如何——跟着的行為或現象如何——要推斷或解釋可真不易。
    我的投訴，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來是沒有經過經濟解釋的方法來推斷什麼會跟着發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麼經濟學的，對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麼。蠢人不説，但不少聰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對頭。當年老師艾智仁就曾對我説，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天才愛因斯坦，對經濟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設計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經濟感受。毫無貶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經濟感受好，經濟解釋的法門對政策的取捨是沒有幫助的。佛利民在生時幾次對我説，數之不盡的人──包括數之不盡的聰明人──不可以學經濟。
    轉到本文的重要話題吧。一項政策會帶來的效果，原則上經濟解釋可以推斷得很準確。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會，見仁見智，牽涉到價值觀。這些不是作經濟解釋的專長。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當然也有自己的。但當我説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觀的科學方法，解釋或推斷這些效果會出現。後者是經濟學者的本份，他的價值觀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經過嚴格的邏輯分析，其推斷是否有經濟解釋的專業水平。
    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與願違相差甚遠，顯示着設計這些政策的人或則沒有作過經濟解釋的推斷分析，或則專業水平不足。我也不懷疑有些人混水摸魚，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力或受到某些壓力團體的左右，推出對社會為禍不淺的政策。在先進之邦，或腐敗之國，這些行為常有。我認為這些年中國的共産黨不容許這些行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為中國不會有今天。
    這裡我要誠懇地作出如下建議：北京的任何謀士建議任何政策，必須通過經濟解釋的方法，用上嚴謹的邏輯，詳盡可靠的資料，把這些政策將會帶來的效果説得一清二楚。這些推斷要找懂得經濟解釋的人作評論。牽涉到國家整體，是對是錯其差別動不動以千億算，雙方都要負責。建議政策推錯了效果的要負責，評論的人認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錯了也要負責。賞罰分明，至於賞什麼罰什麼，我的書生之見不便説了。但如果對政策效果的推斷可以下賭注，我會是個常客吧。
    回頭説今天眾説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我搞不清楚。但何謂經濟解釋，因為有科學方法的約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視的不是經濟學，而是經濟解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