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程方平

高校擴招確實帶來教育質量明顯下降

　　和訊網：一説高考上大學，我們知道高等教育改革是從1992年開始的，但是給我和其他人印象最深得是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雖然説擴招能夠圓很多人的大學夢，但是伴隨而來的就是大學的師資等硬體設施跟不上，這兩年開始突出顯現的就是大學生就業問題，有人説這是當初1999年擴招造成現在大學生就業難，這個觀點您認同嗎？是擴招惹的禍嗎？

　　程方平：就跟月亮惹的禍一樣，這種説法有一定的背景，擴招是適應了人們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願望，我覺得是合情合理、順應民意的。但是擴招後帶來的質量下降，這也是非常明顯的問題。而且在擴招過程中中國遇到這樣的問題，其他國家也一樣，其實説質量下降的部分是擴招的一部分，原有原來的教育大學教育是以精英教育為主的，在同齡人口中大概20%左右的人有良好的習慣、很好的基礎，很有潛力，這些人原來上大學，以後出來也是精英。在行行業業是科研、領導等等。

　　程方平：擴招以後出來的方向就發生變化了，也可能就是普通工人，但是這個普通工人跟原來的普通工人不一樣了，有高學歷了、他的見識、思維、魄力可能都會更理想。但是我們高校的這些設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程方平：突然就上了，在這裡我不想對決策做過分的評價。只是説我們現在的高校在原來的承受力之下，生源急劇擴大，在這方面的準確是不足的。我聽説有的高校老師一個星期要上將近20節課，要跑三個校區，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質量怎麼能夠保障？

　　程方平：另外實習場所，教師跟學生的交流和溝通、互動、大家的互相 啟發等等都會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學習者其實也要調整，因為你是在擴招的狀態下進去的，而過去上大學，大家都覺得我上大學畢業了，肯定當白領、進入國家機構，國家包分配，所以大家為什麼不惜血本進行高考，就是寶押在後面。但是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學歷的人口增加對應的就業崗位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白領崗位還是比較有限的。

　　程方平：你想一想中國一年正規大學生現在每年是四五百萬，要説全口徑的就業應該説還是能夠解決一些問題的。但是如果都集中在國家機關，由國家來包分配，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高校就應該培養學生的適應能力、創業能力或者説求職能力。而在這方面，也折射出我們的整個教育是有問題的。我到澳門、香港，包括到其他發達國家，那些教授跟我講，你們的學生到了大學畢業還不會找工作、還不會貸款、還不會炒股，還不會看廣告，他説我們的孩子小學畢業以後就懂這些了，所以到了上大學的時候也可能上一年就自己休學掙錢了，掙完錢回來再繼續上學，就業的事學校只給提供一個信息服務，沒有其他要求。

    程方平：我們現在把責任壓到各個大學身上，這本身對大學也是不公平的。我們看一看那些成功人士，有幾個是蹲辦公室，國家安排好成功的，其實更多是自主創業，自己去經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創造。所以在這些方面作為政府不要大包大攬，更重要的是提供，比如説我們鼓勵年輕人創業，給年輕人創業、大學生創業提供一些低息或者説長期還貸的好環境，另外給他們服務、給他們指導，讓更多人不是把自己的命運係在政府身上，而是係在社會、係在自己的創業上，西部開發遇到問題。為什麼不吸引大學生去那邊創業。

    程方平：就像當年美國通過一些政策來刺激開發西部一樣，如果在西部創業的這些大學生有比較好的免稅政策、比較好的貸款政策、比較好的創業的土地資源的配給，或者説是優惠政策，我想很多人會從東部沿海、從大城市向西部去，而在那些地方機會是很多的。

大學生就業問題並非高校能獨力解決

　　和訊網：等於在就業這個問題上不是學生個人或者是高校能夠解決的，而是在國家更宏觀層面來解決的。

　　程方平：這個問題如果壓在高校上，高校不堪重負，而高校真正要做的教學、科研的事反而被縮小了。在這些方面作為國家也好，作為國民也好，要為高校發展一個好的空間，才能給我們的學生創造好的環境。

　　程方平：現在就業率是考核高校的一個標準。

　　程方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的確立還是值得探討的。

　　和訊網：現在出現這樣一個社會現象，社會在不停地強調大學生放下身價，不要在就業過程中眼高手低，有時大學生收入會很低，零塊錢也去幹，只要給我一個就業機會就行了。有些是損害大學生權益的，怎麼保障大學生的就業權利和自身利益的問題呢？

　　程方平：你説的問題非常實際，我聽説有零工資的，或者説大學畢業才拿四五百塊錢，大學生就業有很多困難。你想在北京，如果自己住房、自己吃飯，還要購置一些衣服、還要繼續學習，負擔確實是很重的。在這種情況下行業的最低工資，比如北京有一個最低生活保障，國外很多國家也有，咱們國家其他地方也有。大學生的工資起碼要高過最低保障。如果最低保障都達不到，那上大學，或者説他學的這些東西真是沒用了。

　　程方平：大學生是不是有一個大學畢業的最低保障，這是第一。第二經濟有時上升、有時下降，現在我們遇到一些經濟大背景上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就業就面臨着更多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怎麼調整政策？ 這幾年國家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到西部當志願者、當村官，還有一些其他的貸款等等。在這方面牽扯到一個國家怎麼來管理這個國家、管理人才，比如説貸款，銀行系統的制度就有好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個別人鑽空子，整個政策就被推翻了。

　　程方平：到西部去作為志願者，有些人去了回來後，這邊不兌現，比如上研究生、當公務員等等兌現不了，時間長了這個制度又推翻了。所以國家在確定一個導向時一定要有配套措施跟上，一定要有法律意識。比如説我們的大學生如果做了這個事回來後得不到兌現，這就要有責任人的。這個事是誰承諾了、誰沒兌現，弄不好以後行政法還是什麼法就要來有一個説法了。當然中國這麼大有很多問題確實很難困難。作為政府部門或者是相關研究機構一定要把這些事系統化加以研究。

　　和訊網：還有2000年再往後一兩年，“研究生熱”其實也是就業難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還有一種是中國固有的思維模式，對高學歷的認可，太迷信高學歷了。您怎麼看“研究生熱”的問題？

　　程方平：你説的是一個方面，而且我們發現現在研究生以上學歷女生的數量非常多，幾乎有些學校比如説偏文科的學校幾乎60%以上全是女生。當然我們不是説女生比例大有什麼不好，説明什麼呢？一個是因為就業不能馬上找到，只有提高了學歷才可能會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但是後邊的工作有很多又跟學歷沒有關係，這就造成很大的浪費。 前一段我聽説咱們的博士生已經超過美國，而且博士生出來後很多人是做行政，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來思考我們培養這些人幹嗎。 那天在報紙上説，某某領導是院士，某某校長是院士，後來我就想這些院士其實要去搞科研可能共享更大，這些院士這裡當官、那裏當校長什麼的，我覺得國家在安排人才方面，是不是有個院士當你的校長、院長這個學校就搞好了呢？過去很多教育家他本身就是教育家，頂多是一個學者，但是他不是科學方面的大牌精英。

　　程方平：現在我們説諾貝爾獎得不到，但是同時又把這些高學歷的人都去弄行政，我覺得這也是令人費解的一件事情。

　　和訊網：中國太迷信高學歷了。

　　程方平：其實學歷是一個學習的經歷，比如説大學以後也就是六年，或者説像學醫的會長一點，但是如果説在這裡面都是跟書本打交道，或者説都是跟實驗室打交道，人只是在某一方面得到了比較好的發展，但是他適不適合行業、適不適合社會還要劃問號的。因為人是否成功需要有綜合素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