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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等艙豪華廚房裏咖啡壺內的殘渣，這是一個做企業公關的朋友對工會正在運用的創新談判手段的説法。距離暑期實習生涯已有7年，我新近加入位於芝加哥的聯合航空公司，任國際事務部經理。之前，我在卡特總統國內政策首席專員斯圖爾特?埃森斯塔（Stuart
Eizenstat）經營的一家公司裏工作，身份是華盛頓的説客。我在聯合航空公司的正式職責是負責確保聯合航空公司的國際航線和設施的權利免受侵害，手下有一名員工。我的非正式角色是協助CEO史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以及他的長期顧問、公司律師勞倫斯?納金（Lawrence
Nagin）。雖然我喜歡這份工作，但是很不幸，差不多一年之後我們就開始與工會進行談判，試圖出售公司，以換取工會同意裁減工資和員工，從而使聯合航空公司更具競爭力。到1994年春天，談判達到了高潮，別人告訴我，我已成為咖啡壺內的殘渣。
我對這份工作的熱愛緣于這樣一個事實，這個行業需要法律、政治、政策和財務方面的通才來協助制訂公司的戰略計劃。儘管這個行業在國內已放鬆管制，但在國際上仍然受一系列複雜的雙邊國際協議的約束。在國內，放鬆管制對財務的影響加劇了來自工會的壓力，進而引發與當地機場、選民以及政治家産生爭議的一系列問題。我要準備演講稿和各種簡報，並陪同沃爾夫到全球各地與政府和行業首腦會面。
長期以來，沃爾夫和他的團隊遭到工會的詬病。儘管聯合航空公司在三大洲的國際航線擴大了三倍，並躋身於國際航空業領先位置，但是，沃爾夫在公開場合的航空業目前狀態難以持續的言論仍讓工會領袖們感到不滿。所以，大家都清楚，要與工會達成任何協議的前提是沃爾夫和納金走人。這樣，雖然我的正式職位尚能保住，但最有樂趣的非正式職務則不復存在。沃爾夫和納金都不清楚他們下一步該幹什麼，當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當我還沒有從政治鬥爭中緩過神來時，電話鈴聲再度響起。我強打精神接聽電話，以為又有什麼更意外的消息，然而驚喜的是，電話那頭是法學院老同學凱文?辛格（Kevin
Czinger）。我早在10年前就認識凱文，那是1984年我進法學院的第一天。我們被分在同一“小組”完成學科作業，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作為前耶魯足球隊中的小明星，凱文以強打強攻著名，畢業後他跟隨當時任檢察官的魯迪?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工作。在那裏，他遇到耶魯校友阿瑟?利曼（Arthur
Liman），當時他們分別代表政府和GAF公司打官司。GAF公司陷入了重大內幕交易案件。（凱文對利曼不錯，利曼在初審時敗訴，之後在上訴時獲勝。）利曼鼓動凱文進入投資銀行界，並安排他去見當時高盛的聯席CEO史蒂夫?弗裏德曼（前康納爾摔跤明星）和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此後，凱文被介紹給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桑頓是高盛公司中頗有爭議的一個年輕合夥人，他正在組建人馬開拓倫敦以外歐洲其他地區的投資銀行業務。
凱文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已經在高盛工作了兩年，先在紐約接受6個月的培訓，然後在倫敦直接為桑頓幹了18個月。我們以前談論過投資銀行，凱文知道我對這行沒興趣。這段時間以來，有兩件事發生了變化。在我這方面，我明白，一旦聯合航空公司的管理權落到工會領袖手上，我們這些前任老闆的心腹就沒有好日子過。在凱文那方面，桑頓正讓他協助建立歐洲傳媒組，從外部招聘幾個聰明而有幹勁的年輕專業人員。一旦接受任務，凱文總是奮力完成。桑頓特別指出新招的人不要那些受過高盛紐約總部狹隘文化氛圍玷污的人，而我正好符合這個條件。
“凱文，6年前剛從學校畢業的時候我就可以當投資銀行家。我也嘗試過了，但是我不喜歡，所以幹別的去了。為什麼現在要我回來做一開始不願意做的事？”
“現在不一樣了。”他堅持著。
“承認了吧，這行當太乏味！”我還是拒絕。
“讓我告訴你吧，我的頭真的是在做事。傳媒業，英雄有用武之地。讓我們一起幹吧，會很有趣的。”他喋喋不休地闡述著理由，句句有理。
傳媒當然比雞肉有趣得多。我癡迷于戲劇和電影（雖然是個失敗的演員），不過大學畢業後因為沒有考進耶魯戲劇學院，所以把對莎士比亞的熱衷擱在了一邊。儘管我喜歡凱文，但想到要每天跟他在一起工作總是有一點不安。
“知道嗎，凱文，你説的是高盛。你知道我永遠不可能適應這個公司。”我在商學院的時候就對高盛的企業文化有深刻認識——規矩刻板，等級森嚴，沒有個性。他們吸引了不少當過兵的和校園運動隊的畢業生（凱文兩者都是），這些人習慣於服從命令，埋頭拉車。想象一下這樣的同事和工作環境。無休止的面試，每個人都可以投否決票。這不是我的生活，這種事絕不會發生。
“你不了解，老兄，”凱文繼續步步緊逼，“桑頓也看不慣這些，他真的是想在這裡搞些新花樣。他在這裡説了算，他會保護你，別人傷害不到你。我們只做自己分內的事並努力把它做好。我們承認你在其他地方的工作經驗，不用從新人做起。告訴你，會很有趣的。
“只是見個該死的面。”他吼起來了。
“好吧。”我吼了回去。見個面會有什麼損失呢？當時我們實際上正在著手讓工會接管公司，而沃爾夫和納金看上去越來越不可能控制局面了。我喜歡傳媒業，喜歡倫敦，而我手頭又沒有其他好的選擇。真見鬼。
當我依約來到倫敦的時候，凱文正在香港，高盛那優雅而時髦的辦公樓裏我一個人都不認識。辦公樓坐落在弗裏特大街，低調地躲在另一幢樓後面。據説高盛樓下的出租車站點是除了希思羅機場以外倫敦最繁忙的地方。高盛改換出租車服務商的那天至今仍然被失去大主顧的出租車公司稱為“黑色星期二”。
我被領到九樓的一間大會議室，那裏位於辦公樓的頂層，是一個會議中心，用來接待訪客。會見約在下午6點，但桑頓晚了一小時才露面。當他終於跨進會議室並跟我握手時，我吃驚于他的年輕和活力。桑頓當時只有40歲，渾身充滿了幹勁。他長得挺英俊，有點小肚子，滾圓的鼻尖讓人聯想到WC菲爾茨美國喜劇演員。——譯者注（WCFields）。當他説話的時候，多是省略句，好像他擔心正常的説話方式會影響交流。他在交談時還有些滑稽的小動作，就像羅德尼?丹澤菲爾德美國喜劇演員。——譯者注（Rodney
Dangerfield），會不時地整整領口或者撩撩右邊額頭上垂下來的棕色頭髮。
到晚上差不多9點鐘的時候，桑頓像進來時一樣突然要離開會議室，他很快握了握我的手説，凱文會在最近一兩天裏回來跟我談入職的細節問題。我一個人待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裏，坐下來望著窗外倫敦漸黑的夜色。
“入職？”我對自己説，“那其他面試呢？具體工作到底是什麼？”
與桑頓談話的兩個小時裏，我根本沒有得到關於具體工作的任何消息。我們的話題與投資銀行完全無關，因此我也不需要吹噓我的雞肉故事。交談中只對我高中和大學裏的學習情況進行一問一答。他在談話中碰到感興趣的事情就刨根問底，碰到不感興趣的事就毫不客氣地馬上跳過。最後，他的決定簡單明了：“我要找懂行的聰明人。史蒂夫?沃爾夫和斯圖爾特?埃森斯塔都是懂行的聰明人，他們也需要同樣的人給他們幹活。你在他們手下做事，看上去讓他們很滿意。就讓我們開始幹吧。”接下來的談話內容跟我或工作沒有什麼關係，更像是他要從他感興趣的話題中汲取更多的信息。
幾天后，凱文如約將工作合同傳真到我在芝加哥的辦公室。當時，我全然不懂得讓高盛人事部發出聘任書所包含的奧妙。凱文想給我一個印象——公司完全沒有官僚作風。合同條款非常慷慨。我的年薪是225萬美元，這個數字是我現在工資的兩倍。除此之外我可以提出條件，凱文建議我要求每年遞增10萬美元。合同中提到，到1996年會考慮將我從經理升到副總裁，我把這個條款理解為高盛已把我以前的説客和聯合航空公司經理的經歷折算成兩年資歷。坦率地説，我沒有想到過自己能掙那麼多錢，因此也沒有試圖去討價還價。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沃爾夫和納金對於我在他們離開公司之前就另攀高枝的舉動多少有點不悅。當我向他們説了新工作的具體情況之後，他們同樣表現出非常驚訝——居然有人提供了這樣一份工作。幾星期之後的7月12日，在苦樂參半的股東會議上，公司被正式轉交。那天，納金告訴我，沃爾夫希望我去芝加哥菲爾蒙酒店地下車庫等他，送他去開會。我知道這意味著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諒解。
股東會議召開的那天是星期四，我飛往倫敦到高盛入職是在星期一。在酒店裏跟大家告別之後，我回公司總部收拾桌子。當我走過行政辦公室，看到的景象仿佛是法國大革命。將行政辦公室與外界隔開的玻璃已被卸下來，工會領袖們在裏面走來走去。我路過沃爾夫的辦公室，看到一個工人拿著訂書機，其他人在翻著他的抽屜。這是一個不祥之兆。
後來，我接到《紐約時報》一位記者的電話，他正在寫一篇文章，是關於美國企業員工持股和參與管理新時代的，並著重介紹聯合航空的案例。我試圖溫和地提出我的觀點，航空業獨一無二的歷史和長久以來的怨恨並不只存在於管理層和員工之間，也存在於不同的員工組織之間，這個案例並無代表性。他不願多談。《時代》雜誌對員工控股進行了系列報道，仿佛那是解決工商界所面臨的競爭和行業關係問題的靈丹妙藥。聯合航空公司後來的破産事件表明，這個行業所面臨的問題要複雜得多。
飛越大西洋來到倫敦，我很高興自己從之前聯合航空公司移交權力的壓力中解放出來。我打算在倫敦開始新的生活，會見老朋友，了解傳媒業。但我不清楚自己從高盛可以得到什麼，也不清楚公司對我有什麼期望。星期一早上，我開始尋找問題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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