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強勁寒流，讓許多企業都強烈感受到平安過冬實在太難。企業破産與民工返鄉的風潮，不只是經濟問題，同樣也是不容輕忽的社會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通過種種手段來進行有效化解。

　　最近一段時間，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侵襲推出的制度性救濟，也是層出不斷。比如，日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出通知説，根據當前經濟形勢和企業實際，近期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不過，這個“暫緩舉動”，卻招致無數公眾的斥責。
　　儘管説，公眾也很明白，在許多領域進行救市行為，本質目標也是在救我們自己。但是，冬天已到，寒氣襲人，誰都需要及時的取暖。也就是説，公眾對於政府的相關救濟手段的訴求，更多時候會體現在救濟的效率上——政府的救濟政策，應該最直接與最快捷地體恤民生，讓那些相對貧弱的群體及時拿到一件過冬棉襖。
　　也正是這個原因，讓許多公眾對於“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感到很失望。畢竟，這個制度意味着，經歷過長久籲請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現在終於成為一個休止符了。雖然，“暫緩”兩個字，並不意味着政府今後就不再考慮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調整了，但是，即便是在CPI高企，經濟快速增漲的年代，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都在經過漫長年月的等待之後也沒有落地，而未來經濟沿着下行線滑行，顯然又將需要一段漫長的時期。由此就不難推想，再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那一天，公眾等得不是花早已謝了，可能是心早已碎了。
　　如此兩廂比較之下，其實不難看出，在以最低工資補給民生方面，有太多的遺憾與尷尬。政府在以最低工資標準來對勞資進行利益平衡方面，存在着某種制度滯後性，不能發揮出及時的調節效應，導致相關群體利益受損。事實上，這個問題，如同過去公眾一直訴求的工資增長與CPI聯動一樣，都反應出在利益分配領域，制度長期缺乏激勵而趨於僵化，長久地停駐不前，在社會經濟的風雲變化面前表現得無動於衷，這樣的制度自然難以産生相應的效率與效益，把太多的民生壓力轉嫁到那些貧弱群體的身上。
　　所以，與其説，公眾現在對“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不滿，倒不如説，是公眾對過去長期不變的最低工資標準積鬱成憤——試想，如果在前幾年經濟快速增長、CPI不斷高企的語境下，政府能夠迅疾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實行工資與CPI聯動，來及時的體恤民生，反哺社會的話，那麼，在現在金融危機寒流下，哪怕是政府適當降低最低工資標準，也都會獲得公眾的理解與支持的。
　　畢竟，最低工資標準，是在尊重勞動者的勞動價值，綜合考慮勞動力的使用成本以及社會整體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基礎上，來賦予底層勞動者特定的權益，來保障其基本體面的生活。這本身既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民生福利問題。對於民生問題，政府聽取民間的疾苦聲，不讓民生負擔加重“痛苦指數”，就必須進行及時的動態處理，這才是政府的善治。否則的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長期治標不治本，到關鍵時候反而無所適從。舊的問題沒解決，就被新的問題來給覆蓋了，這時推出的制度救濟，自然會讓人面對新傷，想起舊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