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世紀開始時，各公司並不僅僅是在改用公用電網發出的電來驅動機器，它們也在開始安裝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電動機器。這種電動機器不是處理待加工的材料，而是處理信息。它由辦公室文員操作，而不是由工廠的工人操作。它被稱為穿孔卡製表機，是1880年代初由一位工程師赫爾曼霍勒裏斯（Herman Hollerith）為美國人口普查的自動化而發明的。它的工作原理很簡單：通過在紙卡上打一些孔，你即可存儲信息。例如，每一張人口普查卡都可能存儲着一家人的全部信息。該卡某部位的一個孔，&&這家有3個孩子，而在另一部位的一個孔則&&他們是住在公寓裏。然後你可將該卡放入製表機的一個帶電的盤子裏，並降下一組細細的金屬針。每當刺出一個孔時，金屬針即會穿過卡片，接通電路，使卡上的數據紀錄在一個測量儀表裏。它是一個二進制系統——不論是否在特定部位打出一個孔——很像如今數字電腦的二進制運算。

而且，人們出售和使用穿孔卡製表機的方式，為商業運算的整個現代史樹立了典範。

人口普查局將穿孔卡製表機應用於1890年的人口普查，並大獲成功。統計過程比1880年那一次快了許多，儘管美國人口在10年間已增加了約1/4。人口普查的成本下降了500萬美元——這一節約金額比人口普查局的預計高了近10倍。在穿孔卡製表機顯示了加速運算的價值之後，立即引起了鐵路、保險機構、銀行等大企業及大型製造商和零售商的注意。由於這些公司在工業革命之後擴大了運營，它們已發現有必要收集、存儲和分析日益增多的數據——關於客戶、自身財務狀況、僱員、存貨等方面的數據。電氣化導致了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這就增加了企業要處理的信息，這一腦力工作變得與産品製造和交貨一樣重要和艱巨。霍勒裏斯發明的製表機使大企業與以往相比，能用更少的人工更快地處理信息，而且準確性也大大提高。

霍勒裏斯看到了自己發明的商業潛力，於是創建了“製表機公司”來向企業推售。這家公司迅速成長，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相關産品（如字母式製表機、卡片分類機、卡片複製機和打印機），並向日益增多的客戶銷售。該公司於1911年與另一家更大的商用機器供應商“計算機－製表－紀錄公司”進行了合併，並選用了一個很有才幹的年輕經理托馬斯J沃森（Thomas JWatson）來掌管經營。13年後，雄心勃勃的沃森將公司名稱更改為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這個名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其他公司，如美國的Burroughs和Remington Rand公司，以及歐洲的Bull公司也急忙加入了正在興起的穿孔卡市場，從而與沃森的IBM公司正面競爭。

信息技術行業從此誕生了。

當卡片設計和設備操作有了標準，而且技術發展和競爭導致價格下跌時，穿孔卡技術的推廣進一步加速了。在幾十年內，大部分大型企業都為自己使用的機器建立了穿孔卡室，以便對財務和其他商業信息進行分類、製表和存儲。他們為這一機械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並雇用了文員和技術專家來操作和維護它，他們還與該系統的供應商發展了很好的關係。計算機歷史學家保羅塞盧齊（Paul Ceruzzi）寫道：“到1930年中期，處理存在穿孔卡裏的信息已屬於商業上常見的操作，而且因穿孔卡設備推銷員深深打入客戶的會計室而得到強化。”

換言之，甚至在公司紛紛取消內部的動力生産部門的同時，它們正在建立新部門來容納新興起的數據自動處理技術。在20世紀下半葉，在電動數字計算機取代了穿孔卡機之後，這些部門有了戲劇性的發展。大部分大公司都建設了更複雜的電腦軟、硬體設施，每年為自有運算活動花費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並且更多地依賴信息技術供應商和諮詢公司來保證電腦系統運轉。由於發達國家的商業重點從對材料的使用變成了對符號（單字、數字、圖像）的使用，19世紀那些自備動力裝置的命運，也將是20世紀自備數據處理裝置的命運。如以前一樣，各公司也以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將複雜的電腦運算操作當作做生意的固有一部分。

儘管電腦將成為現代商業的支柱這一觀點現在似乎不可避免，但人們過去對於這一點曾有很多懷疑。當第一台真正的商用電腦UNIVAC在1940年代誕生時，沒有人認為它將在企業界有什麼前途。在那時，人們很難想象會需要電腦來做細緻的數學運算。老式的穿孔卡製表機對於處理交易和記賬似乎完全夠了。霍華德艾肯（Howard Aiken）作為哈佛大學知名數學家和美國政府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NRC）成員，曾把認為電腦會有巨大市場的觀點斥為“愚蠢”，他認為美國有6&&腦就夠了，主要供軍方和科學研究使用。甚至托馬斯J沃森也在1943年説過那句名言：“我認為全球電腦市場的規模大約為5&。”

但是，作為UNIVAC的設計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兩位教授普雷斯珀埃克特（JPresper Eckert）和約翰毛奇利（John Mauchly）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識到，由於電腦可以在自己的存儲器中存儲操作指令，因此可以通過編程讓它執行許多功能。它不會只是一台令人頌揚的計算器，也不會只限於完成預設的普通數學運算，它將成為一種通用技術。毛奇利在1948年寫的一份備忘錄中，曾列出了大約24個公司、政府機構和大學，他認為這些單位均可對UNIVAC做良好的利用。事實證明，電腦的市場比他預想的要大得多。

首先使用這種強大新機器的又是人口普查局，它在1951年3月31日買了2&UNIVAC，並於1年後將其安裝在自己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總部。到1954年底，這種電腦已運轉於10個私人公司，包括通用電氣、美國鋼鐵、杜邦、大都會人壽、威斯汀豪斯和統一愛迪生公司（這是愛迪生電燈照明公司後改的名字）。UNIVACs執行了穿孔卡系統做過的全部工作——開賬單、工資管理、成本會計——但也用於更複雜的任務，如銷售額預測、工廠的計劃調度和存貨管理。在很短時間內，對電腦在商業上的作用的懷疑就煙消雲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漲的熱情。《哈佛商業評論》在1954年夏天歡呼道：“自動化市場的烏托邦是貌似可信的。”

這種熱情也蔓延到商用機器的製造商，因為它們將電腦應用視為一個巨大而又有利可圖的新市場。在UNIVAC面世後不久，IBM即推出了它自己的701系列主計算機。到1960年，霍尼維爾、通用電氣、RCA、NCR、Burroughs公司和AT&T公司的西部電氣分部都在競相出售電腦。軟體編程這一全新的行業也開始形成了。在20世紀50年代末，有約40家小型軟體公司（如計算機科學公司、計算機使用公司、計算機應用公司等）在為主計算機編寫程序。

不久之後，各公司不僅在産品質量上展開了競爭，而且在軟、硬體能力上展開了競爭。一旦某一家公司推出一個新系統來實現某應用項目的自動化，其他公司因害怕處於不利地位，於是馬上就仿傚它。全球信息技術軍備競賽的第一批戰鬥是在航空公司業界打響的。美國航空公司（AA）總經理塞勒斯羅利特史密斯（Cyrus Rowlett Smith）於1959年推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建造一個航班預訂和出票（這是該行業的兩個勞力密集的關鍵工序）自動系統。為建造這個名叫“軍刀”（Sabre）的系統花了5年多的時間，有200名技術人員參與其中，它包括2&最強大的IBM主計算機、16個數據存儲裝置及1 000余個供票務代理用的終端，該項目不僅包括硬體的安裝，還包括100萬行的軟體代碼編寫。當這個項目在1965年底投入使用時，可以每天處理4萬次預訂和2萬次售票——這在當時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成績。

正如伯頓的大水車給其鐵工廠帶來了巨大益處，“軍刀”項目也給美國航空公司帶來了巨大優勢。與其他仍以手工方式處理訂票的航空公司相比，該公司的僱員人數減少了，效率卻更高了。它還在客戶服務方面享受到很大好處，因為它可以遠比競爭者更快地響應旅客的要求和查詢。它還得到一個智能上的優勢，因為它可以檢測旅客對不同航線的需求，並很精確地調整票價。建設和運行電腦系統對航空公司的重要性，已經與飛行和旅客服務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在後來的幾年裏，所有其他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三角洲、聯合航空等）都建造了類似的系統，他們認識到，如果想繼續競爭就別無選擇。令人並不吃驚的是，他們發現電腦供應商（如IBM、Sperry Rand、Burroughs等公司）對合作都很熱心，這是因為後者通過逐一複製類似系統可賺取巨大的利潤。

在1960年，美洲銀行在銀行界也引發了類似的一輪模仿性投資，因為它在這一年為其開拓性的“電子記錄機器結算”（ERMA）計算機項目搞了盛大的啟用儀式。這個儀式搞得十分轟動，不僅有電視直播，還請來了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做嘉賓。該銀行在2年之內，就安裝運行了32&ERMA計算機，可以處理近500萬個支票和儲蓄賬戶，而這些賬戶以前都靠手工更新。由於這些計算機能以空前的速度和準確性處理交易，這就迫使所有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按美洲銀行的樣子辦。同樣的現象不久即在其他各行業出現，各公司都競相投資購進最新的電腦設備。

但這個主計算機時代只是企業界對電腦大肆購買的開始。到1960年代末，普通的美國公司用了資本預算的10%以下來購買信息技術。30年之後，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這一比例已上升4倍，達到了45%。換句話説，到2000年，普通的美國公司為購買電腦系統而花的錢，已大致相當於購買其他各類設備的金額的總和。在同一時期，美國公司花在軟體上的開支上升了100倍以上，從1970年的1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 380億美元，而全球信息技術開支從1970年代的每年不到1 00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代初的每年1萬億美元以上。

在這30年中發生了什麼情況呢？公司有了變化，電腦也有了變化。當經濟中的服務業比重上升，而製造業比重下降時，投資重點不再是工業機械，而是轉向信息技術。與此同時，電腦本身變得更小、更便宜、更易於編程、更強大，而且任務應用範圍也大大擴大了。最主要的是，電腦變成個人電腦了——它們成了幾乎所有辦公室僱員都可使用的平常工具。

與現在形成對比的是，在主計算機時代，電腦是機構才用得起的機器。因為買或租一部主計算機太貴了——一台典型的IBM主計算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租價為每月3萬美元——租到主計算機的公司必須一直在用這&&腦，才能覺得划算。這意味着僱員個人幾乎無法直接使用電腦。如同在電腦之前出現的穿孔卡製表機一樣，主計算機和有關設備都單獨放在特別的房間裏，並由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專門人員（用塞盧齊的話説，是一批貌似神父的技術“專家”）來操作。如果某僱員要使用某一台機器，必須將他想運行的程序和所有必需的數據存入一盤磁帶或一摞子卡片中，然後將他要完成的運算任務或“批處理文件”排在同事的運算任務之後。主計算機的操作員會逐一運行這些批處理文件，運算結果將集中打印出來供僱員審查。如果一位僱員發現有一處錯誤，他必須再呈報批處理文件，並再走一次循環。

主計算機的批處理有一大優點：它能確保電腦得到有效的利用。沒有哪一台電腦會閒置，至少是不會閒置太長時間，典型的公司主計算機的運算能力已利用了90%以上，但批處理也有一個更大的缺點：它使電腦運算不是由個人進行的。在人與機器之間存在着組織和技術的屏障，這使人無法進行實驗，也限制了運算能力的應用範圍，而取得運算結果的延遲，使人們無法用計算機來支持維繫公司運轉所需的許多小的、日常的決定。

這一缺點並沒維持多久，當技術更新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發展時，電腦的體積變小了，價格也降低了。小小的晶體管代替了龐大的真空管，而廉價的標準化部件代替了昂貴的定制零件，從而催生了相對較便宜的櫃式小型電腦，它可以放置在辦公桌旁。櫃式小型電腦並不能取代主計算機，而是對體積更大和效能更強的電腦起輔助作用，但是它們大大擴大了企業對電腦的使用。由於櫃式小型電腦可與桌式終端連接，因此可使普通僱員直接利用電腦完成各種工作，從分析商業投資、設計新産品、安排組裝線進度，到寫信和寫報告。寫軟體用的語言到這時也變得容易多了，程序員可用基本的英文單詞和句法來編寫源代碼，而不必寫一長串數字。這使電腦編程行業有了極大的擴大，並使程序員數量猛增。由他們開發的應用程序的品種也大大增加了。到20世紀70年代初，公司買一台小型電腦的價格不到1萬美元，並可以馬上通過編程讓它完成某一專門任務。

小型電腦生意變得紅火起來，這促使數字設備、王安電腦和阿波羅等公司進入了電腦行業的前列，但它們的好景不長，小型電腦被證明只是一個過渡型機器。集成電路設計上的突破，尤其是英特爾公司在1971年發明的微處理器，創造了一種全新電腦——微型電腦，或稱個人電腦——出現並迅速普及，它比小型電腦體積更小，更便宜，也更容易使用。微機的到來迅速震動了電腦行業，並將人們引入一個商業運算的新時代。

個人電腦不僅會在商業上有應用，而且由於可以完成各種任務且價格低廉，因此會取代主計算機成為公司電腦運算的中心。

如同對主計算機一樣，專家們在一開始並不認為個人電腦在商業上有多大的潛力，但是這一次，人們的疑惑是非常不同的一種。主計算機被視為用作商業應用太強大了，而個人電腦則被認為用作商業應用太弱了。它們被斥為是無足輕重的小玩意，是供反常的玩電腦上癮者玩的玩具。當時有名的電腦公司（從IBM到數字設備）都對這種古怪的新機器不予重視。這時候，倒是一個名叫比爾蓋茨的大學退學生——他本人的確是一個反常的癡迷電腦的人——看到了個人電腦在商業上的潛力。蓋茨和他高中時的好友保羅艾倫（Paul Allen）於1975年組建了一個名為Micro-Soft的小公司，專為新發明的個人電腦編寫軟體。蓋茨很快就意識到，個人電腦不僅會在商業上有應用，而且由於可以完成各種任務且價格低廉，因此會取代主計算機成為公司電腦運算的中心。任何公司如能控制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及它創造的虛擬桌面，即能成為電腦運算生意中的佼佼者。蓋茨的洞察力將使Microsoft——這是他新改的公司名——成為信息技術的領頭羊，也將給他本人帶來無法想象的財富。

個人電腦使電腦應用民主化了，它把電腦從公司數據中心和信息技術部門解放了出來，使其變成了一種普遍使用的商業工具。在這一過程中，它也改變了公司組織電腦設備和操作的方式。放在辦公室員工桌上的個人電腦很快就互相組成了網絡，使僱員可以交換文件並共享打印機。陳舊的中央化的主計算機機房並沒有消失，它們被改造成一種新的數據中心。作為現代企業的動力房，這些數據中心包含存放公司最重要

數據的存儲系統，並包含強大的服務器電腦，以運行用來管理公司財務和運作的應用程序。僱員個人可以用自己的個人電腦運行個人的程序，如微軟的Word和Excel，亦可通過個人電腦使用中央服務器上的程序和文件。由於個人電腦成了共用服務器的“客戶”，這一模式被稱為“客戶—服務器運算”，它成為公司運算在個人電腦時代的定義性模式，並且至今都一直是主導模式。

放在辦公室員工桌上的個人電腦很快就互相組成了網絡，使僱員可以交換文件並共享打印機。陳舊的中央化的主計算機機房並沒有消失，它們被改造成一種新的數據中心。作為現代企業的動力房，這些數據中心包含存放公司最重要數據的存儲系統，並包含強大的服務器電腦，以運行用來管理公司財務和運作的應用程序。

“客戶—服務器運算”已證明是主計算機運算的鏡像，它使運算成為個人化的，但也使它變得非常沒有效率。公司的電腦系統和網絡，作為現代公司的數字化傳動裝置，在應用成倍擴大後也已變得越來越複雜。這種複雜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電腦運算的軟、硬體方面歷來缺少標準，供應商一般只推銷其自有品牌産品，而這些産品從設計上看與公司設備並不太協調。結果，公司的軟體程序一般只能在某種特定的操作系統、某種特定的微處理器、某種特定的數據庫、某種特定的硬體環境中運行。許多服務器電腦與多用途的主計算機不一樣，只能用作為單一用途電腦，只能運行一種軟體應用程序或一種數據庫。每當一個公司購買或自編新的應用程序時，它都必須購買和安裝一套專用電腦，而且每一台這樣的電腦的配置，都需能應付該應用的最大理論需求值——即使這一最大負荷很少或從沒達到過。

單一用途電腦系統的普及，已導致電腦能力利用率的極端低下。有人最近對6個公司的數據中心做了研究，發現其1 000&服務器的處理能力大部分只用了不到1/4。其他的研究表明，數據存儲系統的利用率也幾乎同樣低下，平均只達到25％～50%。在個人電腦時代到來之前，數據處理專家認為：節約運算資源不僅是經濟上應履行的責任，而且也是一種道德上應履行的責任。科普作家布賴恩海斯（Brian Hayes）回憶説：“浪費1個CPU周期或1個字節的存儲容量都曾是令人尷尬的失誤，用一台大電腦運算一個小問題會被人認為是俗氣和沒有體育精神，就好比用炸藥炸魚。客戶—服務器模式扼殺了節約這一倫理標準，極度浪費已代替節儉，成了商業運算的定義性特徵。”

客戶—服務器模式的複雜和效率低下，在過去的1/4世紀中已變得日益嚴重，而其原因就在於它的複雜和效率低下。當公司繼續增加更多應用服務時，它們只好擴大數據中心，安裝更多機器，為舊機器重新編程，雇更多的技術人員來維持運轉。如再考慮到企業還要買備份設備（以防服務器或存儲器系統出故障），你就能認識到，正如調查所顯示的，企業界為信息技術做的多少萬億美元的投資中，有一大部分都浪費了。

另外還有其他成本呢，當數據中心已經擴大並裝滿更多的電腦時，電的耗費量也飛速上升。據美國能源部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2005年12月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一個現代的公司數據中心“消耗的電量是一個普通寫字樓的100倍”。這些研究人員發現，一個公司為維持一個大型的數據中心，每月即用掉100萬美元的電。當服務器數量增加，電腦芯片也更強大和更耗電時，用電量還會迅速上升。Google公司的電腦工程師路易斯安德烈巴羅索（Luiz Andr岢 Barroso）做了一個結論：“如果電腦的（使用）效率沒有重大的改進，那麼在今後幾年，其耗電量會很輕鬆就超過硬體成本，而且還可能超過不少。”

客戶—服務器模式中固有的浪費對單個公司來説是挺麻煩的，但當你觀察各個行業的情況時，浪費問題就更嚴重，甚至説非常嚴重了。各公司如今的大部分軟體和幾乎全部硬體都和競爭者完全一樣。在作為購買者的公司看來，電腦、存儲系統、網絡互聯設備及使用最廣泛的應用程序均成了商品。它們無法使一個公司與另一個公司有區別，而公司信息技術部的人員也是一樣的情況。他們大部分人都從事例行維護——與其他公司的同類人員幹的是一樣的工作。由於人們複製出了幾十萬個獨立的數據中心，都用類似的硬體，運行類似的軟體，雇用類似的員工，因此給國家經濟帶來嚴重的經濟懲罰。它導致了經濟的每一領域都存在信息技術資産過度積蓄的現象，從而影響了電腦自動化所激發的生産率收益。

在電腦應用歷史上，電腦處理能力的擴大遠遠快過通訊網絡傳輸能力的擴大。這一差異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在自己辦公室安裝了先進的電腦，並將其連入自己的局域網，那它只能獲得擁有先進電腦的好處。

主要的信息技術供應商已利用企業的投資浪潮，變成了全球發展最快和最賺錢的公司之一。比爾蓋茨的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今的公司不論多大，幾乎都會買微軟視窗和微軟辦公軟體供其白領僱員使用，在每台個人電腦上安裝這些軟體並將程序例行地升級。大部分公司還會至少在自己的某些服務器上運行視窗操作系統，並在自己的數據中心安裝其他昂貴的微軟程序，如用於管理電子郵件系統的交換軟體。比爾蓋茨的公司自建立以來的30年中，其年銷售額已上升到近500億美元，年利潤超過120億美元，並在銀行裏有超過300億美元的存款，而且還有許多與微軟公司類似的公司，如軟體製造商甲骨文、SAP等，服務器供應商如IBM和惠普，個人電腦供應商戴爾及其他幾百個諮詢公司。這些公司全靠現代商業電腦運算的複雜性而生存，它們已高興地扮演了為信息技術軍備競賽供應武器的角色。

為什麼電腦應用會以如此貌似不正常的方式發展？為什麼電腦的個人化帶來了如此的複雜性和浪費？理由相當簡單。是因為有兩條定律在起作用。第一個，同時也是最著名的定律，是1965年由英特爾公司傑出的工程師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的。摩爾定律認為，微處理器的效能每1或2年即增加1倍。第二個定律是由摩爾同樣卓越的同事安迪格魯夫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格魯夫定律認為，電信部門的帶寬每一個世紀才增加1倍。格魯夫的定律主要不是想闡述技術事實，而是想對電話行業的停滯不前提出批評，但它也仍然表達了一個基本的真相：在電腦應用歷史上，電腦處理能力的擴大遠遠快過通訊網絡傳輸能力的擴大。這一差異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在自己辦公室安裝了先進的電腦，並將其連入自己的局域網，那它只能獲得擁有先進電腦的好處。如同直流電系統流行時的電一樣，人們這時尚無實際的方法可對電腦運算力做遠距離有效傳輸。

正如格魯夫的斷言所揭示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公認：通訊帶寬的缺乏是一個阻礙因素，使人們無法有效進行高效率的電腦運算。人們一向知道，電腦運算力從理論上講和電力一樣，可以在大規模公用“電廠”中産生，並通過網絡傳輸到各地——而且這種中央“發電機”就運營而言，會比分散的私人數據中心更有效率和靈活得多。還是在1961年的時候，當電腦科學家剛剛開始思考如何讓電腦互相對話時，在新興的網絡互聯領域，即有一名專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預言説：“電腦運算有可能在未來成為一項公用事業，正如電話系統已成為一項公用事業一樣。”每當在網絡互聯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就有一批倡導者站出來試圖把電腦公用運算搞成一筆大生意。在主計算機時代，就有公司在分時運算的基礎上將中央電腦租給其他企業使用，使後者能通過電話線與中央電腦直接連接。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公司（如“自動數據處理”公司）已開始在有償基礎上向社會提供某些例行的運算服務——其中包括工資數據處理。而在20世紀90年代，又出現了一大批“應用服務提供商”，它們在大量風險資本的支持下，通過互聯網向企業傳輸軟體程序。

但所有這一切的嘗試都失敗了，或嚴重受挫，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帶寬，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當電信業極力更新自身通信網絡時，寬帶能力仍然或是太昂貴，或是數量太少，使電腦公用運算公司在傳輸運算服務時速度太慢而且質量不可靠，這與客戶自建的局域網的高速和可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於是企業界在數字傳輸能力方面仍然問題百齣，只好將複雜、低效和浪費作為運營自動化的代價來接受。

但是現在，局面終於起了變化。聯網方面的阻礙在過去幾年已經開始瓦解，幸虧通訊公司在網絡公司紅火時鋪設了一大批光纖電纜——據相關統計，它足以繞地球11萬圈以上——互聯網帶寬已達到又寬又便宜的程度。格魯夫的定律已被撤銷，而這一情況至少就電腦運算而言，已足以改變一切了。既然數據可以光速在互聯網上高速傳輸，終於能向遠方的用戶提供電腦的全部運算能力了。運行你的程序的服務器電腦可能是在本樓的數據中心，抑或是在本國另一端的某數據中心，那都沒什麼關係，所有的電腦現在都是互聯和共用的——它們就像是一台電腦。正如Google公司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imidt）在1993年（當時他是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首席技術官）所預言的：“當網絡的速度與微處理器一樣快時，電腦就會虛擬化並通過網絡傳播。”

光纖互聯網對電腦應用所起的作用，恰如交流電網絡對電所起的作用：它使（數據中心）設備所處的位置對用戶不再重要，但它的作用還不僅如此，由於人們對互聯網的設計是要兼容任何類型的電腦及任何形式的數字信息，因此它就扮演了英薩爾的旋轉變流器的角色：使根本不同的和以前互不兼容的電腦在一起工作，就如同一個單一的系統一樣，它將不和諧變成了和諧。通過為數據傳輸和翻譯提供一個通用媒質，互聯網將刺激中央電腦運算工廠的形成，而這種中央工廠可同時為幾萬或幾百萬客戶服務。過去的公司別無選擇只好自己生産動力，但它們現在可從中央工廠購買動力（即運算）服務，這意味着它們終於可以擺脫數字傳動裝置了。

電腦運算的經濟意義已經變化了，而正是這個新的變化在引導着時局的進展。個人電腦時代即將讓位於一個新的時代：公用運算時代。

公用運算系統的成熟尚需許多年，這個新行業的先驅者，如同以前的愛迪生和英薩爾一樣，必將在商業和技術上遇到嚴重的挑戰。他們需要找出最好的辦法，來為不同種類的服務做測定和定價，他們需要在需求增長時更善於平衡負荷和管理差異系數，他們需要和各國政府合作，建立有效的調控機制，他們需要在保密性、可靠性和效率方面達到新的水準，最令人畏懼的是他們需要説服大公司放棄對自備電腦系統的控制並開始拆除投資巨大的數據中心，但這些挑戰終將被一一化解，正如歷史上已發生過的情況一樣。電腦運算的經濟意義已經變化了，而正是這個新的變化在引導着時局的進展。個人電腦時代即將讓位於一個新的時代：公用運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