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

免費之所以讓人很難琢磨透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它不是有形的一樣東西，而是一件事物的實質。它象徵着價格的缺口，代表着計費器上的零。我們看事物、想問題往往都喜歡具體化，然而免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個你掰開手指就能點出來的東西。歷經了幾千年的文化積澱，我們才找到了一個數字來描述免費。

和很多事物一樣，這個概念的量化也始於巴比倫人。在公園前300年，在目前伊拉克的肥沃新月地區，當地一個興旺發達的農業社會遇到了計數上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並非你和我可能已經想到的那個麻煩，巴比倫人計數用的是六十進位制，而非我們現在通用的十進位制。儘管六十進位制很麻煩，但是只要你不指望用自己的手指和腳趾來點數，那麼大家還是容易把數字點清的（畢竟，六十進位制也是我們現在時間計數的基礎）。

和當時其他文化不同，巴比倫人並沒有給每個數字都準備了一個固定的寫法。相反，他們僅僅使用兩個記號來&&這麼多數字：一杠&&“1”，而雙杠&& “10”。因此，一杠因為擺放的位置不同，既可以&&“1”，也可以&&“60”、“3 600”或是60更大的倍數。正如查爾斯席夫（Charles Seife）在《零的故事：動搖哲學、科學、數學、宗教的概念》（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這是“銅器時代的電腦編碼”。

這在使用算盤的文化中倒是很容易解決。用那個聰明的裝置來加數字就是用手把算盤珠向上或向下撥動，不同格裏的算盤珠&&的是不同的數字大小。如果算盤上的每一格裏都有60顆算盤珠的話，那麼六十進位制並不會比十進位制難到哪去。

但是，如果你想用算盤來計數的話，如果算盤格裏沒有算盤珠的話那該怎麼辦？要&&“60”這個數字的話，可以在算盤60這一欄上撥上一顆算盤珠，而在&&個位數的算盤格上不用撥任何一顆算盤珠。但是“沒有一杠”又該怎麼寫出來呢？巴比倫人需要一個佔位符來&&“沒有”這個概念。這樣一來，他們就必須創造出零的概念。因此，他們就需要創造出一個新的符號來&&“沒有”的概念。他們用兩道斜杠來&&這個概念。

不論是哪一種進位制，因為在寫數字時，你顯然都需要一個佔位符來&&“沒有”的概念，或許你會認為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零”就一直都存在了，但歷史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先進的文明都試圖擺脫使用零。在羅馬數字中，羅馬人就沒有用到零（在羅馬數字中並沒有固定的&&數位的方法，每個數字都靠和它鄰近的字符來表達這個含義）。

同一時期的希臘人則公開&&不願使用“零”。因為希臘數字是建立在幾何學的基礎之上，所以數字需要表達長度、角度、大小之中的某個概念，而“零”面積代表不了任何含義。古希臘數學的集大成者是畢達哥拉斯和畢達哥拉斯學派，這個學派因為發現了音階和黃金分割率而名垂千古（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的是，他們並非是以畢達哥拉斯命名的“畢達哥拉斯定律”而最為出名，“畢達哥拉斯定律”説明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平方和等於斜邊平方的關係，歷史上早在畢達哥拉斯提出這一定律之前就已經有人知道了。）儘管希臘人知道進行算術運算有時候會産生負數、無理數甚至還有零，但是他們都摒棄了這些數字，因為這些數字都沒有辦法用具體的圖形來&&（讓希臘人感到尷尬的是，黃金分割[1]的準確數值就是一個無理數，畢達哥拉斯學派很久以來都沒有把這一點告訴世人）。

這種短視眼光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數字是用來代表實際事物的，因此並不需要一個數字來表達“沒有”的概念。“沒有”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只有當表達同樣抽象的數學概念時，我們才會用到它。英國數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11年就寫道：“在日常生活的運算中，我們並不需要使用零，因為我們並不需要去集市買零條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説‘零’是基數中最深奧的一個數字，使用它的時候也是那些不得不用抽象思維的時候。”

不過，這在印度的數學家那裏就算不上什麼難題了。和希臘人不同，印度人並不認為所有的數字都應該代表圖形。相反，印度人把數字看成是抽象的概念。東方的神秘主義能讓有形之物和無形之物以陰、陽的形式共存。在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神（Shiva）既是萬物的創造者，也是萬物的毀滅者，關於濕婆神的一個理解就是他代表着無形。因為印度人能夠把數字和客觀現實脫離，因此他們創造了代數。反過來，代數也讓印度人能夠用數學來&&邏輯概念，印度人創造了負數，到了公元九世紀他們創造了零。實際上，“零”這個數字就起源於印度梵語的“空”（sunya），後來阿拉伯人也使用了sifr（零），西方的拉丁語系把它再變為zephirus，也就是英文中零（zero）的詞根。

到了公元900年時，無論是在符號上還是在代數體系裏，都存在了&&“沒有”的概念。那麼在經濟學體系裏呢？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沒有”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早就存在了。“經濟學”（economics）這個詞來自古希臘的oikos（房子）和nomos（習俗、法律）兩個詞的組合，因此合起來的意思就是“房子的法則”。而在家裏，免費自然是通行的法則。儘管後來在大多數文化裏都出現了用金錢來衡量的經濟學，而在家人、部落這些&&非常緊密的社會群體之間，日常的物品交易幾乎都是不需要錢的。在家人、鄰居甚至是工作場合，商品和服務交換主要依靠的還是慷慨、信任、善意、信譽、平等交換這些社會貨幣。總而言之，在朋友之間並不需要現金。

但是，在親情紐帶並非最重要關係的陌生人之間，金錢給交易提供了一種大家都能對價值達成共識的尺度，物物交換也讓位於金錢支付。即便如此，在贊助、公共服務等方面，免費還是有生存空間的。

隨着民族國家在17世紀開始興起，累進稅制度也出現了，富人繳納的稅更多，窮人繳納的稅要少，甚至是免費得到服務。這種政府為民眾服務的機制創造出一種特殊形式的 “免費”：或許你並不用為政府的服務掏腰包，而是由整個社會來買單，你也無法確認自己交的哪一部分稅金花到了讓你自己受益的用途上。

慈善是另一種形式的免費，一個社區裏的人都慷慨解囊，例如幫助鄰居建造穀倉、印第安人慶祝鄰居家的重要慶典贈送禮物的習俗等。一週五天工作日、規定最小工作年紀和強制退休年紀的勞動法、從田地勞作、向工廠工作、再向白領工作的轉換都給員工創造了休息時間。這種趨勢也使得志願者熱潮（免費勞動）得以涌現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儘管金錢經濟已經成為社會範式，但是人們內心深處依舊堅信有些東西是不應該收錢的。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貸款的利息了，歷史上人們一直認為貸款的利息是帶有剝削意味的，尤其是給窮人放貸又向他徵收利息。如今，“高利貸”（usury）這個詞&&過高的利息，但是這個詞的本意&&的是任何形式的利息（人們現在把無息貸款視為一種禮物）。

早期的天主教教會對於收取貸款利息持堅決反對態度。1179年，拉特朗第三屆大公會議決定，如果有人膽敢對貸款收取利息的話，那麼他既不能領聖餐，也不能享受基督教徒的葬禮。克萊蒙五世教皇1311年更是把高利貸宣判為異端，並廢除了所有允許高利貸經營的世俗法律。教皇息斯突斯五世把收取貸款利息的做法批駁為“人神共憤、受教義譴責、和基督教慈善之心相悖的毒瘤”。

當然，並非所有的社會都把利息視為惡魔。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就曾經寫道：

大多數在近東的早期宗教和建立在它們基礎之上的世俗社會規範都不禁止高利貸。這些社會都把無生命之物視作有生命力的，就像植物、動物和人一樣，能夠進行繁殖。因此，如果你借“飯錢”或類似的購買券給別人的話，收取利息是合法的。以橄欖、大棗、種子和動物的方式借給別人的“飯錢”早在公元前5 000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但是，如果涉及到在貸款的過程中賺取了真金白銀，那很多社會在這方面的容忍度都非常低，《古蘭經》在這方面的要求非常苛刻：

那些收取高利貸的人和受惡魔控制的人並不區別，這是因為他們聲稱高利貸和商業是一樣的。然而，真主允許貿易，卻絕不允許高利貸。如果能夠記住真主這一訓誡並阻止高利貸的人會留住以往的財富，也會得到真主的公斷。而那些堅持要放高利貸的人，他們會下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經濟實用主義最終佔據了上風，教會在這一點上也做出了讓步（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安撫那些獲取了政治權力的工商階層）。在16世紀，由於更加有效的銀行體系和商業手段，而且流通現金增多了，短期利率則大幅度下降（從年利率20%-30%下降到9%-10%）。降低後的利率也減輕了教會對有息借貸行為的擔心，儘管這種做法在伊斯蘭的法律下還是不允許的。

在17世紀之後，市場和工商階級的作用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認可。貨幣供應量有了管理，各種貨幣也得到了保護，和我們現在相近的經濟活動也得到快速發展。因為比較優勢原理和專業化的出現，越來越多的陌生人之間也開始有了交易（人們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到最好，並把自己生産的商品和能把其他商品做得更好的人進行交換）。貨幣作為價值衡量尺度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因為這種尺度的公信力並非來自交易的雙方，而是來自大家都信任的一個權威機構（通常都是國家）。“任何東西都有價格”的觀念自形成以來也不過幾個世紀而已。

因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貢獻，貿易就不再只是一個買賣東西的平台了，也成了思考所有人類活動的一種方式。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誕生後，成為人們研究人們選擇方式的途徑。正如達爾文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樣，競爭也成了新誕生的貿易學的核心。金錢成了我們計量得失的工具。對某些東西收費也成了確保它們會繼續得以生産的最有效方式，在經濟學上盈利的動機就像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基因”一樣強烈。

儘管市場似乎無往而不勝，但還是有很多人反對把金錢作為所有交換的基礎。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主張集體所有制和按需分配，而非按照賺錢的能力來進行分配。19世紀，以俄國彼得克魯鮑特金（Peter Kropotkin）王子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曾設想過共産主義模式的烏托邦，所有的社會成員會自動完成應盡的勞動，因為他們會意識到公有制企業和互助制度的好處。彼得克魯鮑特金堅信，財産私有制是壓迫和剝削的根源之一，因此需要將它廢除，並以公有制取而代之。

彼得克魯鮑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論：演化的一個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一書中，已經預料到了如今互聯網時代“網絡經濟”的一些重要社會力量（大家通過發的帖子和彼此連成一個網絡，給發帖子的版主帶來點擊率和更高的信譽等級）。克魯鮑特金指出，我們在給予的同時，得到的並不是金錢，而是滿足感。這種滿足感植根於社區、互助和相互支持之中。互助的這種自我強化的效果也會讓其他人也一樣來對待你。克魯鮑特金認為“原始社會”的運轉模式就同這種互助很相像，而“禮物經濟”比市場資本主義離人性走得要更近一些。

不過想要讓這種互助制真正變為現實的大大小小努力都化作了泡影，主要是當這個團體的人數超過150人時（人們把150個人稱作“頓巴數”[2]，這是人們根據經驗估計的一個數值，超過這個數值之後，社會團體裏的人就很難再維持鞏固的社會關係了），團體裏的人際關係就開始發生不和諧的摩擦了。這種困境自然也會煩擾像國家這樣龐大的社會集體。只有虛擬世界才能讓我們發現建立在互利基礎之上的經濟有效運轉。網絡、在線游戲等交際方式能讓我們和比現實生活中更多的人保持社交&&。軟體拓寬了我們的交際圈，也成了我們的記分卡。

到了19世紀末，這種意識形態之爭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市場經濟已經在整個西方國家生根發芽了，人們不再把金錢視為萬惡之源，而是把它當成增長的結晶和繁榮的關鍵。任何東西的價值最好是通過人們願意給出的價格來決定，一切就是這麼簡單。烏托邦主義者夢想建立在贈送、物物交換和社會責任基礎之上的社會體系只有一些邊緣化的嘗試，包括公社和以色列的集體社區基布茲（kibbutzim）。在商業世界裏，“免費”顯露出了它最基礎的現代含義——一種營銷手段，而它很快也披上了遭人懷疑的外衣。

當金吉利和珀爾維特通過“免費”來賺錢時，消費者們還習慣於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説法來自美國的一些酒吧，那些至少會買一杯飲料的消費者進酒吧後就能得到“免費”的食物。這些食物有可能是一個三明治，也可能是由幾道菜組成的一頓午飯，這些免費午餐的價格都要比一杯飲料要貴得多。酒吧的老闆覺得大多數顧客都會買上不止一杯飲料，而免費食物的招牌在一天非繁忙的營業時間段則會吸引很多老主顧上門。

1872年，《紐約時報》報道説，免費午餐已經在新奧爾良市成為一種常見的“特殊”習俗了。人們幾乎在每個酒吧都能夠找到免費午餐，而午餐的種類包括大盤的黃油、一大籃的麵包、盛放在大容器裏的土豆、燉羊肉、燉西紅柿、法式通心粉、以及“足足有四十磅重的牛股肉”。

根據這篇報道，這種免費午餐的模式變為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存之道”。《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繼續寫道：

拿取免費午餐的櫃&把地位不同的各個階層拉回到了同一起跑線，如果某個人來到了這樣的櫃&前，就要放棄保持尊貴地位的最後一絲希望。你能見到各個階層的人在免費享用這種午餐，而且蜂擁上前去拿第二盤食物。

實際上，公眾也已經留意到了這種貧窮的“免費午餐餓鬼”群體。1872年，《紐約時報》上的另一篇文章把這些靠免費午餐為生的人描述成為“不勞而獲、飽食終日”者，經常出沒於各家酒吧，向陌生人討要一杯飲料，好接着吃店家的免費食物。文章寫道“這些午餐餓鬼們喝飲料的方式根本都不算喝，簡直就是牛飲，如果酒吧的侍者在忙的時候，他們會趁侍者們不注意的時候，端起什麼飲料就往肚子裏灌。”

隨着淘金熱的到來，這種免費午餐的習俗也來到了加州的舊金山，並在那裏流行了多年。1886年，《時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在談到舊金山淘金潮衰落時，把這些免費午餐餓鬼稱作“過去式的坐標”。這篇文章在開篇之處就問道：“這些無所事事的人們該怎樣活下去？”文章接着指出他們應該承擔起責任，在結尾部分指出：“把加州的這種奇怪的習俗丟棄了吧！他們應該嘗嘗挨餓的滋味。”

而在美國的其他地區，免費午餐的做法和當年聲勢日益高漲的淘金潮發生了衝突。1874年，隨着婦女權益保護運動的興起，美國也拉開了禁酒的帷幕，禁酒者攻擊免費午餐只不過是掩蓋“酒吧人來人往”的一個藉口罷了，他們認為酒精“正是其他事物圍之公轉的軸心”。

但是，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免費午餐其實發揮了社會救濟的功能。社會改革家威廉T史泰德（William T. Stead）在1894年冬發表評論説：“在芝加哥，提供免費午餐的酒吧比所有社會性、宗教性和慈善性組織救濟的窮人總數還要多。”史泰德還援引了一份報紙的粗略統計數字，免費午餐酒吧每天能給六萬人提供食物，而且這三千家酒吧並沒有惺惺作態地説自己是在從事慈善事業。

兩年之後，也就是在1896年，紐約州議會通過了《雷恩斯法》（Raines Law），目標是控制酒品走私。在《雷恩斯法》的眾多條款中，其中有一條就是禁止酒類銷售，除非在購買酒類的時候搭配食物銷售。該法中的另一條款也使得商家免費提供食物變為了不合法。不過，這一法律條款過了沒多久就廢除了。第二年，《雷恩斯法》的修正案使得免費午餐依然合法，而且這一慣例也延續了幾十年。

從20世紀初開始，隨着袋裝食品業的興起，“免費”再度興起。隨着各大品牌、廣告和遍及全美國的分銷渠道的興起，“免費”也成為了一種營銷手段。其實，免費樣品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這種針對大眾的推銷手段可以歸功於19世紀的一個營銷天才本傑明巴比特（Benjamin Babbitt）。

本傑明巴比特有很多發明，其中就包括幾種製造肥皂的方法。不過，真正讓他大放異彩的是他創新的銷售方法，這甚至能和他的朋友、推銷大師PT巴南（P. T. Barnum）相媲美。本傑明巴比特製造的肥皂在全美國家喻戶曉，主要得力於他成功的廣告和推銷策略，其中就包括産品銷售早期在大範圍免費發放樣品。本傑明巴比特的廣告詞是“您能好好試用一下，我就心滿意足了”，表現出紳士般的銷售員發放試用品的慷慨大度。

這些肥皂是從停在馬路上、顏色鮮艷的車裏銷售的，旁邊還有樂手在表演，因此也誕生了“跟風搶購”這個説法。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在自己的代表作《巴比特》一書中，就使用了巴比特這個名字來描述一個粗俗、傲慢的商人。

另一個推銷界的經典就是位於美國南達科他州的華爾藥店（Wall Drug）。1931年，南達科他州土生土長的藥劑師泰德哈斯泰德（Ted Hustead）想要在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小鎮上開闢自己的生意。華爾藥店幫他圓了這個夢。華爾藥店坐落於這個只有231個人口的小鎮，按泰德哈斯泰德自己的説法，這個小鎮幾乎“跟哪都不挨邊”。可以想見，華爾藥店的經營狀況也是舉步維艱。1933年，轉機出現了，在這個小鎮以西60英里的地方，有美國最偉大四位總統塑像的羅斯摩爾山國家紀念公園開始向公眾開放，泰德哈斯泰德太太提出了一個營銷建議，那就是向去公園的過路人免費提供冰水。這個銷售良方使得華爾藥店的知名度大漲，小店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

如今，華爾藥店已經升級成了以西部牛仔為主題的大型購物商場。現在，它會向顧客免費贈送汽車保險杠上的貼紙、免費的推銷標語，也會提供五美分一杯的咖啡，當然也還有免費的冰水提供。

隨着廣播這種20世紀最具革命性的媒體方式誕生，免費也開始日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現在，我們知道進入一個市場最具殺傷力的方式就是徹底淘汰現有的商業方式。對於某一種別的商家依靠它來盈利的商品，你卻免費提供這種商品，相信顧客自然會絡繹不絕地來到你的店門口，你就可以賣別的東西給他。你不妨看一看，移動運營商提供的長途電話服務搶了多少固定電話運營商的生意，網站上免費的分類廣告又搶了多少報紙讀者。

70年前，在唱片音樂界也發生了類似的一場腥風血雨的爭鬥。在20世紀30年代，廣播成了新興的一種娛樂方式，而且很受大眾的歡迎，同時也把靠音樂為生的藝人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當年大多數在電台播放的音樂都是在現場演出的，在表演一次完畢之後，音樂家和作曲家會得到報酬。但是，在這些音樂家們看來，只付一次的報酬顯失公平，因為同時有幾百萬聽眾在收聽節目。他們認為，如果把這幾百萬人都同時裝在一個大音樂廳裏，那麼他們得到的門票收入要多得多。

廣播公司認為，很難按照聽眾人數來支付版權費，因為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聽眾。但是，幾乎對藝術家佔據着壟斷管理地位的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ASCAP）定下了這個合約規定：電台每年廣告總收入的3%到5%要用來支付使用音樂的版權費。更糟糕的是，當這份合約在1940年過期時，該協會還要求把這一比率進一步提高。

當廣播公司和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還在談判的過程中，各家電台已經開始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了，它們完全取消了在電台進行的現場表演。當年，錄音技術也在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電台開始播放唱片，介紹曲目的播音員稱為DJ。各大唱片公司也採取了應對之道，它們在出售的唱片上寫着“未經授權，不允許電台播放”。不過，1940年美國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如果電台花錢買了一張唱片，就有權在節目中播放。作為報復，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就説服了平? 克勞斯貝等著名的音樂人不再灌制新唱片了。

面對着可供播放的音樂越來越少、而且日後唱片公司在版權費用上可能會有更無理要求的威脅，美國的各家廣播公司打算主動出擊，它們成立了自己的音樂版權機構美國廣播音樂公司（Broadcast Music Incorporated）。蒸蒸日上的美國廣播音樂公司成了吸引各地樂手的一塊磁石，其中包括很多藍調音樂和鄉村西部音樂歌手，這些歌手根本得不到總部位於紐約的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的重視。這些人氣不高的歌手更看重的是出名機會而不是金錢，因此他們就同意電台免費播放他們的音樂。因此，靠向電台收取音樂版權費的商業模式就徹底崩潰了。音樂家們把廣播當成了一種主要的推銷手段，並通過出售唱片和演唱會門票賺錢。

儘管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在五六十年代多次提起訴訟，但是再也沒能奪回向電台收取高額版權費的權利。免費收聽的廣播節目以及微不足道的版權費用開創了DJ時代，並隨之出現了單曲前40名之類的排行榜。目前，各大唱片公司向電台收取版權費用依照的是一個綜合考慮時間、聽眾人數、電台類型的計算公式，但是這些費用很低，足以能讓電台經營下去。

事實證明這徹徹底底是一場誤會後的鬧劇。電台免費廣播並沒有像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擔心的那樣讓音樂界就此蕭條下去，相反這讓音樂界更加壯大而且盈利更豐了。免費的低檔次音樂版本（音質差、收聽時信號不穩）反而成了付費的更高質量版本的絕佳推銷手段，音樂家的主要收入也已經從現場表演轉到了唱片版稅。而“免費”則給這些音樂家們提供了回歸的機會，免費音樂成了他們日益紅火的演唱會的推銷手段。當然，在意料之中的就是，大唱片公司對此依舊是持反對意見。

如果説20世紀人們開始重新歡迎“免費”這一理念的話，那麼富足時代的到來則讓“免費”成為了現實。對於之前的幾代人而言，缺衣少食、屋漏門壞之類的物質貧乏一直是令人頭疼的事。而對於過去半個世紀在發達國家出生的人而言，出生之後富足就一直圍繞着他們。富足體現最明顯的莫過於生存最重要的必需品食物方面了。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飢餓一直都是困繞美國貧民的一個主要問題。時至今日，美國人擔心的是肥胖症過多。在過去四十年間，世界農業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種植食物的能力大為提高了。科技推動的革命使得原來缺乏的農産品變成了豐産的物資。而在每一種主要資源從貧瘠走向豐饒的過程中，我們都能發現和農産品一樣的變化規律。

生産農作物需要五種主要的要素投入：陽光、空氣、水、土地（養分）、勞動力。陽光和空氣是免費的，如果農作物能在雨水充足的地方生長，那麼水也是免費的。剩下的幾個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花費）則並非免費的，它們也成了影響農作物價格的主要因素。

在19世紀，工業革命使得農業機械化成為可能，這就大大降低了勞動力投入並提高了農作物産量。不過，真正讓食品經濟發生革命的是60年代的“綠色革命”，因為這場革命使得耕作變得如此高效，因此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為減少了。第二次農業革命的核心秘密就是化學的進步。

在之前的人類歷史上，我們有多少肥料就決定了我們能生産多少食物。農作物的産量受制於肥料的數量，而肥料主要來自動物（有時候是人）的糞便。如果一塊地既要種植養活動物的飼料，又要種植給人吃的食物，那麼就需要把地分成兩部分。不過，到了19世紀末期，博物學家已經知道植物所需要的養分其實就是氮、磷、鉀。

在20世紀之處，幾位化學家開始研究如何大規模地生産這些養料。這項研究的突破者是來自德國巴斯夫公司（BASF）的化學家弗裏茨哈伯（Fritz Haber），他在高壓和高溫的環境下，利用空氣和天然氣混合的方式提取出了液態氨。1910年，德國化學家卡爾波施（Carl Bosch）把這一技術進一步商業化，研製出了廉價的氮肥。人們甚至把氮肥的批量生産譽為改變馬爾薩斯人口危機論的轉折點。如今，生産氮佔用了全球5%的天然氣消耗量，並使用了2%的能源總量。

弗裏茨哈伯和卡爾波施兩位科學家使得農民擺脫了依靠肥料的命運。隨着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的誕生，綠色革命也就應運而生了，它使得全球的農業生産能力提高了將近100倍。這使得地球可以養育更多的人口，尤其是新興的中産階級已經不滿足於只吃穀物了，而是想選擇食物鏈中更高端的、需要耗費更多養料來生産的肉類産品。

綠色革命的效果是驚人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困繞美國人的主要營養問題已經從飢餓轉變成了肥胖症，主要是因為到處都有廉價、豐裕（有些人説過度富足）的食品。1955年，養活美國家庭的平均費用要佔到家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現在這一比重已經下降到了15%。

目前，我們每天都能感受的農産品富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玉米經濟。這種人類已經種植了數千年的植物生命力不同尋常，它結出的玉米粒越來越飽滿，畝産量也超過了地球上任何其他農作物。

在談到食物的時候，玉米經濟自然代表了一種富足經濟。歷史學家在看待古代文明的時候，往往通過大米、小麥和玉米這三種農産品對比的視角。大米富含蛋白質，但是種植不易；小麥生命力強，但是蛋白質含量低；只有玉米既容易種植，蛋白質含量也高。

歷史學家們通過觀察發現，生産這些穀物的“蛋白質/勞動付出”比率就決定了相應文明的歷史進程。這一比率越高，那麼食用這一穀物的民族“社會富餘資源”就越多，因為他們可以用相對較少的勞動來養活自己。當然，這一比率越高，效果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種植大米和小麥的社會往往更注重農業文明和內聚性文化，也許種植這些穀物耗費了它們太多的精力。而食用玉米的瑪雅人和阿芝&克人則可以節省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他們往往會用這些時間和精力去侵略鄰國。通過這種分析，玉米所帶來的社會富足使得阿芝&克人變得好戰。

如今，玉米的用途已經遠遠超過了食物的範疇。由於合成化肥的普及和種植技術的提高，玉米已經成為世上將陽光和水轉化為澱粉的最高效手段。我們目前在玉米豐收的金色海洋中徜徉，玉米多得根本吃不完。玉米已經成為各種各樣産品的添加成分之一，甚至包括油漆和包裝盒。廉價的玉米已經讓很多食物從我們的食譜中消失，也把奶牛之類的食草動物的食性都改了，現在這些動物就像是用玉米填飽的産奶機器一樣。

正如作家麥可普倫（Michael Pollan）在《雜食動物的困境》（The Ominivore’s Dilemma）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炸雞塊中“都是玉米成分，不僅雞肉本身的成分含有玉米（飼料），而且做雞塊的其他成分也含有玉米，包括用來增加粘度的調和澱粉、裹雞塊用的玉米糊以及炸雞塊用的玉米油。還有一些成分如果我們不留意觀察是難以發現的，但是酵母、卵磷脂、單酸甘油酯、甘油二酸酯、甘油三酸酯、炸雞塊表面金黃髮酥的顏色、用來保鮮的檸檬酸都有可能是從玉米種提煉出來的。”

麥可普倫寫道，如今在大多數超市中，四分之一的食品都含有玉米的成分。而且大量的非食物類商品也含有玉米成分，包括牙膏、化粧品、一次性尿布、清潔劑等生活用品都含有玉米成分，甚至包裝這些用品的盒子裏面都含有玉米成分。即便是建築、裝修超市所用的墻板、油布和粘合劑都含有玉米的提取成分。

現在的玉米如此豐裕，我們開始從玉米中來提取燃料乙醇，因為方面的研究，我們也終於看到了玉米的豐裕也是有限度的。儘管玉米的價格幾十年來一直走低，但是隨着油價的上漲，玉米的價格在近幾年也開始攀升。不過，技術創新不希望主要原料價格上漲，這就使得科學家們去尋找從柳枝或其他纖維素中提取乙醇的方法，而這些含纖維素的植物能在玉米都無法生長的地方活下來。如果能找到那種神秘的纖維素分解酶的話，玉米的價格還將再次下降，其他各種食物的價格也將下跌。

從長期來看，商品的價格會變得更便宜的觀點和人的直覺相違背。食物吃了還可以再種，但是礦産資源就不同了。畢竟，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我們開掘的資源越多，那麼留下的資源就會越少，這是資源貧瘠論的一個經典例子。1972年，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智囊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一書，書中例舉了世界人口快速增長會帶來的後果以及有限的資源給增長帶來的制約作用。這本書售出了3 000萬冊，並解釋了“人口大爆炸”威脅之類的環境變化因素讓地球經歷着它難以承受的重負。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像馬爾薩斯那樣對地球的未來感到絕望。回顧19世紀和20世紀的世界歷史，我們發現人類聰明程度的進化遠遠快於人類自身繁衍的速度，聰明的人類從自然界中找到開發新資源的速度往往快於我們的資源消耗速度。這就能産生供給增長快於需求的效果，從而對價格産生平抑作用（當然，這種狀況也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地球上的資源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不過我想表述的觀點是地球上的資源畢竟要比羅馬俱樂部所擔心的要多得多）。關於地球上的資源到底是多是少的問題引發了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打賭，打賭的雙方對地球資源是豐還是寡持完全相反的觀點。

1980年9月，人口生物學家保羅奧利克（Paul Erlich）和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在《社會科學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公開打賭，打賭的對像是一些主要商品在未來的走勢。

朱利安西蒙許下10 000美元的賭注，認為“那些不由政府控制價格的初級原材料（包括糧食和石油）的價格在長遠看來並不會上升”。保羅奧利克和朱利安西蒙打了這個賭，並約定了1990年9月29日作為支付賭注的日期。如果剔除了通脹因素的各種金屬價格在這十年中上升的話，那麼朱利安西蒙願意把錢輸給保羅奧利克。同樣，如果價格下跌的話，保羅奧利克就要付錢給朱利安西蒙。保羅奧利克選擇了五種金屬來打賭——銅、鉻、鎳、錫和鎢。

在1980到1990年之間，世界人口增加了8億，是人類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十年。但是，到了1990年10月，保羅奧利克選擇的五種金屬價格全部下降，其中有些金屬價格的降福甚至過半。鉻的價格在1980年是每磅3.9美元，到了1990年下降到了每磅3.7美元。錫的價格在1980年是每磅8.72美元，十年之後就下降到了每磅3.88美元。

為什麼這次打賭朱利安西蒙能贏呢？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他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深諳替代作用的效果。如果某一種資源變得稀缺而且昂貴了，那麼就會促使人類去尋找另一種更豐産的資源，而目前對稀缺資源的需求也會逐漸向別種資源轉移（不妨考慮一下現在人們爭分奪秒地尋找石油的替代物）。朱利安西蒙認為，人類的智慧和對於科學的學習曲線能夠幫助我們以比消耗資源更快的速度找到新資源。

朱利安西蒙這次打賭能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保羅奧利克過於悲觀了，保羅奧利克預測在1975年將發生影響數億人的“超大規模”饑荒，使得70年代和80年代餓殍遍野，這將意味着世界將“進入真正的貧乏年代”（儘管保羅奧利克做出了這麼明顯的誤判，但是在1990年他還是獲得了“麥克阿瑟基金天才獎”，獲獎理由是他“加深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了解”）。

人類似乎與生俱來對資源貧瘠的理解就要比資源豐裕更加深刻。正如我們在進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對威脅過度反應的本能一樣，我們的一個生存技能就是關注資源耗竭會帶來的威脅。從進化的角度來看，資源豐足不會有大礙，而資源貧瘠的問題則需要耗費精力去應對。因此，儘管朱利安西蒙贏得了這場賭局，但在世人眼中，保羅奧利克的擔憂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正確的。

朱利安西蒙抱怨説，他似乎難以理解人們對任何事情總會想到最悲觀的一面，而對於事物美好的一面則視而不見，好像都在體內種下了不受樂觀情緒感染的疫苗一樣。保羅奧利克的悲觀預測到現在還一直有影響。與此同時，朱利安西蒙的發現似乎只讓大宗商品交易商感興趣。

顯然，朱利安西蒙更有可能贏得賭注。但是，我們更容易關注資源貧瘠的特性使得我們會忽略生活中出現的豐饒物資，玉米就是很好的一例。問題在於，一旦某種物資變得非常豐富，那麼我們就容易忽略它，就好像我們根本不在意正在呼吸的空氣一樣。人們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情況下選擇”的科學是有道理的，在物資豐饒的情況下，你根本無需做出選擇，其實你什麼都用不着多想。

在各式各樣的例子中，你都能體會到這一點。中世紀時，在歐洲的一些內陸地區，因為鹽是非常稀缺的物資，因此人們經常把它視為和黃金一樣可以流通的“貨幣”。不妨再來對比一下現在的情況，鹽現在只不過是你餐廳吃飯免費提供的調料而已，鹽實在太便宜了根本沒人會在意它。

在世界範圍內，全球化等變革性因素使得豐饒的勞動力資源影響了全球各國。如今，衣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如此低廉，很多人穿幾次就不要了。1900年時，美國一位男士最普通的襯衫（用的布料和做工和T恤衫差不多）批發價為1美元左右，這在當時價格不菲，而且到了零售商那裏價格還會再抬高。因此，當年平均每個美國消費者只有八套衣服。

如今，T恤衫的批發價差不多也是1美元，但是如今的1美元只相當於一個世紀以前4美分的購買力，也就是説一個世紀前買一件T恤衫的錢現在可以買到25件。如今，大家都覺得沒有必要穿破舊的衣服了，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找到免費衣服穿要比找到免費的浴室和洗衣機更容易，因此他們衣服穿舊就扔了。

不過，在20世紀大家每天最能切身感受到物資豐裕的就是塑料了，它幾乎讓大家感覺由原子構成的原材料是不要錢的，而且它延展性那麼好幾乎能做成任何物品。塑料這種可以重復使用的物品把生産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壓低到了近乎為零。塑料不需要切割、用機床加工、着色、塑型或是壓印，而是可以製成任何形狀、質地和顏色的産品。這也帶來了“一次性産品”文化。由於比利時化學家利奧貝克蘭（Leo Baekeland）在1907年發明了合成塑料，金吉利所創導的隨棄式刀片文化已經推廣到了幾乎所有物品。電木（Bakelite）的名稱也來源於利奧貝克蘭的名字。他公司的標識上，大寫的字母B後面有&&數學上無窮大的符號，就好像合成塑料目前的使用範圍無限廣泛一樣。

在二戰時，塑料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因此美國政府在合成塑料生産廠上投入了十億美元。戰後，這種生産能力轉向了民用消費市場，也把一種延展性特別好的物質變為了特別便宜的一種原材料。特百惠（Tupperware）、富美家(Formica)桌子、玻璃纖維製成的椅子、瑙加海德革雙人沙發、呼拉圈、一次性鋼筆、橡皮泥和尼龍連褲襪等商品和品牌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了。

第一代的塑料製品並非是一次性産品，而是一些性能優越的産品。它們的形狀比金屬製品更加多種多樣，耐用性又比木頭製品更好。但是，第二代塑料製品中的乙烯和聚苯乙烯則價格非常便宜，人們在用過之後不假思索地就會把它們給扔了。到了60年代，顏色鮮亮的各種一次性商品代表着現代化，代表着先進的工業科技戰勝了物質貧乏。把工業産品丟棄了並不算是浪費，而是先進文明國家的生存特權。

到了70年代，認為這種物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觀點開始發生轉變。一次性商品對於環境造成的危害也在變得日益明顯。塑料製品的價格卻是近乎於免費，但問題在於我們的定價方式並不準確。如果我們考慮塑料製品的成本時也兼顧“負外部效應”的話，那麼我們在把吃了麥當勞開心樂園餐送的塑料玩具玩過一次後就扔了，就會有種負罪感。這一代人開始注重資源的循環利用。我們對於物資豐饒的態度開始從注重個人心理滿足感（“對於我是免費的”）轉向了公眾的責任感（“對於大家並不是免費的”）。

20世紀人類的歷史主要是由豐裕所推動的社會和經濟巨變。因為人類能夠開發蘊藏量豐富的石油代替鯨魚油，使得石油的用途無處不在。八英尺長的大油罐上旁站滿了碼頭工人，因此不需要起重機就可以進行裝載和卸載，使得運輸的費用足夠低，可以開發很遠的城市或國家豐裕的勞動力。電腦則使得信息變得非常豐裕。

正如水往低處流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新的豐裕。産品在商業化和價錢變得更低之後會出現這種趨勢。尋求利潤的公司也在去上游尋找新的稀缺資源。如果某種商品出現了豐裕的局面，那麼其成本就會壓低到近乎為零，而企業的利潤尋找點就轉移到相鄰領域，美國科技出版商蒂姆奧雷利（Tim O’Reilly）將其成為“利潤不滅定律”。

2001年，管理大師塞思戈丁（Seth Godin）在《噴嚏營銷》（Unleashing the Ideavirus）一書中指出：“20年前，《財富》雜誌500強中的前100強往往是採礦企業，或是自然資源（鐵礦石、石油）加工型企業”。時至今日，塞思戈丁指出，這種局面已經完全改變了。

目前在《財富》雜誌前100強中，只有32家是生産傳統産品的企業，包括航空、汽車、化學製品、食品、鋼板彎件和重工業企業。而其他的68家企業主要提供的都是知識財富，而非能源加工型企業。其中一些企業並非加工型企業，而是服務型企業，例如保健和電訊行業。還有些企業創造的往往是智力財富，例如醫藥行業和半導體行業，在這些行業中，生産實物産品的成本和發明這些産品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還有一些企業是在為其他企業的産品承擔大眾零售商和批發商的角色。下面是這68家企業的分行業列表：

? Network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2) 網絡和其他通訊設備：（2家）

? Semiconductors and Other Electronic Components (1) 半導體和其他電子原件：（1家）

從朱利安西蒙和保羅奧利克的打賭中我們可以看出來，隨着商品的價格變得越來越便宜，價值就會去尋找新的出路。商品依然代表着很多財富（不妨可以看一看富裕的石油生産國），但是利潤率最高的還是在産品中融入了智力成果的，這在上面68家企業的列表中也能體現出來。幾十年前，創造價值最多的是在製造業中。全球化的趨勢使得製造業成為了一種商品，價格也隨之下降，價值也轉移到了還沒有成為商品的未開發領域，價值離手眼配合的體力勞動越來越遠，而離頭腦和嘴配合的智力勞動越來越近。如今的知識工作者就像（農業文化佔主導地位時期）的工廠工人，知識工作者在向上游尋找更多的稀缺性。

如今，在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裏奇（Robert Reich）看來，所謂的稀缺性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分析”而已，將知識、技能和抽象思維能力融合在一起成了一個有成效的知識工作者。現在，人們經常面臨的一個挑戰在於如何區分人和電腦的區別，因為這條分界線一直都在變化。

隨着我們教會電腦來做人類的工作（例如股票交易），此類工作的成本也降低到了近乎為零，不用再幹這些工作的人就學着做一些更具有挑戰性的事，或者乾脆就無所事事算了。第一種轉行的人會得到更高的報酬，而無所事事的人得到的收入就更少了。第一種人享受到了豐饒帶來産業變革的機遇，而第二種人則承擔了相應的成本。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我們所要做的是要讓第一種人盡可能多，而第二種人盡可能少。

這種考慮豐饒的思維並不僅僅只是發現什麼東西會變得更便宜，也是在尋找産業轉移的過程中什麼會變得更有價值，並努力向這個方向趨近。這是增長的引擎，早在李加圖17世紀提出一個國家相對於別國的“比較優勢”之前，我們就藉&這個引擎前進。上個時代的豐饒往往是某個國家因為資源更豐富、勞動力更便宜，從而使得該國的産品更豐富。這個時代的豐饒並非僅指原來的初級産品，也包括硅谷這樣的高科技中心和玻璃絲這樣的高附加值産品。

[1] 黃金分割指的是把全廠分為長、短兩段，長段的平方等於全長與短段的乘積，它的近似值為0.618：1。——譯者注

[2] 牛津大學人類學家羅賓頓巴教授認為人類大腦能容納一個148人的穩定社交網絡，四捨五入到150人，就是著名的“頓巴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