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1月5日16時，重慶出租車全面恢復正常運營，罷工的群體事件漸漸平息。對於這起事件發生的原因，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有天然氣加氣困難、黑車營運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有的出租汽車公司對出租車駕駛員所收的“份兒錢”每天增加了50元~70元，由此使駕駛員的收入全年將減少2萬元以上，從而加重了出租車駕駛員的生活負擔，增添了他們的生活困難。(人民網11月5日)

    重慶市政府已很快責成各出租汽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到去年水平，既然提高的份兒錢被取消，説明其不合理；政府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解決也説明問題並不是很難解決。那為什麼在罷工前沒有得到及時而有效的解決？出租車司機不可能沒向有關部門反映過問題，為什麼反映得不到重視呢？
    老百姓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問題，往往得不到重視。一旦矛盾積累，引起民憤，問題才能得到解決──這在時下似乎司空見慣，如甕安群體事件和海南文昌衝擊派出所事件即是。
    近年來，群體性事件有增多趨勢。通過群體性事件甚至是打、砸、燒，引起重視，從而最終解決問題，這本是一種反常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但如果老百姓通過正當渠道反映問題、表明訴求，卻總是得不到理睬，或解決問題的效率極低而老百姓付出的成本又極高，那老百姓就只能尋求極端方式。而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又極為快捷有效。久之老百姓就誤以為，只有把事情鬧大才會解決問題，並且形成對這種途徑的依賴。於是乎，通過把事情鬧大來解決問題，就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反常現象。
    但這種後果是非常可怕的。我們設立了那麼多機構和解決問題的程序，老百姓卻不選擇這些程序，那它們就形同虛設。這樣，一方面，導致社會資源浪費，讓社會徒費成本；另一方面，這些機構和程序存在的正當性將會受到影響。
    群體性事件不光造成經濟損失，對社會秩序、人們的思想信念也會造成很大影響。更嚴重的是，當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將會受到拷問，政府的合法性也將受到極大傷害。因此，一定不能讓“鬧大才有人管”成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