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慶計程車司機罷運風波平穩收場，重慶市政府的柔性處理策略和靈活身段，以及參與罷運的大多數司機的相對理性克制，為今後人們處理類似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正面樣本。

    與多數群體性事件一樣，此次重慶計程車罷運風波的發生也跟之前的官民互動不暢有關係。重慶市市政府副秘書長崔堅向媒體指出，之前重慶市交委等有關部門就聽到計程車司機罷運的消息，但是由于疏忽，沒有及時解決問題，導致大罷運的出現。根據中國政府的問責制度，相關官員將受到處分。
    而在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對話的時候，有計程車司機代表指出，希望政府和各個部門都能成為基層的朋友，給他們這些最底層的高風險低收入者，“多提供像今天這種直接給各位領導反映的機會和場所，就能夠很有效地避免這次停運事件的發生。”
    溝通與對話所帶來的資訊交流無疑是防止誤判與漏判的最佳方式。而溝通的有效性則依賴于常態化的組織媒介和平臺。在中國現行管制格式下，某一領域或行業出現問題，本著“守土有責”的原則，將板子打向相關主管部門，有其一定合理性，對提升有關官員對于輿情的敏感度和處置問題的效率不無裨益。然而考慮到現有的溝通因組織媒介與平臺的匱乏而面臨的低效率，有關官員不免有“抱屈”之嘆：他們怎麼判斷關于罷運的説法是個別心懷不滿的司機一時激憤的言辭，還是確乎有發生的可能呢？往往在他們搜集資訊的過程中，處理問題的最佳時間就已經被錯過了，而這並不完全是因為“疏忽”。
    如果他們面臨的是有常態化組織的計程車司機群體，那麼那些被普通司機信賴並擁有授權的代表們所提供的資訊，將是有效的資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溝通與對話將大大減少“疏忽”的可能性，而經此溝通後提出的解決辦法，也將更加即時和有針對性。重慶市委市政府與計程車司機代表進行對話後對事態平息所産生的良好效果，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這些代表能更早一些産生，溝通能更早一些進行，效果肯定更好，或許罷運根本就不會發生。
    而如何讓各個行業的從業人員進行自組織和自管理，進而選出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代言者，眼下依然是一個相對“敏感”的話題。而像重慶計程車司機代表所提出的 “多提供像今天這種直接給各位領導反映的機會和場所”，從現實可操作性而言，批量復制的可能性不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計程車罷運風波的解決之道，在從手段和結果均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良性的示范的同時，也再次凸顯了我們在解決類似事件時所面臨的制度性資源的匱乏。一言以蔽之，重慶之道依然沒有完全擺脫應急型應對的軌跡。
    在目前的格局下，在加強行業自組織和增加官民對話頻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漸進可行之道呢？在官員之外，在現有政制框架下，加強人大和政協對相關行業和領域的調研和問政力度，及時發現問題，反映民情，似是一條可行之道。而類似于香港的那種根據功能界別團體劃分和代表名額的辦法也是可資借鑒的——那些來自出租和公交領域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無論如何要比局外人更能體認和代言本行業的利益，進而能與主管部門和普通市民形成更有效的對話與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