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在對通貨膨脹給出的著名解釋中説：“在任何地方都永遠是這樣一種現象，即它是並且只能是一種貨幣的增長量超過産出量的貨幣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發生在交戰國各國內部的現象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高通貨膨脹率現象的出現需要五個基本的條件①：

1. 戰爭導致物品短缺；

2. 戰爭導致政府從中央銀行進行短期貸款；

3. 政府進而將債務有效變成現金，增加了貨幣的供給量；

4.公眾通貨預期轉移，貨幣平衡需求下降；

5. 進而商品價格上漲。

但是，純貨幣理論不能解釋為什麼通脹過程在一國要比在其他國家更能快速深遠地發展，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通貨膨脹導致的結果會各式各樣。如果把1914年到1918年主要交戰國的所有公共花費匯總，就會發現英國的總花費遠遠超過德國，法國的總花費遠遠超過俄國。以美元為單位，在1914年4月至1918年3月間，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公共負債額的增加值遠遠超過同期的德國。事實上，1913年到1918年間，德國流通中的貨幣量的上漲百分比（1 040%）遠高出英國（708%）或者法國（386%），但是該百分比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則分別為1 116%和961%。與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商品批發價格要遠遠高出德國。1918年德國柏林的生活消費指數是戰前的2.3倍，這個變量在英國則為2.1倍。那麼，按照這些數字顯示，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是德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變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國馬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貨幣？問題就在於戰時和戰後的債券市場。

戰爭期間，所有陷入戰爭的國家都被戰爭債券牽引着。那些之前從未買過政府債券的小額儲蓄者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開始投資戰爭債券。然而，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和俄國不同，德國在整個戰爭期間無權涉足國際債券市場（德國最初拒絕在紐約債券市場投資，之後一直被排除在大門之外）。而協約國則可以在美國或是富有的英帝國出售債券。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以及土耳其）則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國家出售債券。柏林和維也納雖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遠比不上倫敦、巴黎和紐約。結果，德國及其同盟國在國內出售債券愈加困難，因為這些國家發行了過量的戰爭國債，超過了投資者的承受範圍。很快，德國和奧匈當局就開始向其中央銀行求助購買短期貸款，程度遠遠超過英國。中央銀行購買的短期國債數額的上漲預示着通貨膨脹的到來，因為與出售公眾債券不同，將這些票據兌換成大把大把的鈔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供給。到戰爭結束時，差不多1/3的德意志債務都是“浮動的”或者説是未清償的。而且德國政府發行了過量的貨幣，僅僅是由於戰時價格管制，才未使整個國家陷入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戰敗使得這些國家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之前，各方都向納稅人和債券持有人保證，只要戰爭勝利，敵人將會為這些債務買單。可是事與願違。這些國家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意味着國家的破産。那些先前投資債券的人本希望能夠打贏這場戰爭但戰敗和革命意味着政府無力償還債務。德意志帝國的債權人不得不為這場災難買單。比戰敗更嚴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間頻繁爆發的革命，更讓這些投資者難以安心。還有在凡爾賽召開的巴黎和會，讓這個稚嫩的魏瑪共和國背上了一筆數額未定的賠款債務。當1921年債務最終確定時，德國人發現自己背上了一筆數額驚人的高達1 320億“戈德馬克”（一種戰前馬克）的外債。這筆賠款相當於國家收入的3倍多。儘管並不是所有這些債務都即刻生息，但預計的償付款佔到了1921年到1922年間德國1/3以上的財政支出。那些寄希望於德國的投資者在1921年夏天對未來並不樂觀。而戰後流入德國的外資僅僅是一些短期的投機貨幣或“熱錢”，隨着情況的不斷惡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簡單地把1923年的那次惡性通貨膨脹看成是《凡爾賽條約》導致的惡果，那就大錯特錯了。當然，德國人願意這樣認為，他們覺得通脹與條約的簽訂有很大關係。德國人一直聲稱，戰後的鉅額賠償是導致經常項目赤字的原因，除了印製更多的鈔票以外，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去應對賠償。通貨膨脹是馬克貶值帶來的直接後果。但所有這些都忽略了德國國內貨幣危機導致的國內政治隱患。魏瑪共和國的稅收系統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這個新生的政權對於那些拒絕納稅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與此同時，公共支出的開銷沒有合理的預算，政府尤其對公共部門的工資出手大方。遠在與戰勝國簽訂賠償協議之前，稅收不足加上過度開支，就導致了德國在1919年到1920年間巨大的財政赤字（超出國民生産凈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國中止償付戰爭賠款那一年，財政赤字已相當驚人。更糟糕的是，那些魏瑪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們在20年代早期就對穩定德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當機會擺在面前時也無動於衷。德國財政界精英們大都盤算着，在貨幣貶值失控的情況下，那些戰勝國會被迫修訂先前有關戰爭賠款的協議，結果會使德國出口的商品與美國、英國以及法國相比價格低廉。事實上，局勢也是這麼發展的，德國馬克的貶值大大促進了德國的出口。德國人沒有注意到的是，當美國和英國的經濟處於戰後發展衰退期時，由這場通脹引起的1920年到1922年間的經濟繁榮，導致進口需求大大增加，這樣便消除了原來預期的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德國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關鍵在於對局勢做出錯誤估計。當法國從德國官方一心要還清債款的偽善承諾中醒過神來時，他們終於決定通過對魯爾河流域工業區發動軍事進攻來收回賠款。結果導致德國宣布總罷工（“消極抵抗”），用更多的紙幣進行賠付。惡性通脹終於發展進入到最後階段。

正如米爾頓弗裏德曼所言，通貨膨脹確實是一種貨幣現象。但是，惡性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種政治現象，即由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根本缺陷所導致。事實上，面對敵國戰後日益減少的國內收入，確實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決德國國內和國外債權人相衝突的索賠要求。但是，許多德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國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國內經濟停滯和他國挑釁並存的狀況下，最壞的結果終於發生了—德國自身貨幣和經濟體系全面崩盤。到1923年年底，大約有4.971020德國馬克在流通，每天大約有200億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 820億。當時的價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萬億倍。但是，確實還有一些短期的好處出現。到1922年最後一個季度為止，通過鼓勵消費、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脹，德國國內生産的總産量和就業機會大大增加。正如我們看到的，貶值的德國馬克大大促進了德國的出口。但是，最嚴重的時刻直到1923年才到來。德國工業産量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業率達到了最高峰，工會成員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臨時工維持生計。不過，這並不算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這場危機對社會造成的打擊，以及給人們精神上帶來的創傷。艾利亞斯卡內蒂後來在描述他年輕時在遭受通貨膨脹打擊的法蘭克福地區的那段經歷時寫道：“嚴格而具體地説，通貨膨脹是一種群體現象。這是貨幣貶值的一個‘安息日’，人與錢之間奇怪的相互作用—錢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錢，人們感覺自己和手中的金錢一樣‘惡劣’，而且這種狀況越來越糟。金錢和人都被局勢擺布着，同樣都感到毫無價值。”

“貶值”是通貨膨脹的主要産物。這不僅僅限於貨幣本身，那些以該貨幣計算的一切形式的資産、收入以及債券，都會變得一文不值。對於德國來説，一場通貨膨脹掃清了德國在戰爭中和戰後堆積如山的內債，成功避免了一場毀滅性的經濟災難，但卻難以逃脫戰前就欠下的大筆外債。通貨膨脹對於稅費也同樣有着不小的影響，債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資的居民都會受到牽連，甚至還會影響到中上階層人們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級公務員以及各類專業人才。唯一能夠倖免的就是企業家們—他們調高價碼、買進美元、投資實業（如房産、工廠），或者使用正在貶值的貨幣來償還債務。惡性通貨膨脹會給經濟帶來長期不良後果：銀行受損、利率高企，再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一併讓經濟蒙受着巨大的損失。但對於德國來説，惡性通貨膨脹對於社會和政治的影響都不可小覷。1923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經發表了有關“食利者的安樂死”見解。他説，相比帶來大規模失業的通貨緊縮，通貨膨脹雖然讓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卻更能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因為人們知道哪種結果更惡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凱恩斯本人還曾對通貨膨脹的負面後果做了生動形象的描述：

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政府可以很隱蔽地沒收公民相當一部分的財富，通過這種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沒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沒收。這種手段使許多人變得窮困潦倒，但卻為另一些人謀得了福利。關於這種對財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僅僅從國家安全和穩定性上，而且對於現有的財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脅。對於那些得到橫財的人來説……他們是受益者，但同時也是資産階級抨擊的目標。對於資産階級，通貨膨脹對他們造成的傷害絕不低於無産階級對其的衝擊。而隨着通貨膨脹的持續……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長久的債務關係（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終極基礎）全然變得雜亂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

“現在還沒有一個巧妙、可靠、能夠推翻現有社會基礎的方法。”凱恩斯把自己的見解歸功於列寧對他的影響。雖然沒有記錄表明列寧説過類似這樣的話，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維克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將印鈔廠比做財政補給的機槍，把火藥都射進了資産階級制度的背後。

前蘇聯的經歷提醒我們，德國並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惡性通貨膨脹而衰退的國家。除前蘇聯以外，還有澳大利亞，以及當時剛剛成立的匈牙利和波蘭，它們在1917年至1924年間也同樣遭受了嚴重的貨幣貶值。在前蘇聯，布爾什維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債務之後，惡性通貨膨脹隨即而至。俄國的債券持有者也同樣經歷了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匈牙利和希臘所經歷的貨幣、債券市場的陷落崩潰①。

如果説惡性通貨膨脹與世界大戰的失利息息相關這比較容易解釋得通，但這一切仍然是個謎。在近些時候，也有許多國家由於經濟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債—要麼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麼採用貨幣貶值的間接手段。然而惡性通貨膨脹的影子沒能隨着世界戰爭的結束而消散，究竟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