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府的自省平息了罷運事件
    2008-11-11    作者:楊耕身    來源:齊魯晚報

  我們到底有能力防止類似罷運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嗎?這需要由一種更加完善的社會溝通、博弈機制給出答案。

  6日上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重慶計程車運營事宜與計程車司機進行座談。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表示,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徹底解決計程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如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解決計程車“加氣難”的問題;推進計程車運營體制改革;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

  重慶計程車司機罷運事件驟然而起,卻也迅速停止,僅僅一兩天時間,主城區的計程車已全面恢復正常營運。筆者認為,在這起罷運事件中,當地政府表現出了應有的自省,這是罷運事件很快平息的真正原因。
  重慶計程車罷運事件原本是可以不發生的。當我們回頭再看看這起事件,就會發現罷運的直接原因是“份兒錢”等原因,而深層原因是處理機制的低效率。固然,出租汽車公司未經批準擅自提高“份兒錢”,加重了計程車司機的生活負擔,而在罷運次日,由于重慶市政府責成各出租汽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去年的水準,罷運就應聲停止。從表面看,“份兒錢”顯得至關重要,但我們有必要假設,有沒有一種方式,既能夠滿足計程車司機的訴求,又能避免罷運呢?顯然是有的——在降低“份兒錢”這個處理結果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在罷運之前就能夠知情,對計程車司機的合理要求予以滿足,罷運恐怕就不會發生了。
  重慶市政府有關官員表示,“將抓緊研究計程車行業的訴求” ,“建立更加暢通便捷的訴求反映和溝通渠道”,由此可見,溝通渠道的缺失,被重慶計程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方式來“提請關注”。它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秩序:計程車司機找不到表達訴求的渠道,或者有渠道也形同虛設,于是,罷運就在政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全城罷運”此時成了唯一的對話方式。
  為了防止最壞情況的出現,我們的制度設置必須更加完備和有效率。一些西方國家也經常出現罷工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罷工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或行業組織,在與政府或資方進行充分博弈而無法達成共識之後,才採取行動。這種在舉行罷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事實上成為一種社會矛盾的緩衝與消減機制,更是一種盡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的機制。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擁有社會矛盾的緩衝地帶,一定能有效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我們到底有能力防止類似罷運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嗎?這需要由一種更加完善的社會溝通、博弈機制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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