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輛停駛計程車恢復營運後，重慶計程車企業公開承諾下調”份兒錢”（即通常説的”承包費”，重慶司機們都稱為”板板錢”），以保障駕駛員的利益。重慶計程車駕駛員還將成立自已的行業協會，搭建與企業，政府協商，對話的平臺。（<<東方早報>>11月9日）

　　對此，應該説自媒體報道，重慶計程車駕駛員因不堪承受計程車公司”份兒錢”，加氣難等問題並長久沒能得到解決，進而演變為一次”罷運”風波後。該事件不僅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並且也就此成了一個具有相當社會公共含意的事件。所幸的是，因為有了重慶地方官員的及時介入與明智，才使事件解決有了如今可謂較為完滿的結果。然筆者也認為，鑒于類似計程車行業”份兒錢”在不少城市的計程車行業同樣存在，應該説這次重慶新生的計程車駕駛員協會，似乎可以在其他城市進行推廣。
　　其實就有利民生制度建設角度，就重慶出現的這次”罷運”風波而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無疑肯定是因”份兒錢”等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決。不過，如果就此以制度化解社會矛盾衝突有效性層面講，實質上還是計程車司機們的利益訴求，在原有制度框架內沒有相應的表達渠道所致。因而在此前提條件下，經過日久積累，才使計程車司機們的利益訴求不得不通過制度外的方式進行了排泄。如今，好在因為有了重慶地方官員的開明與明智，結果不但使事件得到解決，而且還就此建立了計程車駕駛員日後表達利益訴求的行業協會機制。可以説，這無疑是一種具有社會公正進步含意的制度安排。所以就制度建設角度，同時也因類似重慶計程車司機所碰到的”份兒錢”難題在不少其他城市計程車行業也同樣存在，那一個問題也就出現在社會面前：即像重慶這樣的駕駛員行業協會，是否也可以，並且應當在其他城市進行推廣，並以此為眾多的計程車駕駛員利益表達提供一個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制度平臺。想結論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還有以提高行政管理有效性講，應當説，對作為執行社會公共民意的法定行政機關來説，説到底衡量其具體行政管理公正與否的尺規，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其是否對社會弱勢群體實施了有效的保護。對此就以目前一些城市的計程車行業行政管理為例，按理，一些城市對作為公共資源的計程車牌照實行”總量控制”的行政安排，那地方政府就有義務就此建立其中利益能夠得到公平分配的相關制度，並且這種制度的形成還應該具備民主和公共參與的特徵。然就此衡量，或許在某種意義就可以説，正是由于沒有這本應該有，然事實上卻沒有的此類制度安排，才會釀成這次的重慶計程車罷運事件。因此，無論以提高行政管理水準，還是從社會穩定與推進民主決策角度，推廣重慶這個新生的駕駛員行業協會模式，不僅有利于計程車企業與駕駛員，以及駕駛員與政府之間的對話，以提高社會和諧水準。同時説不定，隨著如此社會機制的進步演化，還能對其他社會矛盾的解決體內供一定的示范與樣板，並進而對社會整體民主水準提高産生諸多的積極影響。
　　所以應該顯而易見，倘若重慶的計程車司機協會模式真能在其他城市得到推廣，結果肯定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此，社會也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