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8000輛計程車從3日開始進行停運，驟然發展為轟動一時的公共事件。6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部分司機對話，認同計程車上繳的份子錢確實不合理。7日，重慶計程車協會表示，計程車企業和私營老板已同意調低份子錢，但具體額度尚不清楚，要以市政府公布的為準。此外，該協會還鼓勵組建從屬于它的駕駛員協會，以便的哥的姐能以集體方式與資方進行商談。總體上看，政府在行動，可停運的余波未了。
需要注意的是，停運的導火索並非只是份子錢所代表的利益分配不公。據重慶交委的資訊披露，停運司機的訴求還包括另外三方面：運價結構不合理、城區加氣難的狀況惡化、黑車猖獗擾亂運營秩序。如果僅僅將焦點放在份子錢上，而不去彌補其他訴求所吁求的政府責任，從而將停運事件簡化為勞資矛盾，恐怕不僅會矮化停運的訴求，也無法圓滿回應停運事件，更無助于從根本上消除停運的社會成因。
在過去幾天，無論是市委書記當面聆聽司機看法，還是協會表態要推動成立司機行會組織，都顯示了政府解決事態的積極立場。其中，新建制度化通道，以機制來接納司機的正當訴求相當關鍵。問題是，必須要予以停運司機以組會的主體地位，讓他們有機會成為勞資談判的平等一方。事已至此，政府還需進一步開放心態，還權于民，促進解決停運繼續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並獲得更多的實質性成果。
利用制度化安排為社會運動提供出路，以減輕它們的社會震蕩，這是政府在應對類似事件時應當做到的。但它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政府與民眾能夠互信。停運事件至今，政府採取了一係列舉動，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有許諾，也不乏實際措施。可停運方始終保持沉默，拒絕評估政府應對停運訴求的作為。考慮到停運事件還未最終定性，組織者對官方行動不予置評，非不願不能，實在是因為不敢。
停運形成後，能傳達司機訴求的代表一直缺席，實際上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協商對話，這不能説是正常現象。其間所隱射出的民眾顧慮值得行政者深思。長期以來，群體事件很容易被扣上“陰謀論”的帽子，民間正當的利益訴求往往得不到重視。政府疲于遏制突發事件，習慣性地以強硬手段取代對話機制。這麼做的嚴重後果是，政府疏于理解及觸及事件背後的社會心理、利益格局等深層次矛盾。
份子錢絕非重慶獨有的行業弊病，它存在于全國絕大多數城市。需要説明的是，計程車司機的利益受損並非僅由份子錢造成，它來源于社會資源的失衡分布，一旦公共政策不能制衡于它，既得利益就可以貪婪地侵害正常的利益配置。不只是重慶停運事件，在既有的眾多群體事件中，我們都不難發現這一變異的規律。盡管民眾可以忍，但是假如超過了極限，那種對正常利益的需求就可能爆發出來。
重慶停運事件以極端的樣式表達訴求，而政府的處置又表露了對待民眾訴求的真實態度。就目前的進展而言，官員直接對話和資方稍微妥協還都是技術手段。其實，考驗政府的遠遠不止這些，重要的是以停運為契機檢視現行政策的實際效用，均衡地吸收各方意見，代之以更周全的施政，至少是修訂公共政策以紓解公益的困境。這就是群體事件所起到的警示功能，它以激烈的社會情勢敦促政府改良。
停運令長久積壓的憤懣衝出地平線，也反向證明政策確有不合時宜之處。起碼，一個執政為民的政府要制止強勢集團對弱小的習慣性傾軋。這一政府原則屬于包括重慶在內的所有地方政府。為此，政府要厘清停運事件的邏輯關係，提煉出事件演化的一般規律，誠實審視政府在類似事件中的欠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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